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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世界通史(修订版)中世纪卷

第一节 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和十字军东侵

(一)西欧城市的兴起和发展

城市的产生

中世纪城市的规模和兴衰,几乎总是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工商业的发展程度成正比。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由于帝国崩溃和严重战乱,农业生产遭遇严重破坏,进而导致商业和城市的衰败。欧洲许多中世纪的城市,实际上是在10世纪后才“复活”或重建的。1000年后,在原罗马帝国城市的故址上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城市,科隆、斯特拉斯堡、美因兹、特里、累根斯堡、奥格斯堡、维也纳、巴黎、里昂、米兰、那不勒斯、伦敦、约克等都是从原来城市的故址上重新复活起来的城市。这些城市都是欧洲各国的宗教中心,也是大主教和主教的驻节地。还有一些城市,是在10至11世纪期间逐渐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城市。新型城市首先从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兴起,著名的有威尼斯、热那亚、那不勒斯、阿马尔菲和法国的马赛、阿尔等。这类城市继而在法国北部、尼德兰、英国和南部德国兴起。这些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并不是从古代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10世纪至11世纪时由逃亡农奴重新组成的,“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1)。中世纪西欧城市的一个特点是兴起晚,但发展迅速,市民争取城市自治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前进,市民与王权结盟对抗封建割据,加速了西欧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产生。

西欧在封建社会形成时期,生产力发展缓慢,农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到了10世纪至11世纪,社会生产力才有显著的提高。随着铁制农具的增多和土地耕种方式的改善,特别是用马牵引的带轮的铁犁和二圃、三圃制的广泛流行以及大面积垦荒,生产率得到增长。主要谷物如大麦、小麦和豌豆的产量由8世纪至9世纪时的种一收二,提高到种一收五甚至收六的水平。葡萄、麻、果木等园艺以及畜牧业都发展起来。水磨也广为使用,1086年仅英国就拥有5000盘水磨。这时,尼德兰又发明了风磨。马颈皮项圈(2)和马蹄铁等马具的改进,使马成为有效的负重动物,而且数匹马可以并驾成队曳拖重犁或货车。风磨与马力效率的提高提供了新的动力来源。(3)10世纪至11世纪的西欧,采矿、冶炼和金属加工业、纺织、制革、制陶、磨粉和建筑业等都较前完善。

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是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重要前提。由于手工业成为具有专门熟练技巧的部门,非一般农家所能兼营,于是,庄园内手工业者所生产的剩余产品可供交换,商品比重开始增长,乃逐渐发生了个体小商品生产的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漫长过程。西欧城市兴起也是农奴和其他依附农民与封建领主进行阶级对抗的结果。专业化的手工业农奴为了摆脱封建领主的压迫与剥削,开始逃离封建庄园。(4)他们来到便于销售自己产品的地方,如封建城堡、主教驻地、寺院附近和交通方便的渡口、港口、要道、关隘等地,使之成为手工业者聚集的地方,人口逐渐增加,来往商人和交换增多,渐次发展成为工商业集中的城市。西欧有句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1168年圣托美尔城规定,农奴入城后,领主不得追捕。1227年,英王亨利三世给克劳彻斯特城颁特许证,明文规定,农奴在城市住一年零一天便成为自由人。因此,城市对于农奴和其他依附农民具有极大吸引力,他们纷纷逃往城市。位于莱茵河畔的古城科隆,11世纪只是个不大的商业聚落地,到1180年,便发展成为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其面积比罗马时代的旧城大两倍。该城居民的主要部分,就是逃离庄园的农奴。11世纪中叶后,西欧许多新城市不断出现,一些旧城市也增加了人口,扩大了工商业的规模。

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名称也许能够为我们道出其起源的某种奥秘。产生在封建领主城堡周围的,常以“堡”字结尾,如斯特拉斯堡等,但也不尽然。(5)产生在寺院周围的,常以“圣”字开头,如圣泽门、圣亚尔班等;出现在河川渡口附近的,如英国的牛津、德国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法国塞纳河上的巴黎等。

西欧的城市首先在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发展起来,那里既有古代手工业与商业的传统基础,又适于同东方贸易。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和法国的马赛、那旁阿里等就是首批重新建立起来的中世纪城市。稍后,在尼德兰和莱茵河沿岸等地也兴起了布鲁日、根特、安特卫普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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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2)在此之前,马颈套上轭,负重时马的咽喉易于哽塞。

(3)参阅帕尔默、乔尔·科尔顿合著的《世界近代史》,第23页,纽约,1978年。

(4)有的农奴通过纳租与赎买离开庄园,如据英国《末日审判书》记载,有的定居于城市的手工业者要向原庄园主“缴纳六只钵”、“缴纳20锭铁”作为代役租,有的要缴纳若干便士,有的甚至还要给原庄园主服劳役。

(5)如纽伦堡城的“堡”字乃习惯译名,堡字原音是贝格,乃山地之意,与城堡无关。再如,勃兰登堡、勃腊尼博尔,亦非源于城堡,而是根据斯拉夫人捷克语“保护森林”之意,是指在边界上防御斯拉夫人的地带。

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和城市自治

西欧的一些教俗封建领主们鉴于城市工商业能给自己带来收入,往往招引逃亡的农奴来到辖地,纳入自己统治之下。封建领主本人或派出官吏管理城市的行政与司法,有各种巧立名目的摊派勒索。重新陷于领主压榨之下的城市居民,围绕着城市自治的目标,普遍开展了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

城市反对领主的斗争,自城市形成之日开始,盛行于12世纪前后。城市居民在斗争中结成“公社”;领主常用武力镇压公社活动。由于领主急需金钱,一些比较富裕的城市,就用赎买的办法摆脱领主的统治;有的城市则采用武装斗争的手段;另一些城市则两种办法交替使用。米兰、琅城等都经过长期反复的斗争,才取得城市自治权利。米兰在11世纪上半叶爆发了市民反对大主教阿里贝尔特的统治的斗争。11世纪下半叶米兰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又开展巴塔连运动,(1)多次起义反对教俗封建领主,特别是反对教会领主。米兰在斗争中终于取得自治权。琅城是法国东北部最富有的城市之一,是毛纺织业中心。琅城的统治者是贪得无厌的主教高德理。12世纪初年,琅城市民付出大宗赎金,向主教和国王路易六世(1108—1137年在位)买得自治权。但是不久之后,高德理背弃誓约,又要重新统治琅城,1112年愤怒的市民发动起义,高呼“公社”口号,杀死了高德理及其帮凶。路易六世及法兰西北部的封建领主派遣军队进占琅城,强行取消公社。琅城市民坚持斗争,于1128年再度得到路易六世的特许建立公社。琅城公社在残酷的环境下,存在了两百多年。

许多别的城市也作了同样的斗争。通过斗争,城市自治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意大利北部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建立起独立的城市共和国。那些取得完全自治权的城市,只向国王或领主纳定额赋税。市民选举产生的市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有权制定政策、法令和铸造货币。城市有自己的法庭和武装,有权宣战、媾和。城市通过选举产生的市长、法官等管理人员,行使行政、司法、财政大权。这种城市自治组织形式,是由原来马尔克脱胎而来的。(2)另外一些城市,如法国的巴黎、奥尔良、里昂和英国的林肯、牛津等,只享有不完全的自治权,由国王与城市代表共同管理城市。也有些小城市,无力与自己的领主作斗争,仍在领主行政机构统治之下。

(1)“巴塔连”指米兰城内织布工人、小呢绒商贩和裁缝匠住区的居民。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1页。

行会及其与城市贵族的斗争

城市手工业的生产单位是手工业作坊。作坊主(匠师、师傅)下有帮工和学徒两三人。作坊主及其家属和帮工、学徒一起劳动,进行小商品生产。作坊主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在作坊主与学徒之间,存在着宗法性的师徒关系。学徒从师三年至七年期满后,必须以帮工身份在师傅作坊里再工作几年。帮工有少量工资。帮工经行会审查通过,才可自开作坊,成为作坊主。如德国吕贝克金饰匠行会规定,要想当匠师,须制造出三件“代表作”:一是精工的戒指;二是订婚的手镯(英国雕花式);三是剑柄上用的烤蓝色的环。经匠师们组成的评审会批准后,还要举办宴会。总之,通向匠师之路十分艰难。学徒处境悲惨,若逃亡,其他行会不得收留。

手工业者的组织是行会。手工业者为了保护其自身的利益,联合起来对付封建势力的侵犯、防止逃入城市的农奴的竞争,乃建立了他们的组织,称为行会。行会几乎是与城市同时出现的。参加行会的作坊主,称为行东。不属行会的手工业者,不能开设作坊。后来,随着分工的发展,城市中行会数目不断增加。如呢纺织行业中分出纺纱工、织工、染工、梳毛工等行会,铁工行会中分出军器、制锅、制刀工等行会。在一个城市里往往有几十个行会,或数以百计的行会。

行会有会所,供集会之用。行会的首领有行头(行会主席)、监督等,由会员大会选出。行会有严格的行规,规定工场设备、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原料和产品的规格、产品的售价、作坊的人数、学徒的期限、学徒帮工的待遇及劳动日长短等等。行会不仅是生产组织,也具有军事组织、宗教组织和互助组织的性质。行会有基金,用来举办有利于行会成员的公益事业等。行会在团结同行业反对封建贵族掠夺和商人欺诈上起了保障成员利益的作用,也起了保证产品质量,保持各会员的平等利益和传授生产技术,促进手工业发展的作用。在行会的传统强烈的城市中,是否行会成员对城市居民有无完整的市民权利,关系重大。

最初,城市的手工业者往往兼营商业,即后面是作坊,前面是出售商品的店堂。随着贸易的发展,出现了专业商人。最初,商人多为行商。商人为了保证市场独占地位和其他权利,也结成联盟,称为商人公会。每个城市通常有一个商人公会,有的城市则分别按经营项目成立呢绒商公会、杂货商公会和食品商公会,等等。也有若干城市的商人组成国际性的城市同盟——商人联合公会。商人公会领袖与高利贷主、城市内大的房地产主等构成城市贵族。他们控制了市议会及城市的一切大权,把持对外贸易,甚至用税收和垄断粮食、盐、肉的专卖来剥削手工业者,引起行会向城市贵族争取城市政权的斗争,这就是“行会革命”。这种斗争在13、14世纪达到高潮,在一些城市里,演变成武装起义。1293年,佛罗伦萨的行会经过起义夺取了政权,确立了大工商业主的统治。科隆、奥格斯堡的斗争结局,也基本相同。代表最大行会而控制政权的上层分子,往往与城市贵族妥协,执行有利于大行东和大商人的政策。在有些城市里,城市贵族仍然保持他们的一定势力,行会代表仅争取到占市议会一半名额的权利,如德意志的斯特拉斯堡等。另外一些城市,以富商为主的城市贵族,仍然拥有统治权力,如汉堡、威尼斯和热那亚等。

行会瓦解的开始和平民反对城市剥削者的斗争

14世纪开始,行会把手工业活动束缚在小生产和陈旧技术限度内的旧行规,妨碍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在市场不断扩大的要求下,少数大作坊主开始冲破行会旧规定,采用新的操作技术,增加帮工和学徒人数,延长劳动时间。他们以及一些商人还开始对某些无力购办手工原料的小作坊主,提供原料和半成品,以加工订货,低价收购成品的方式进行剥削,使小作坊主日益贫困,终于变成雇佣劳动者。那些发财的富裕行东和大商人中,有的开始向资本家转化。

在竞争加剧之后,一般行东也加强对帮工、学徒的剥削。他们延长学徒期限,有的甚至长达十年以上。行东甚至出让学徒以牟利。他们用种种苛刻条件限制帮工成为作坊主,例如规定必须拥有一定的财产才可申请开作坊,要求交验技术质量极高的产品,要收取高额的入会费,等等。还有一些行会限定会员人数,只是等到会员死去出现空额时,才接受新会员。以致除了行东的儿子、女婿之外,一般帮工被迫成了“永久的佣工”。帮工们为了反对行会特权,要求增加工资和减少工时,往往组成“兄弟会”,联合起来共同斗争。

这些破产没落的作坊主、帮工、学徒和短工、日工以及其他流落城市的贫民,构成了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无市民权的城市平民阶层。那些富商与富裕的手工业者,则形成市民阶级(1)。

14、15世纪时,伦敦、斯特拉斯堡和弗赖堡都曾发生过帮工的斗争。有时,城市平民开展武装斗争,1378年的佛罗伦萨的“梳毛工起义”即为突出一例。

(1)即中产阶级。与早先包括城市所有居民在内统称为市民的概念不同。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中世纪的城市既是手工业中心,也是商业中心。手工业者为交换而生产出来的产品越发展,经常性的商业活动也必然随之扩大。11世纪至12世纪西欧城市的商人,大部分已经不是到处流动的行商,而转为定居城市并拥有店铺、货栈。他们的经营渐渐超出本地区范围,开始到外地出售本地区的传统的手工业和农牧特产,并采购本地手工业需要的原料和外地的特产来本地区销售。

随着地区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发展,13世纪至14世纪在欧洲出现了两个主要贸易区:一个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地中海贸易区。意大利威尼斯等地商人,主要经营东西方中介贸易。他们从东方运来香料、丝绸、棉布、棉花、宝石、金银首饰等,向东方输出木材、呢绒、金属,其贸易逆差,需用贵金属支付。第二个主要区域是北欧,即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区,这个地区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确立较迟,因此,城市的出现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也稍晚于地中海沿岸地区。这里以佛兰德尔诸城市,特别是布鲁日为中心,罗斯的木材、毛皮、蜂蜜,挪威的木材,瑞典的金属,德意志的粮食、亚麻与英国的羊毛,佛兰德尔的呢绒是北欧地区主要输出物。13世纪至15世纪,汉萨同盟的建立,标志着北欧地区贸易的发展。

联系这两大海上贸易区的有两条通路,一条是越过阿尔卑斯山直穿中欧到北方或佛兰德尔;另一条是海路,从地中海出直布罗陀再到英国和北海各港口。在12、13世纪,前一条是主要通路,位于地中海和北海各港口交通孔道的法国香槟伯爵领地,成为商品的重要集散地。香槟集市享有国际声誉。12世纪时已有五十多个专业市场。各国名牌产品,如米兰的刀剑、佛罗伦萨的毛呢、北欧的皮货、木材等等在此常年进行交易。后来由于香槟伯爵领地归并到法国国王治下,国王征课重税,封建战争使商旅裹足,香槟乃趋向衰落。以后,南北两个商业区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海路。中国等东方的精美瓷器、丝绸、珠宝、香料通过水路和陆路,运到欧洲,促进了西欧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由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作为特殊企业的银行在西欧开始出现,货币兑换商在银行事业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欧洲各种货币体系混乱,币质低劣,货币兑换商鉴定货币的成色,并经营货币兑换业务。为了识别、兑换和保管方便,后来货币兑换商扩大经营范围,在欧洲各国派驻代理人,外出从事贸易的商人把巨款交给货币兑换商,领取凭证,就可以在目的地向兑换商的代理人领到钱款,这种凭证就是汇票。这时,信贷业务也发展起来,兑换业务与信贷业务导致了银行的创立。银行最初产生于北意的伦巴底地区。早期的银行家多是意大利人。因此,“银行”、“信贷”、“破产”等词虽出自意大利语,却具有全欧洲的意义。全欧第一家最早的银行是1346年在热那亚成立的。银行贷款利息最初为60%—100%不等。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当地银行家受罗马教皇的委托曾向西欧一些国家代征教廷的什一税等。由于教皇征敛的扩大,佛罗伦萨的银行业也发展得很快。14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维拉尼曾说:佛罗伦萨的银行家这些大家族“用它们的交易支持着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商业和交通”(1)。由此可见当时佛罗伦萨银行事业发达的一斑。

(1)赫·赫德、德·普·韦利:《意大利简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39页。

(二)十字军东侵

十字军东侵的原因

自11世纪末开始,西欧的教俗封建主和大商人,在罗马教皇的发动下,打着从伊斯兰教徒手中夺回“圣地”的旗号,对地中海东部地区进行了持续近两百年的侵略性远征(1096—1270年)。这场挂着“圣战”名义的侵略战争,是西欧中世纪城市和商业贸易发展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封建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产物。西欧城市兴起以后,封建主胃口扩大,企图向外扩充领土,广殖财富。11世纪西欧普遍流行长子继承制,封建领地由长子继承,其余诸子成为无地的骑士,他们骄奢寄生、身负重债,常在拦截商旅,打家劫舍中混日子,更贪婪于侵占和掠夺新领土。

城市商人,特别是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企图独占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从阿拉伯和拜占庭手中夺取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港口和市场,以便掌握贸易优势,因此他们以武器、粮饷,甚至派出船只支持十字军东侵。

11世纪西欧的农民,受到的剥削和灾荒的困扰愈益加重。法国在11世纪共有26个荒年。从1089—1095年西欧连续七年干旱造成歉收,因灾荒之后瘟疫流行,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农民希望到东方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他们之参加十字军是试图摆脱封建枷锁。

罗马教皇与西欧天主教会作为西欧最大的封建领主,最热衷于对外扩张,他们把无地骑士和贫苦农民的注意力引向东方,借以消除西欧封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教皇从天主教会的立场出发,企图通过东侵,把希腊正教教会收归罗马教皇统治,重建统一的基督教世界。还梦想再进一步扩张势力到伊斯兰教世界当中去。

11世纪下半叶,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客观形势有利于西欧封建主实现他们的侵略计划。1055年,巴格达哈里发的统治被塞尔柱突厥人推翻了。另一个大国——拜占庭帝国的国势也岌岌可危:北方有佩彻涅格人、波洛伏齐人的攻击,西边有西西里的诺曼人的侵袭,而塞尔柱突厥人则构成帝国更大的威胁。1071年曼西克特(亚美尼亚境内)一役,塞尔柱突厥人大败拜占庭军队,皇帝罗穆勒四世被俘。此后,塞尔柱突厥人进展迅速,占领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并以距离君士坦丁堡仅100公里的尼西亚作为他们建立的罗姆苏丹国的首都;还占领法提玛王朝领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地区。到了11世纪80年代末,正当塞尔柱突厥人准备从博斯普鲁斯海峡进攻君士坦丁堡时,佩彻涅格人与拜占庭国内异端者的反抗运动联合在一起,于1086年、1088年在多瑙河附近先后大败拜占庭军队,并进而骚扰色雷斯,直逼君士坦丁堡。于是,塞尔柱突厥人准备与佩彻涅格人联合进攻君士坦丁堡。鉴于帝国危在旦夕,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一世(1081—1118年)数次派遣使臣向德意志皇帝和罗马教皇求援。至于塞尔柱突厥人,1092年除罗姆素丹国外,开始分裂为摩苏尔、大马士革、阿勒颇、安条克以及特里波利等独立的总督区,它们之间互相敌视,也无力阻止西方侵略者的进攻。

西方教俗封建主趁拜占庭帝国求援之机,加紧酝酿东侵,并大肆制造塞尔柱突厥人玷污“圣墓”,迫害朝圣者的谎言。教皇号召进行“圣战”驱逐塞尔柱人,“拯救”东方基督徒,事实上,“圣墓”完好无损,经过小亚细亚的朝圣者虽因当地秩序混乱,行旅较为困难,但这与宗教迫害无关。从海路到耶路撒冷则畅通无阻,只需交纳为数不多的税。

第一次十字军

教皇乌尔班二世(1081—1099年),原系克吕尼派僧侣。1095年11月他在法国南部克勒芒召开的宗教会议上,煽动聚集在克勒芒的各个阶层人们的宗教狂热,他一边攻击国内的封建暴虐及东方穆斯林的暴行;一边列举法国人的光荣业绩,他要求领主、骑士和农民拿起武器,为解放“主的坟墓”,拯救“圣地”耶路撒冷而战。他把这次战争说成是“十字架反对弯月”的圣战,答应为远征参加者“赎罪”,在战斗中死亡的即可升入天堂。他还把东方的物质利益作为诱饵,说什么“耶路撒冷是大地的中心,其肥沃和丰富高于一切土地之上,是另一个充满欢娱快乐的天堂”;“遍地流着奶与蜜”;“这边有的不过是忧愁和贫困,那边有的是欢乐和丰足”。在教皇的煽动下,与会人们高呼:“上帝所愿”,并在自己衣服上缝了红“十”字,作为参加远征的标志,因此得名为十字军。嗣后教皇前往都尔、波尔多等地继续进行煽动。

1096年春天,急于摆脱困境的法兰西东北部和德意志西部的破产农民约六七万人,组成庞杂的队伍,扶老携幼,沿着莱茵河、多瑙河向东移动。他们缺乏粮食,只得沿途求乞。其中一些亡命之徒乘机劫掠。这支队伍一路受到袭击,大批死亡。到达小亚细亚时,塞尔柱突厥人轻易地把他们打垮,只剩下3000农民逃回君士坦丁堡。

同年秋天,法兰西、意大利和德意志西部骑士队伍三四万人,开始了第一次东侵。他们从洛林、里昂、土鲁斯与布林地西分四路出发,1097年春会合于君士坦丁堡。十字军一接触到拜占庭的富庶,就开始抢劫。拜占庭皇帝亚历克修斯一世(1081—1118年在位)很恐慌,他设法或说服收买,或施以压力,迫使一部分十字军首领效忠于他,允诺夺回原属拜占庭的任何城市、地区,都应归还给皇帝正式委派的总督。(1)于是皇帝帮助十字军的队伍迅速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十字军到了小亚细亚后,先围攻尼西亚,由于拜占庭皇帝的策划,尼西亚驻军向拜占庭帝国投降。当十字军大队前往叙利亚时,拜占庭趁机收复了小亚细亚西部。1098年,爱德沙、安条克先后为十字军攻占。1099年6月7日,十字军四万多人,其中两万名是精兵,到达耶路撒冷城下。城中的守军(2)不过千人,十字军经过一个多月的围攻,到7月15日攻陷耶路撒冷。他们把这座“圣地”的珍宝文物,劫掠一空,城里的男女老少约七万人大多被杀死。亲身参与这一暴行的福尔克里·沙特尔在其所著《耶路撒冷史》中写道:“如果你站在那里的话,你的脚直至大腿上,会染着死人的鲜血”,成堆的头颅和手脚,在城里各大街小巷和广场上,到处可见。十字军“剥开死人的肚皮……把尸体堆积起来,然后烧为灰烬,这样,可容易地找出所吞的黄金”(3)。阿拉伯编年史家说到十字军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只是一群凶狠善战的畜生”。

十字军头目们在所占领的地区,建立起侵略者的政权。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南部建立耶路撒冷王国,下洛林公爵哥德夫利以“圣墓保卫者”的名义成为耶路撒冷王国的统治者。翌年哥德夫利死,其弟鲍尔温继位为国王。此外还有安条克公国、爱德沙伯国和的黎波里伯国,名义上附属于耶路撒冷王国。这些国家内部分成四大男爵领地、男爵领地之下再分为许多骑士采邑。并且按照西欧封建制的模式制定了所谓《耶路撒冷条例》,规定了封建世袭制度和领主与附庸关系。当地的居民不分民族、宗教信仰,包括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基督教的叙利亚人和希腊人一概沦为农奴和依附农民。

地中海东岸的重要港口贝鲁特、西顿、阿克、推罗等,则落入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的商人手中,他们控制了地中海东部的贸易。

为了巩固和强化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罗马教皇先后建立几个宗教性的军事组织——宗教骑士团,以保卫十字军领地,即:“神庙骑士团”(主要由法国骑士组成)、“医护骑士团”(主要由意大利骑士组成)和“条顿骑士团”(主要由德国骑士组成)。原则上,骑士团直属教皇,必须遵守严格的规章制度,但实际上,他们照样掠夺成性,强占地产,经营商业和放高利贷,加深了对被征服地区居民的封建压榨、民族压迫与宗教压迫。

1144年,突厥的摩苏尔总督攻陷爱德沙伯国,进逼安条克。西欧封建主又组织第二次十字军(1147—1149年)。这次十字军虽由法王路易七世和德皇康拉德三世指挥,结果还是惨败而归。

1187年,在埃及阿尤布朝创立者萨拉丁·优素福·伊本·阿尤布领导下,统一了叙利亚、两河流域北部和埃及,并向十字军正式宣战。7月初,萨拉丁率埃及和叙利亚联军6万人占领提比利亚湖畔后,围困十字军主力于哈丁。7月5日,哈丁战役,使两万十字军除渴死和热死的不计外,几乎全部被俘。耶路撒冷国王和神庙骑士团团长被活捉。萨拉丁乘胜前进,于是年的10月2日光复耶路撒冷,进而扩大战果,收复了许多沿海城市。只有安条克、的黎波里、推罗和另几个较小城镇仍在十字军控制之下。

萨拉丁领导反十字军的胜利,震动了整个欧洲。德皇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法王奥古斯都腓力二世和英王狮心理查联合组成了第三次十字军(1189—1192年),企图重占耶路撒冷。由于德皇在小亚细亚乞里西亚过河时淹死,德国十字军即折回。英法两国国王矛盾重重,明争暗斗,1191年虽然攻占阿克城,但法王旋即返回欧洲,与德皇亨利六世缔结反英同盟。英王无力攻下耶路撒冷,仅与萨拉丁签订一项条约,萨拉丁允许基督教徒三年内可自由到耶路撒冷朝圣和经商。

(1)拉芬:《欧洲史资料选集》第1卷,第577页。

(2)占领耶路撒冷的塞尔柱突厥人在十字军抵达耶路撒冷的前一年已被埃及法提玛王朝所逐。此时驻守耶路撒冷的是法提玛王朝的军队。

(3)《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4页。

第四次十字军和拉丁帝国

第四次十字军(1202—1204年)最足以说明十字军的掠夺本质。它是在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号召下进行的,目的是攻打埃及,即直捣阿尤布王朝之心脏。当西欧骑士在威尼斯集合时,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多罗同意提供舰船运输33,500名十字军人和4500匹战马,(1)代价是要85,000银马克及分得十字军侵掠的财富和土地的半数。

丹多罗不希望十字军攻打埃及,因为威尼斯与埃及有密切的商业关系,但希望攻打威尼斯的商业劲敌拜占庭。而劫掠拜占庭,并吞拜占庭的东方正教教会本来也是西方封建主和天主教会的夙愿,因此,丹多罗与十字军首领北意孟菲拉侯爵卜尼法斯以及德意志皇帝士瓦本的腓力的特使勾结在一起,密谋将十字军进军埃及的路线改为进攻君士坦丁堡。这时,拜占庭废帝伊萨克二世的儿子阿历克塞已逃在西方,他愿以拜占庭东方正教会合并于西方天主教会为条件,请求教皇援助他反对篡夺帝位者阿历克塞三世;阿历克塞还求他姐夫,即德皇士瓦本的腓力提议十字军赴拜占庭帮助阿历克塞父子恢复皇位,这就给威尼斯人和十字军首领改变进军路线提供了借口。

第四次十字军于1202年10月东侵。七十余艘舰船和约一百五十艘货船自威尼斯出发,11月24日占领了匈牙利军驻守的萨拉城(位于达尔马提亚沿岸)。1203年5月末,十字军从安德罗斯岛向君士坦丁堡进发。

1203年6月底,十字军舰队在歼灭拜占庭舰队后,于7月初进抵君士坦丁堡城防的战略中心金角湾。

在十字军围攻君士坦丁堡的过程中,阿历克塞三世携带宫眷,席卷拜占庭国库财物,逃往色雷斯后,双目已瞎的伊萨克二世虽然在拜占庭人拥护下,一度恢复帝位,但不久便被推翻。威尼斯与十字军在签订了瓜分拜占庭的协议后才开始攻城。

1204年4月13日,十字军打下君士坦丁堡。这是座原来拥有40万居民的城市。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纵火三昼夜,把藏书丰富的君士坦丁堡图书馆焚烧一光。十字军大肆屠杀,恣意劫掠。他们把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镶满宝石的圣台砸成碎块,还烧熔古代铜像来铸造钱币,到处挖掘陵墓,盗取宝藏,运走艺术珍品,牵着骡马进教堂。后来装饰在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青铜饰金的四匹骏马,是亚历山大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品之一,就是当年从君士坦丁堡赛马场运回威尼斯的。至于那些随军身穿僧袍的修道院长和修道士们也和骑士一样掠取金银宝石、绸缎皮货,以及许多圣物。至此,十字军的侵略面目暴露无遗。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以后,教皇英诺森三世虽然为了体面而表示愤怒,(2)但很快就对十字军的行为加以掩饰和辩解。竟诡称这是“拜占庭人对基督教背教的天谴!”

随着君士坦丁堡的沦陷,拜占庭帝国大部领土都被占领。帝国余下的领土已分裂为一些独立小国,在小亚细亚西北部的是尼西亚帝国,在黑海南岸有特拉布松,在巴尔干半岛西部有伊庇鲁斯君主国。

十字军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拉丁帝国”(1204—1261年),下有三个附庸国家,即:帖撒罗尼加王国、雅典公国和亚该亚(伯罗奔尼撒)公国。每个国家又分为若干封建领地。

威尼斯商人分得了拜占庭的许多领土,包括君士坦丁堡的一部分,从爱琴海到亚得里亚海的许多岛屿,不久之后,威尼斯人又得到克里特岛。威尼斯总督自称为“拜占庭帝国八分之三的君主”。(3)但威尼斯实际上所占有的土地,比这个比喻还要大。而且一度成了利凡特商业霸主。马克思说:“威尼斯人以皇帝的空号给予十字军蠢物,让他们拥有无法实现的统治权,自己则获得‘远征事业的实利’。”(4)热那亚人则受到排挤,转而以海军和金钱支持尼西亚帝国。1261年8月,尼西亚皇帝米海尔·巴列奥略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存在57年的拉丁帝国灭亡。

(1)即运送4500名骑士及其马匹,9000名骑士护从和2万名步兵。

(2)马克思:《编年史札记》,载《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5卷,第198页。

(3)扎波罗夫:《十字军东征》,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21页。

(4)马克思:《编年史札记》,载《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5卷,第199页。

十字军东侵的结果及其影响

第四次十字军东侵之后,由于东方人民反抗十字军的正义斗争,狠狠地打击了西欧封建主,粉碎了他们的侵略野心。13世纪初年以后,对东方异教徒进行圣战夺取丰富战利品的号召,也渐渐失去吸引力。各国王权在市民支持下开始强化,再加上西欧各国人民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各国统治者与罗马教廷都有后顾之忧。因此,十字军运动走向下坡。

在十字军运动趋向低潮时期,西欧出现一种谬论,说成年人有罪,不能夺回圣地,只有纯洁的孩子才能“感动”上帝,夺回耶路撒冷。1212年,法兰西与德意志分别集中了数万儿童。法兰西儿童从马赛渡海出发,两艘船上的儿童被地中海风暴吞没,余下的被船主运往埃及奴隶市场,卖做奴隶。德国儿童南下意大利,也大半死于途中。

此后,第五次(1217—1221年)、第六次(1228—1229年)、第七次(1248—1254年)、第八次(1270年)十字军的规模都较小,已成强弩之末。罗马教皇虽然野心不死,几次还想再组织新的十字军,均无法实现。1291年,十字军失掉了最后一个据点阿克,十字军东侵遂告彻底失败。

将近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侵严重破坏了被侵各国和拜占庭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侵略者足迹所至,留下了一片荒凉。人民的死伤当以百万计,大大地阻滞了这些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

东方各国人民反十字军的胜利,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使得被摧残的穆斯林文明得到了保存和继续发展。萨拉丁等反侵略的战斗业绩,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罗马教皇和西欧封建主发动十字军东侵的罪恶目的,并未得逞,反而使西欧各国许多人死于非命,无数的财物消耗于战争。从此以后,罗马教廷的霸权计划破产,教会威信下降,异端运动迭起,封建主阶级想要转移社会矛盾的企图也落空了。

十字军的暴行,激起了穆斯林的愤怒,由于十字军东侵所种下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徒之间互相仇视的祸根,长期以来对被侵略地区是有影响的。

对于积极策动十字军东侵的西欧商人,特别是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比萨诸城的商人来说,他们要夺取近东贸易优势的图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他们在东部地中海上的作用日益扩大了。经过十字军东侵,地中海西部的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东部一些城市同东方贸易兴盛起来。东西方之间原先早已存在的交往,比过去有所增多。此后,东方不少先进生产技术(如纺织、丝绸、印染、制糖等)和新的农业、园艺作物的品种(如稻、甘蔗、芝麻、甜瓜、杏子等)直接传到了西方,对西欧的社会经济发展,客观上有一定作用。但必须指出,这主要是通过人民之间的交往和贸易所产生的影响,而不是侵略战争的结果,更非侵略战争发动者的本意。况且这些作用较之战争造成上百万人口的严重伤亡来说,是不能相比的。

十字军运动对教会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使天主教罗马教会的声望大受影响。12世纪时,西欧十字军对于异教徒的讨伐曾被教会广泛宣传,为教会赢得许多声誉。但是到了十三四世纪,对伊斯兰教的战争节节失败,巴勒斯坦等基督教圣地降服于穆斯林。教皇呼吁各国君主重兴十字军,但没有成功。事实上十字军已经变质,如第四次十字军并不攻击叙利亚和埃及的伊斯兰教徒,而是攻击拜占庭帝国的正统派基督徒。十字军一般都由世俗的君主和意大利商人来领导,其目的更是假借增加上帝的光荣的名义扩张自己的势力。十字军的这种变质,还表现在十字军被用来攻击在欧洲的基督教异端。十字军曾被用来镇压法国南部的阿尔比宗教派别,又屡次被用来攻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其他基督教的君主,致使许多基督徒都认为教皇是在利用十字军为自己谋取利益和世俗权力。人们十分惊奇:为什么教皇要鼓动基督徒去杀戮基督徒,并且付给杀戮者与以前杀戮异教徒者同样的报酬。

十字军东侵促使西欧封建统治阶级的基督教意识和“骑士精神”更为强烈,封建主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学会了穿着轻软美好的东方织物,食用精美的肴馔。为了追求生活享受,西欧封建主对农奴的压榨越来越重,13世纪后,西欧社会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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