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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20世纪70年代初，河北省正定县曾以我国北方粮食高产县而名噪一时。从那时起，它被 “逼上粮山”，沉重的包袱背了十几年，结果成了闻名全国的高产穷县。最近，记者访问这里，强烈地感到：高产穷县已成历史，商品生产正推动全县城乡大踏步向高产富县迈进。县委书记习近平高兴地对记者说：“依托城市，引进智力，加速 ‘两个转化’的新战略，使我们扭转了多年的被动局面，也给正定带来了新的起飞。”
1981年秋天，胡耀邦同志到河北视察时指出：单算粮食生产不行，要搞多种经营，算全面账，让农民尽快富起来。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当时的正定正在单一经营的死胡同里兜圈子，片面追求粮食高产，踩棉花，挤油料，压瓜果，砍副业；粮食生产不顾成本，盲目增加水肥，结果，粮食亩产过 “长江”，超千斤，农民纯收入的比例却逐年下降。到1980年底，全县生产队累欠贷款达755万元。
直到两年前，还出现过这样的怪事：省里一个经济部门准备投资在正定建一座化工厂，遭到拒绝。理由很简单：建工厂就要占地，一亩地就是1000斤粮食呀！结果财神爷让别人请走了。
两年后的今天，正定大变样了。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27000万元，比1981年增长56%，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55.3%；粮食单产和总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人均收入373元，比1981年增长75%。
到农村走一走，村子里回荡着机器的轰鸣声。原来的队部、仓库和饲养棚大都被专业户和联合体租用了，安上机器，变成了企业；许多农家小院也搭起席棚，办起家庭工厂。今年第一季度，全县专业户发展到3万多个，联合体发展到3000多个。
正定已从死胡同里走出来了。
正定南部、西部与省会石家庄市接壤，交通便利。但是，对这个发展商品生产得天独厚的条件，人们过去不仅没有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反而千方百计加以限制。在不少人眼里，农民的本分就是种地，进城做工、经商是 “不务正业”。
这两年，正定人学精了。县里的同志风趣地说：我们的政策是利城富乡，既为城市服务，又“掏城市腰包”，在服务中发展自己。在实践中他们总结出 “二十字经”的对策，即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
紧靠石家庄市的二十里铺、西兆通、南村三个乡，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与城市联营或协作生产化工原料、机械配件的，有直接生产为城市服务的服装、家具、牛奶、肉食、食用菌、花卉等产品的，也有开展家用电器修理、书画装裱等加工服务项目的。方便了城市人民生活，城里的钱则源源不断流到农民手里。去年，这三个乡从事商品生产和到市里做工的农民，占到劳力总数的60%左右，总收入都超过1000万元。
正定的乡镇企业、家庭工厂，都很注意避开城市经济的锋芒，在大企业的缝隙中发展自己。县里的同志说，缝隙经济说白了就是 “钻空子”，城市缺什么，就补什么。这不仅包括擀面杖、笤帚、拖把之类的普通日用商品，也包括一些在城市不好安排的高级化工产品。一种叫无毒脱炭净化剂的产品，在城里生产场地不好安排，正定很快抱上了这个“金娃娃”，去年获纯利40多万元。
正定镇内有一座历史悠久、建筑宏伟的大佛寺，过去交通不便，又缺乏服务设施，游人寥寥。自从和石家庄市挂起钩后，正定县积极筹措资金，维修古塔，开辟园林，增加服务设施，为城市人民提供节假日游览和休息的场所。正定从中做了不少生意。
在与石家庄打交道的同时，正定依托城市的战略逐步面向全国，北至京津，南至广州，同许多大中城市发展经济协作。去年，正定县听说深圳发展旅游业需要坐骑，立即精心挑选派人送到深圳抢做了这笔生意，还顺便在深圳了解了一些市场信息。
在机构改革中组成的正定县新领导班子，虽然知识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但科技知识、管理经验仍感到不足。发挥专家的智慧，正是弥补这个不足的好办法。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县委和县政府先后聘请省内外55名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成立了顾问团，有计划地邀请他们来县讲学，作学术报告，考察，提供科研成果、科技情报、市场信息，介绍推荐人才，为正定经济起飞献计出力。
在县委、县政府大门口，新添一块人才技术开发公司的牌子，县长程宝怀兼任这个公司的经理。他说：“这是我们引进智力的又一条途径。”去年春天，县里通过报纸、电台向全国发出 “招贤榜”，收到24个省市的600多封来信，经过考核，确定招聘人选180人。目前已调入9人，正在办理手续的16人。去年以来，全县机械、建材、五金、化工、纺织等13个行业共聘请借用各种专业技术人才130多人次，对振兴正定工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到目前为止，正定已同全国35所大专院校、21个科研单位、76个重点厂家挂钩，引进项目达130多个。
小马村37岁的党支部书记张福斌，去年从一个刊物上看到西北大学研制成功一种国内市场紧缺的化工产品，立即赶到西安考察，在征询有关专家意见后，经过村民讨论，决定买下专利，集资100万元建一座化工厂，选送20名高中毕业生去西北大学接受培训。这样一笔巨款，这样一项大事业，在村里、县里都引起了许多议论，不少人为张福斌捏一把汗。但他却从容地说：“干事业总要担一点风险。工厂办成了，一年能拿利润60万元，小马村子孙后代就有了摇钱树；有专家、教授给我们做后盾，一定会成功！”
在正定，张福斌式的新一代农民正在成长。
河北正定。1984年。初冬乍寒。
推开门，握握手，我愣住了。他，31岁，身高1.80米，话语平缓，不见官气。身穿蓝制服，足蹬黑布鞋，着实有点土气。若不是相会在办公室里，我简直难以相信，他，就是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既没有县太爷的 “谱儿”，也没有大学生的“派”。
大刀阔斧之举，往往是改革者胆识的表现；剑拔弩张之势，往往是改革者气魄的体现。有人反对么，正好，改革就是要引起争议。人们对此津津乐道。然而，我的采访对象，却并非如此。
——8月的一天，暑气蒸人。酝酿乡镇机构改革问题的县三级干部会议正在俱乐部礼堂进行。别看在座的村干部有的摇着蒲扇，有的小声唠嗑，有的吐烟圈，有的自呷浓茶，可都支棱着耳朵，谁也没走神。当他们听到 “这次机构调整之后，40岁以上的同志，一律不再进新班子”的话后，个个都似头浇冷水怀抱冰——全身凉透了，因为他们的平均年龄是44岁。又是一刀切。中国的事情往往就糟在这一刀切上。
身为县委书记的习近平注意到台下的反应，在一旁摆摆手纠正道：“农村变革的形势，需要有一批掌握商品生产知识的新干部。大家从全局出发，考虑一下自己是否具备条件。具备条件，40岁以上的也要留；不具备条件，就是眼下30岁也不能留。”话毕，村干部们脸上愁云渐释，“这话叫人听着舒服，也在理呵！”乘兴而归，细细琢磨，还是年轻人行。愉快让位，把青年干部 “扶上马，咱还要送一程”。这样，在一般人看来很棘手的基层班子调整问题，正定县委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解决了。改革，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不适应改革步伐的干部，是留还是撤？人们发现，县委并没有 “大动作”，而是组织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参加文化补习班，举办科技知识讲座，花了一番 “培训功”。细心的人还发现，习近平作起报告来，从不讲春天播种什么，一亩地施多少肥。讲的都是 “虚”的，什么 “第三次浪潮”，什么“新的技术革命”。初听起来和 “庄稼经”简直挨不上边，犹如 “天书”，但听多了就渐渐开窍了。用有些干部的话说：“不改不行啊，你看人家发达国家都走到啥地方去了，咱非追上它不可。”习近平听后点点头，会心地笑了。观念的改革，是改革的希望。
——集市上，车水马龙，拥挤不堪。那边在围观什么？好奇心强的人们紧走几步，凑了过去。只见县委书记和一个小伙子正在谈什么，并递给他一张表格。接着，又把这张表格发给周围的人。“民意调查表”，不知是谁念出声来。县委书记在街头搞民意测验，这不也是令人振奋的创新之举吗？
不久前，山西省一位县委书记到正定参观，临行前感慨地说：“这里，听不见人人喊改革，但处处在改革。”闻名全国的当地农民作家贾大山，用幽默、诙谐的语言勾画出习近平改革的特点：“他是不穿西服的改革者，锐意进取而锋芒不露。让人们在接受历史性变革的同时，还能悠哉游哉地喝上一盅。这是一位含笑进取的改革者。”
让我们来听听习近平自己对改革的见解吧。“我从不言必称改革，只是想扎扎实实做几件于国有益、于民有利的事情。改革是中华民族的意愿，是中国社会的 ‘大趋势’，个人不必故作惊人之举。我理解，改革不仅仅是改变。解放社会生产力，解除旧有观念对人的桎梏，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在改革进程中，要研究国情，要把握群众心理，要避免破坏性震动，否则，盲目改革只会是一首浪漫的抒情诗，弄不好，还会给事业带来损失。”是，改革要同习惯势力斗争，改革要同 “左”的阻力斗争。但仅能斗争的改革者不是成熟的改革者。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动而不轰，斗而不伤，同步前进，应是今天的改革者最大的本事。
坎坷的生活，不幸的境遇，它曾使多少自诩为“强者”的人变得怯懦。同时，它又使多少不肯屈从于生活的人成为强者。
1969年，刚满15岁的习近平，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没有立足之地了。他和成千上万热血青年，一起涌向父辈们曾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延安。所不同的是，他的出走近乎流放。
窑洞，炉灶，煤油灯。酸菜，饽饽，小米粥。修梯田，筑大坝，数不清的无效劳动。辛勤一年，所获无几。一曲哀愁的 “农家怨”，回荡在陕北高原的上空，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历史的轨迹不应如此，马列主义不会这般。”年轻人的心底在呼唤。7年，整整7年，习近平的经历是这样一幅流程图：“反动学生”—— “受苦人”的好后生——团员——党员——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和农民一道搞科学种田，增产60%；办铁业社，在简陋的窑洞里打出小农具；集资购置脱粒机、面粉机、拖拉机，实现了半机械化。
“1975年，我到清华大学学习。”说着说着，习近平陷入深深的回忆：“临行前，大队特意宰了几只羊，每户出个代表来给我送行。次日清晨，我一觉醒来，只听窗外人声鼎沸。推门一看，几乎全村的人都等候在门前。我只感到喉头哽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我坐上手扶拖拉机后，随着引擎轰轰的发动声，先是老人，然后是妇女，接着是后生，人群中一片哭声。7年啊，我多少次欲哭无泪，那天，我第一次哭了。陕北的人民养育了我，保护了我。我虽然告别了陕北的父老兄弟，但再也离不开人民。我要为人民做事情，要同人民唱一曲悠扬的‘农家乐’。”1982年初，在北京工作的习近平，又主动要求 “沉”到基层，来到了河北省正定县。
阅历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如果说在延安的习近平对农村已经有了感性的认识，那么，在正定的习近平则对农村开始了理性的思索。他跑遍全县25个乡镇，走访县直大多数机关，翻阅厚厚的县志，拜见 “老正定”。县情清楚了，眼前一片乌黑：乌黑的棉袄，乌黑的棉裤，乌黑的鞋子……千百年来，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造成农村 “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体系；“故土难离”“叶落归根”，这些老话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唯粮是农”的单一结构，使我们的农村无法摆脱贫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民送来了尚方宝剑，是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心中蕴蓄着一个战略目标：一抓农民的 “致富”，解决农村的贫困落后；二抓农民的 “智力”，开发农村的智力资源。再也不能让 “面向黄土背朝天”的黎民百姓把 “穷”和 “白”传给子孙后代了。
——组织班子，编撰 《正定县情》，让人们了解正定的历史；编撰 《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让人们预知正定的未来。这两份材料将成为正定干部的 “必读书”。
—— “××同志：冒昧上书，请原谅……我们地处基层，人才短缺，科技落后，视野狭窄，孤陋寡闻，起步之难您是可以想见的；况且我本人才疏学浅，涉政未深，经验不足，能力有限，也时时感到力不从心。经过慎重考虑，我想求助于您……聘请您为我县顾问。我想，您一定不会拒绝正定县委、县政府及全县45万人民的一片诚挚之心的。”这样100多封落款 “学生习近平”的书信寄到专家、学者的手中。也许是 “冒昧上书”吸引了专家，也许是 “全县45万人民的一片诚挚之心”感动了学者。很快，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教育学家潘承孝、食品专家杜子端等58名省内外专家、学者欣然应聘，组成正定县顾问团。他们讲学析疑、论证规划、鉴定产品、提供信息、助办项目，为正定起飞 “顾而问之”。
——县委工作会上，习近平讲：“要学会捕捉、分析、利用信息，使信息尽快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财富。”县政府 “技术信息交流交易大会”上，他讲：“一条信息可以给一个工厂增加巨大的经济效益，一条信息可以使一位普通农民成为万元户……”在他的力主下，县信息中心成立了，《信息交流》创刊了，联营的彩色 《信息画刊》也即将问世。县里8个经济局建立信息股，每乡一名负责干部抓信息，村村设置信息员。在全国设置许多信息点。一张庞大的信息网形成了。
——全县干部会上，他语重心长地讲：“有人以为种田人不需要喝墨水，搞农业不需要那么多知识，大学生分配到乡里工作，认为是屈才。其实知识还不够。法国的农场主，儿子要继承父业必须进农业学校，而且要在别的农场实习过，发给结业证书。在资本主义国家，继承也要讲资格啊。”为抓教育，他改善办学条件，帮助私人办学，全县出现民间办学热。
距省会石家庄市仅15公里的正定县城，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古老城镇之一，源远流长的历史，给它留下了瑰伟灿烂的文化古迹。具有1400年历史的“大佛寺”古建筑群闻名中外，四座古塔也驰誉四方。今年春天，习近平和县委一班人另辟新径，决定发挥正定这个优势，发展旅游业。他们集资170万元，修古塔，创园林，整街道，盖饭店。正定历史名人、三国大将赵子龙的塑像已屹立在新开辟的常山公园内。这里将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中外游客，成为省会人民和广大群众节假日游览和休息的好地方。
封闭式的生活使我们落伍。开放式的经济正显示出它的巨大功能。习近平主张：“拆掉围墙，八面来风，横向联系，经济协作，主攻石市［1］ ，挤入京津，咬住晋蒙，冲向全国。”他，亲自带人赴江苏考察，洽谈项目；他，亲自出马，和外商谈判。正定的大门向省内外、国内外豁然敞开。
战略，本是军事术语。走访正定城乡，我却听到上上下下都在谈正定的战略目标、正定的战略措施。当人们看到我惊奇的目光时，又神秘地一笑，悄悄地告诉我：“这是近平同志 ‘传染’给我们的。”习近平主张80年代的 “七品芝麻官”，要讲战略，要有气魄！
说到人才问题，习近平讲了一个故事。据说当年钱学森辗转回到祖国后，美国的一位海军部长暴跳如雷，他追问道：“为什么把钱学森放回去？他一个人顶5个师。”讲完，习近平笑了。“这位海军部长的动机我姑且不论，但要肯定，他是识才的。西方国家尚能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重视人才呢？”
——礼贤下士，尊重人才。听说国家文物局的杨烈工程师要到正定修缮古塔，习近平事先嘱咐：“杨工来了，赶快通知我，我去拜访他。”那天晚上，习近平约好和书记们去参加晚会。当他得到杨烈到达的消息后，不辞而别。夜，深了。县委办公室不知习近平的去向，派人四处寻找，最后在隆兴寺方丈院里找到了他。只见他和杨工程师谈得是那样的尽兴。很快，杨烈被聘为正定县顾问团成员。
——栋梁之材，要爱；基石之材，也要爱。一天，县文化局长接到习近平的一封信。“这是青年李拥军的一篇习作，你看能否用。”他想小青年学写作，弄篇文章就麻烦县委书记，领导哪有那么多时间。他看也没看，随手写上一行字 “转 《正定文艺》编辑部”，送走了。谁料，几天后文化局长竟收到李拥军的来信：“老师，久仰大名，但不敢冒昧登门求教。习书记给我回了一封信，说拙作已转给您，万望您多多指教……”文化局长心头一热。在农村贫瘠的土地上想走文学道路，其艰难可以想见。遇到这样的有志青年，习近平扶一把。我呢？自愧不如。他展开信纸，立即给李拥军复信……
——既重视现有的人才，也关怀未来的人才。3月的一天，在河北农业大学读书的51名正定籍同学惊喜地接到了在家乡任职的县委书记的来信。“我想，当同学们课余饭后，晨明夜静之时，一定是非常挂念家乡的。这里我想高兴地向大家报告，今年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经过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经济建设又取得了可喜成绩……家乡的40多万父老乡亲都在翘首以待，盼望你们早日以优异成绩成就学业，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挑梁扛柱，竭智尽才。”落款：“你们的同志习近平。”51名同学争相传阅着这封充满深情厚爱的来信，仿佛看到了家乡人民满怀期望的双眼，仿佛听到了家乡人民字字千钧的嘱托。不久前，在石家庄市上大学的正定籍学生，主动捐款近400元，献给家乡正在兴建的常山公园。
——慧眼识贤，广招人才。正定县委、县政府的大院门上，除了应有的几块长牌外，还有一块引人注目的长牌：正定县人才技术开发公司。习近平兴致勃勃地讲：“依靠一乡一县的人才毕竟有限，社会才是无限的智能宝库。”1983年，正定县通过电台、电视、报纸、杂志向全国发布 “招贤榜”，欢迎有志之士、有识之才，到正定这块土地上来施展抱负。很快有24个省、市的600多封来鸿飞到正定，200人在正定应聘。这座曾孕育了多少英才的古城，如今，又为当代人才驰骋睿智提供了广袤的原野。
难怪有人说：习近平像一个 “人才吸入器”，在拼命地吸收人才。这，只能用习近平的话来解释：“人才，关系着事业的成败。”
步入正定县委大院，迎面而见的是办公楼上悬挂的一条醒目横幅：“简化办事程序，反对拖拉扯皮”。当我和习近平谈及此事时，坐在旁边的小张给我讲了一件往事。3月，习近平下乡搞调查，当他到达某乡时，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正忙得团团转。这天上午，县直一机关先后来了三批人马，调查、了解同一个问题，而事先却互不通气。下来后，都点名要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接待。看着满天飞的钦差大臣，习近平的脸上露出了愠色。走进乡党委办公室，他又看见县直某局在一周之内发下来的两期简报。这一下，他可火了：强调多次了，县直机关不能乱发简报。如今，这个局一周内竟能发两期简报。“给局长打电话，先把打字机封了，再让他们重学县委有关规定！”向来和善的习近平这时让人感到了一种少见的威严。他，下决心抓工作效率。
——县委常委会上，他提倡：“说短话，开短会，发短文件，能当机立断的事，就不要推诿扯皮；能三四个人面议的事，就不要找一帮人来作陪；开半小时会能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开一小时的会；能到基层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把人从基层找到上面来；属于本人职责范围内的事，就不要找上级领导表态；能上午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拖到下午解决；能当天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拖到第二天解决。”
——7月，在习近平的倡议下，正定县进入了“效率月”：克服文山会海；简化办事程序；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就在这个月，县化肥厂和树林村长达20多年的土地纠纷案用1个小时解决了；某单位侵占公道建房栽树，致使道路断绝5年的积案，两个小时内也解决了。
——每周二、三为县直机关无会日。能做得到吗？宣布规定之后的第一个无会议日，县委书记心里也没有底。“了解一下执行情况。”县委办公室得到指令后，迅速做了调查，结果发现仍有5个县直机关单位照常开会。“不开会别扭。”“不行，就是要别扭别扭。会议缠身，实际工作怎么干？”这5个机关受到县委通报批评。后来，人们逐渐习惯每周的无会日。
——县委办公楼上的醒目横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我仍听到几个人在抱怨县委机关工作效率低。这怎么解释？我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疑惑。“是啊，多年形成的陋习一时难以尽除。”习近平深有感触地说。“对待这条横幅，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干脆把它摘下来，可这未免有点滑稽。另一个办法是，坚持把它挂在办公楼上，让我们的干部出来进去看着它，检查自己；让我们的群众出来进去看着它，督促我们。我，当然要选择后者。”
讲效益必须求效率。到底何谓效率？习近平的概括是：“简化就是效率，协调就是效率，速度就是效率，责任明确就是效率，最小的失误就是效率，办一件事成一件事就是效率。”
他，已经不是当年陕北高原上那个挥赶着黄牛踽踽独行的耕耘者了。在这改革之风劲吹的岁月里，严冬的寒气已凝固不住播种者滚烫的情怀。他，和正定40多万人民一道，耕耘在这片苏醒的原野上。
曾经以粮棉高产闻名的河北省正定县，近两年大念 “人才经”，在人才资源的开发和使用方面闯出一条新路，取得了经验。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充分合理使用本县人才。他们把全县知识分子的学历、爱好、志趣逐个登记，建立了一本“人才账”，帮助31人实现专业对口，将有经济头脑和开拓精神的164名知识分子充实进县、局、乡和工厂企业的领导班子，聘用80名知识青年为合同干部，给7名自学成才的科技人员办了录用转正手续。青年作家贾大山担任县文化局局长以后，很快就打开了全县文化工作的新局面。
——广招四方英才。县委、县政府作出9条招贤决定，并成立了人才技术开发公司和人才服务处。近两年，全县共从外地聘用了680多名各种人才。县委、县政府对招聘来的人员在工作上量才使用，并尽力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工程师郝月谱招聘到正定以后，被任命为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兼化学工业总公司经理，不到半年，该公司就上了11个化工项目。
——聘请专家、学者当顾问，组织顾问团。去年以来，先后有53名专家、学者应聘，有20多位顾问到正定县指导工作。此外，他们还与全国26所大专院校、21个科研单位、76个重点厂挂上了钩。
——发现、培养和使用在商品生产中崭露头角的青年。去年，全县采用民主推荐、好中选优的办法，调整了220个村的基层领导班子，有575名优秀青年农民担任了乡村企业的领导干部。城杨庄养鸡能手刘成永在县委领导的支持下，担任了连续几年亏损的县机械化养鸡场经理，半年就盈利4万多元。
——采取多种方式鼓励全县干部、职工学习，全面提高他们的素质。近两年，先后有2106人参加了文化补习，760人参加电大、函大、刊大［1］学习，已有538人单科结业，14人获得大专文凭。同时，兴办了农机、会计、外语等短训班，培养各类人员6600多人。
——开展多渠道、多种形式办学。去年全县用正定县念活一部“人才经”于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的投资达198万元。社会团体和私人办学已发展到71所，包括无线电、钟表修理、木工、剪裁等十几个专业，在校学生保持在2000人以上，毕业生已有13000多人。此外，全县还选送了20名有培养前途的农村青年到西北大学深造。
——通过搞经济、技术协作，借城市雄厚的人才、技术之 “光”，为乡镇企业服务。去年他们与石家庄市签订了19项协作项目，有的已见效益。正定县把开发智力作为战略重点，念活了一部“人才经”，也促进了经济的起飞。1984年，全县10项经济指标创历史最高水平，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8650多万元，比1980年翻了一番，农民人均收入达到47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