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雪健

“家乡有个小石匠，参加土改入了党，头戴竹叶帽，身穿百姓装，穿着草鞋干革命，创建了滇西大粮仓。一身泥一身汗，大官他不像，像什么？像，像个种田郎。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做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我一直记得这首2011年拍《杨善洲》时听到的当地百姓编的歌谣。

说老实话，我初到杨善洲的家乡云南保山时，心里是揣着个问号的：“杨善洲是个好人，但是好人会好到这个份儿上？”到了保山，我和他的家人、他共事过的人、他的朋友交流，看到他留下来的东西，我为自己曾经的问号感到羞愧，甚至感到耻辱。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个人做一天的好党员容易，做一辈子的好党员，难。杨善洲做到了。我最深刻的感受是，这样的人越多越好。

作为演员，我们想说的话都表现在人物上、角色上。

拍电影《焦裕禄》，当地百姓做群众演员，有些场景都不用导演说戏，他们就知道拿什么道具、怎么做，给他们报酬，一分钱不要。有一场戏，群众演员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他们一直陪着我们拍戏到天亮。他们对焦裕禄的感情让我记忆深刻。每当我想到演过的这些人，就会想到一首歌，《共产党员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焦裕禄》《杨善洲》这两部电影都是在他们工作生活的土地上拍摄的，我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焦裕禄、杨善洲就是这样。

演员是一种职业，我们这个职业就是塑造人物，而且是鲜活的人物。通过人物，让观众感受到假恶丑和真善美。但是演员需要明白一点：人物，不是演员一个人的，是集体创作，而且有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就很有影响。我就属于沾了人物的光。“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我发自内心这么想。对此，作为演员千万不能自我膨胀。我有一段时间走红地毯、签名，脑子也热过。回头看，我悔呢！1999年，电影《横空出世》获得政府奖，我自己不满意：当时为什么想不到减肥呢？我演《焦裕禄》，一个月减掉20多斤——出了名了，怎么就想不到了呢？我为此感到羞愧。

拍电影《横空出世》，我接触到解放军某部的很多精英，如果说他们付出的是100，那么他们得到的回报是1，太不成比例。拍完这部戏，我很受触动，他们太了不起了，所以又参加了反映中国航天测控人生活的电视剧《中国轨道》的拍摄。拍摄进行到一小半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得了病，当时就想我宁肯死了，也不能让这个戏夭折。整个剧组从西安拉到北京，我坚持了一个多月，把戏演完了。休养了两年后，我重新拍戏，每次在剧组吃盒饭时，我都觉得特别幸福，因为感受到自己生命的价值，我在为观众创作。

近些年来，文艺事业蓬勃发展，但出现很多乱象。从个人来说，是一些演员经不起名利诱惑的自我膨胀；从社会来说，是环境提供了让他们膨胀的土壤。比如不管明星做了什么，“粉丝”都欢呼鼓掌，好坏、黑白、是非不分，这是不应该的。文艺界出了丑闻，最受影响的，也是这些“粉丝”，他们中有些人青春年少，世界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定型，要注意对他们的正面引导。还有一种怪现象，就是有些作品观众一边看一边骂，创作者一边挨骂一边挣着大钱。这样的作品是有经济效益了，但是社会效益呢？应该加强对这种作品的外部监管和制约。

演员这个职业不轻松，想做好了不容易。我们赶上一个好时代，要珍惜演员这个名号。在旧社会，演员是戏子，让人瞧不起，新中国把演戏变成职业，优秀的演员还能成为艺术家——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文化是我们民族的血脉——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和鼓励。

创作有情怀的作品，塑造有生命力的人物，这是我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