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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界通史(修订版)中世纪卷

第二节 法兰克王国

法兰克王国的奠基人克洛维

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的一系列“蛮族”国家中,以法兰克王国最强大,对后来西欧各国的影响也最深。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最初居住在莱茵河下游(今比利时境内)。他们分为两支,滨海各部落称萨利克人,住在莱茵河两岸的称里普阿尔人。4世纪起,法兰克人越过莱茵河,进入高卢,不断扩张。萨利克法兰克人首领克洛维(481—511年在位)击败罗马人,占领卢瓦尔河、塞纳河沿岸地区,又征服阿勒曼尼人。克洛维在教会及法兰克人、罗马人的支持下于481年建立法兰克王国。他出身于墨洛温家族,由他始建的王朝称墨洛温王朝(481—751年)。

486年,克洛维联合其他军事首领,在苏瓦松战役中击败西阿格里乌斯,夺占了罗马人在高卢最后一块领地。西阿格里乌斯逃往西哥特王国。克洛维遣使去见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叫他交出逃亡者。阿拉里克害怕激怒法兰克人,终于交出西阿格里乌斯,克洛维秘密地把他处死了。

接着克洛维又东征西讨,496年向东征服阿勒曼尼人,507年又南征西哥特王国;普瓦提埃之役,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二世战死,克洛维将亚奎丹地区并入法兰克王国版图。当克洛维凯旋回都尔的时候,他接到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西乌斯(491—518年在位)的敕书,任命他为执政官。在都尔圣马丁教堂里,他穿上紫色袍服,披上披肩,头戴王冠,接受人们对他的欢呼,此后克洛维被公认为全法兰克的国王。

克洛维执政期间做了四件大事:

第一,在征服罗马帝国的过程中,他没收了三分之二的土地,并把它分封给自己的亲兵、廷臣和主教。罗马高卢的奴隶制在罗马帝国晚期已经崩坏,封建生产关系已然产生,在转向封建经济的过程中,罗马大地主的财产并未受到损害,许多人仍安居于祖先留下的大地产上,剥削奴隶和隶农。克洛维率领的法兰克人人数不多(男子在6000人以下),对土地的需求相对也小。克洛维不曾明令瓜分罗马地主的财产,可能只是把原来的罗马国有土地和无主土地赐给自己的亲兵和官吏。这些法兰克上层分子于是成为跟罗马大地主一样的剥削者。法兰克人新地主和罗马地主共同组成了法兰克王国的封建主阶级,并且在政治上紧密联合起来。而下层的高卢罗马人继续在残存的奴隶制和不断成长的封建制下遭到剥削和压迫。

第二,皈依基督教。罗马帝国末期,教会已拥有庞大地产,形成一股特殊的政治势力。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教会极力向“蛮族”统治者靠拢,而“蛮族”国王也需要教会的支持。最先采取行动的便是克洛维,496年他率领3000亲兵在兰斯地方,接受主教雷米吉乌斯的洗礼。从此克洛维在教会的支持下,不断取得胜利。507年,在征讨西哥特人的战役中,由于罗亚尔河沿岸城市主教的支持,克洛维才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了表彰教会的功劳,511年克洛维下令在奥尔良召开宗教会议,重申古代罗马法所规定的神庙特权,凡犯杀人、盗窃、奸淫罪的,可到教堂避难,任何人无权进入教堂搜捕。教会及神职人员的财产免税。教会法与国家法规具有同等的性质,这样教会成为政权机构的一部分,新的封建的上层建筑逐步建立和完善。

第三,剪除政敌。克洛维采用各种阴谋手段,消灭他的政敌,使法兰克走向统一。其中最强大的对手是西吉贝尔特,他是里普阿尔法兰克人的首领,占据莱茵河两岸广大地区,首府在科隆。他曾参加征服阿勒曼尼人的战斗,因膝部受伤而成了跛子。克洛维暗中唆使西吉贝尔特的儿子,说他父亲已年迈,而且是跛脚,如果把他父亲除掉,权力和财富都属于他。于是西吉贝尔特的儿子派人刺杀他父亲,企图借此夺取权力。西吉贝尔特被害之后,克洛维又找借口将他的儿子克洛德里克处死,莱茵河两岸土地都归克洛维所有。接着,同族军事首领卡拉里克和拉格纳卡尔,也被克洛维阴谋杀害。他以这种方式将其统治扩展到了高卢全境。

第四,编纂著名的萨利克法典。其目的是加强统治。在总共418条的法典条文中,有343条是有关犯罪的。偷盗、杀人放火和侵犯地界,都要受到惩处。如法典第二十七章第十三条规定:“偷窃葡萄而被擒获,应罚600银币,折合15金币。”法典还规定:“如果有人放火焚烧住宅及其附属建筑物,应罚2500银币,折合63金币。”(当时两个金币可买一头牛)这都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措施。

克洛维还以高额罚金来维护新兴的封建特权和封建等级,例如法典规定:“不遵守国家命令,拒绝到法庭去,罚款500银币,折合15金币。”“执国王赦令的移民,社员不得反对,否则罚款200金币”。国王权力明显增长。偿命金的不同也反映出封建等级正在形成。法典规定;杀死自由法兰克人是200金币,杀死国王亲兵是600金币。杀死主教是900金币,比自由人的身价高出许多倍。

6—7世纪封建关系的发展

公元511年克洛维死后,法兰克王国陷于分裂,逐渐形成三个独立的王国:东北部是奥斯特拉西亚,西北部是纽斯特里亚,东南部是勃艮第,它们彼此争权,造成长期封建混战。一切战争重担都转嫁到农奴头上,从而加速了农村公社的瓦解与封建大地产的形成。这首先表现为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遭到进一步破坏。在希耳佩利克统治时期(561—584年),女子已获得对不动产的继承权。希耳佩利克的敕令明确指出:“如果儿子都死了,而女儿尚存,可同儿子一样得到这些土地。”(1)女子继承权的确立是对土地公有制的进一步破坏,因为女子出嫁,便可将她所继承的一份遗产,转到别的家族手中,这实质是变相的割让。从此,份地开始有所变化而进入新阶段,即自由割让和自由买卖的阶段,而大土地的集中只是时间问题。

自由农民份地的丧失,除了自由买卖和转让外,封建暴力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在谈到地产集中的原因时指出:“一方面是由于内战和没收,另一方面多半是由于时势的逼迫,为了求得安全而把土地转让给教会。”(2)7世纪,教会已成为大地主,它占有将近总面积三分之一的土地。不少教会拥有7000—8000处庄园。拥有2000以下庄园的教会只算是小有产者。法兰克国王为了取得教会支持,也大量册封土地给教会。国王希耳佩利克曾惊呼:“看,我的国库变得多么空虚!看,我们所有的财物,全都送给教会了!”国王达哥伯特一世(692—739年在位)甚至把都尔的全部收入都赠给了圣马丁教堂。

613年,纽斯特里亚国王洛塔尔二世在大贵族的支持下一度统一整个法兰克,因此他颁布了对教俗大贵族让步的敕令,承认他祖先所赐给大贵族的一切封地和司法行政特权,国王只能从各伯爵辖区的大地主中委任伯爵,这就大大加强了地方贵族的势力。7世纪中叶,实权已落到宫相手中。宫相原系主管王室田产的官吏,进而成为宫廷总管,主管国王财产和收支,后来逐渐成为掌握实权的人物。687年奥斯特拉西亚的宫相赫斯塔尔·丕平战胜纽斯特里亚的宫相之后,成为全法兰克的主宰者,而国王则成了傀儡,国王闲散不问政事的期间,被称为“懒王”时期(639—751年)。

(1)《中世纪史料选》,1953年俄文版,第1卷,第121页。

(2)恩格斯:《法兰克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7页。

查理·马特的改革

714年赫斯塔尔·丕平去世,他的儿子查理·马特继任宫相,并于717年镇压了纽斯特里亚贵族的反叛和萨克森人的起义。720年,阿拉伯人以西班牙为根据地,在亚奎丹公爵和勃艮第贵族的支持下,侵入了南高卢。查理·马特与阿拉伯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732年在普瓦提埃附近的战役中,使阿拉伯人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从而制止了阿拉伯人继续向欧洲推进。接着亚奎丹公爵和普罗旺斯地方的贵族也被查理所征服。从737年起,墨洛温家族的国王死后,便不再立新王,而由查理独自实行统治。

查理·马特任宫相期间(7l4—741年)曾对土地占有形式做过重大的改革。由于墨洛温王朝所实行的完全私有的赐地办法,耗尽了国王的全部土地,不仅在经济上削弱了王权,而且在政治上造成封建割据,因此查理·马特便采取“采邑”分封制,受封者的领地在一般情况下不能世袭,而且以服兵役为条件,这就防止了领主势力的坐大和地方封建主势力坐大。由于自由农民的破产,骑兵已取代步兵而成为战斗的主力,因此查理的分封主要以骑兵为对象,从而为后来骑士阶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采邑的分封导致土地所有权的相对巩固和农民进一步农奴化,采邑所有者强迫其领地上的居民服徭役或交纳代役租。广大封臣是靠剥削依附农民来维持生存的。采邑制的建立加深了封主与封臣的从属关系,成为当时封建制度的核心,促进了以土地为纽带的封建等级制的形成和巩固。查理·马特的改革是法兰克封建化的结果,而土地关系的变革又导致法兰克封建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查理·马特没收教会和反叛贵族土地,这在墨洛温王朝初期已经有过,但从没有像查理这样大规模地进行。例如他曾将兰斯和特里夫斯两大主教区赐给侍从官迈罗;将巴黎、卢昂、巴荣纳等地的大主教区和寺院赐给他的侄儿休,罗马主教曾提出抗议,但他置之不理。

查理·马特在骑士、亲兵的支持下,使中央政权暂时得到加强,为他的后继者篡夺王位打下了基础。

矮子丕平与教皇国

741年查理·马特病逝。他在世时曾将所辖领土分为两部分,长子卡罗曼获得奥斯特拉西亚和贝尔曼诸伯领,次子丕平获得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747年,卡罗曼削发为僧,矮子丕平统治整个法兰克,但名义上依然是宫相。矮子丕平为了篡夺王位,极力寻求教会支持,调整和教会的紧张关系,追认所有作为采邑的教会土地是教会的财产,封臣应向教会交纳一定的费用。但封臣必须为国家服兵役,非得国王同意教会无权收回他们的土地,此种地产称为“王赐恩地”。这一协议暂时缓和了教会和国家之间的矛盾,有利于丕平篡权。751年,他在击溃入侵的伦巴第人并将意大利中部地区赠与罗马主教(史称“丕平献土”)后,遣使问罗马主教扎加利一世(Pope ZachariousⅠ,741—752年在位)谁应做国王?作为回报,扎加利给以他有利的回应。此事也开创了教权有废立君主的特权,为教权高于王权找到了理论根据。同年,在苏瓦松举行的法兰克贵族会议上,丕平被推选为法兰克国王,这是加洛林王朝的开始。几年以后,新主教斯德望二世(StephenⅡ,752—757年在位)北上法兰克,亲自在圣德尼斯修道院为丕平施以涂油礼,并为他加冕,从而在加洛林王朝势力上升之时,为它提供了主教所能提供的一切宗教保证。

扎加利一世和斯德望二世如此支持丕平,是有非常合理的实际原因的: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同盟以保障自己在亚平宁半岛的地位。他们给加洛林王朝以宗教保障,作为交换,他们寻求加洛林王朝的军事援助。许多年以来,罗马主教一直努力在亚平宁半岛建立一个自治国家。为达到这个目的,此前的罗马主教通常是向拜占庭寻求保护,以抵抗伦巴第人的进攻。伦巴第人虽同为基督徒,却始终威胁到罗马主教的独立。正当矮子丕平需要为他的统治正名之时,有两方面的形势使得罗马主教能够踢开拜占庭而转投法兰克人。

首先,拜占庭皇帝当时正在进行圣像破坏运动,而罗马主教是反对这种举动的。只要毁坏圣像的争论不停,主教就很难再依靠一支属于异端皇帝的军队来保护他们。其次,拜占庭人自己也受到了迫近家门口的威胁,特别是巴尔干地区的阿瓦尔人和中东的阿拉伯人,他们也无力分身与伦巴第人较量。750年,伦巴第人再一次掀起了军事侵略的狂潮,不仅威胁到拜占庭地区,也威胁到主教的领地。751年,他们占领了拉文纳。这座城市向来是拜占庭在西部的首府,向来被认为是不可攻破的。拉文纳的沦陷,使得主教的地位岌岌可危。(1)他特地向法兰克国王寻求军事援助,并得到及时的支援。

丕平两次远征意大利(754年和757年),迫使伦巴德国王爱斯托夫把所侵占的罗马地区诸城市和拉文纳总督区交给教皇统治。“丕平献土”的这块地方后来渐渐发展为教皇国(Papal States),由教皇统治。教皇国直到19世纪晚期为止,一直在意大利的政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教皇又引用伪造的“君士坦丁赠礼”作为合法依据,该文献称,4世纪时君士坦丁大帝已将“罗马城、意大利以及西方各地的城市”赠予教皇。于是,在丕平的协助下,意大利中部出现了一个“教皇国”。

矮子丕平和中世纪其他成功的国王一样,也是个功勋卓著的战争领袖,他继承了父亲查理·马特的军国主义传统。除了在亚平宁半岛打败伦巴底人之外,他还把阿拉伯人从阿奎丹赶出去,从而保证了法兰克的和平。他死于768年,身后的法兰克比他登基时国土更为广阔、力量更强大、社会结构更合理。不过,他最大的贡献恐怕就是与教会结盟,这一举措影响了此后的许多中世纪王权。

(1)朱迪斯·M.本内特:《欧洲中世纪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

查理曼帝国的形成

768年丕平死后,法兰克王国由他的两个儿子查理和卡罗曼分别继承,771年卡罗曼去世,查理统一了整个法兰克王国。在查理统治时期(768—814年),法兰克王国处于极盛时代。他在位46年,曾指挥53次战役。他东征西讨,把疆域几乎扩大了一倍,其版图包括今法、德、荷、比、奥、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部分,因此在法兰克的历史上被称为查理曼,即查理大帝。

他即位不久,便向意大利进军,774年兼并伦巴德王国的领土,自称法兰克和伦巴德国王。接着与阿拉伯人展开斗争,778年他越过比利牛斯山,占领巴塞罗那,建立了西班牙马克(801年)。在这次战役中,查理的部将罗兰所率领的后卫部队,在比利牛斯山中遭到巴斯克人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罗兰本人也阵亡。中世纪著名史诗《罗兰之歌》便是以此为题材而写成的。

查理一生最重要的战役是和萨克森人的斗争,他用三十多年的时间(772—804年)经过18次重要战役,才使萨克森臣服。其中782年凡尔登之役,查理在一天之内便处死4500名萨克森人质,后来又将1万名萨克森青年分居各地,以防叛乱。780年前后,查理曾发布萨克森地区敕令,强迫萨克森人接受基督教,违抗者处以死刑。敕令第十一条还规定:“凡对国王表现不忠诚行为者,处死刑”。后来查理把所征服的萨克森人土地,划分为若干伯爵领地,成为帝国的一部分。

785年萨克森贵族的代表人物,领导萨克森人起义的威都金也投降查理,并接受洗礼。

与此同时,788年查理又向南征服了巴伐利亚。在法兰克贵族的支持下,他废除了原巴伐利亚公爵的权力,由他任命的伯爵来治理。

法兰克的势力不断向东扩张,796年摧毁了多瑙河下游的阿瓦尔人。查理一系列的征服战争,形成东自易北河和多瑙河,南至比利牛斯山和意大利,西起大西洋,北至北海的庞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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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称号已无法使查理感到满足,他等待着加冕称帝的有利时机。799年罗马贵族残酷迫害罗马教皇利奥三世,要把他的眼睛挖出,把他的舌头割掉,逼得他仓皇逃出罗马,查理亲自带兵护送他回去,而且整个冬天都住在那里。为了报答国王的支持和帮助,800年圣诞节,利奥三世在罗马圣彼得教堂为查理举行加冕礼,并让他接受皇帝和奥古斯都的称号。根据艾因哈德的传记,利奥三世在那个圣诞节让查理曼大大吃了一惊。查理曼不想接受教皇赐予的高位,甚至“哪怕他预料到教皇的举动,并且尽管这一天是盛宴之日,他也不愿意踏进教堂一步”。今天,有许多历史学家质疑这个说法,他们认为查理曼牢牢掌控着所有的事情,如果他不愿意,他不会允许加冕仪式就这样发生。另外,查理曼在800年的加冕和矮子丕平在751年接受涂油礼一样,都象征了加洛林王朝和教皇间利益的结合。(1)查理曼获得了他长久以来希望的与拜占庭统治者相当的地位,教皇也将加冕仪式视作一个机会,可以让过于强大的查理曼重新看清教权与皇权之间的关系。教皇可以加冕皇帝也可以废黜皇帝。查理曼和利奥三世之间发生的这些事情,成为教皇和帝国之间的一场关于二者合理关系的长久而痛苦的争论的序幕。双方的争议将在11、12、13世纪时加剧。(2)查理曼的加冕也引起了拜占庭皇帝的不满,因拜占庭统治者自认为是古罗马皇帝唯一继承人。一直到814年,拜占庭皇帝迈克尔一世才不得不承认查理的皇帝称号。

历史学家对查理加冕一事给予特别的关注,原因在于这意味着它完成了欧洲历史上一次大的文化整合。其中,希腊放大了的个人精神缩小了,同时,罗马过于扩张的强大体制也受到了遏制。相反,本来不显眼的日耳曼人的家族和血亲原则却得到了加强,同时基督教成为一条纽带,把以上三者联系了起来。这次文明大整合,从罗马帝国后期算起,一共经历了三四百年的时间。我们注意到,通过这次大整合,欧洲内部的结构得到了改善,希腊、罗马、日耳曼和基督教四种文化因素的比例得到调整,也为欧洲的新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

但查理曼帝国是靠武力维持的,它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就人种而论也极其复杂,除法兰克人外,还包括勃艮第人、伦巴德人、萨克森人、罗马人以及其他人种。这些部落或部族在经济上彼此都没有关系,说着不同的语言,并处于社会发展不同的阶段。有的部族仍保存浓厚的原始公社制的残余,有的部族已开始封建化,由于法兰克人的征服和残酷压榨,他们经常起义,这也加深了帝国内部矛盾。

加洛林王朝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不甚完备,没有可靠的国家赋税制度,没有常备军,各地当地法律也不统一。国王的主要收入来自王室庄园,所以查理曼和他的继承人对庄园的官吏十分在意,经常颁布专门的敕令。国王本人及其宫廷则在各庄园之间巡视,就地使用当地出产的食物和其他资源。国王的“宫廷”由他的随行人员组成,其中包括他手下主要的官吏,负责国王的保卫、供应、文书和财务等事务。为了防止地方贵族坐大,墨洛温时期就有的“宫相”职位被废除了。直接为王室服务的教士们不仅仅在宫廷举行弥撒,还承担政治和法律文书的起草和保管工作,他们也就重大国事为国王出谋划策。国王的许多决策是在每年的贵族大会上讨论和宣布的,借助这一形式国王与地方贵族进行沟通。这些会议同时也往往是法兰克军队出征的集合场所,通常在春天举行。为国王的征伐提供兵力是显贵们对国王承担的主要义务之一。他们的另外一项主要义务是维持地方的秩序和担任法官,为此他们领有“伯爵”的头衔。在查理曼时期大约有400位伯爵,他们在理论上可以由国王随意任免。在实际的政治中,伯爵和国王的关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僚和君主的关系。伯爵都出身于地方贵族家庭,他们的任职是国王与地方贵族合作的结果,是他们所属部族效忠国王所得的褒奖。他们的官职通常不是父子世袭的,不过继任者一般是同一部落的成员。为了避免破坏微妙的政治平衡,国王不会轻易剥夺贵族部落担任伯爵的传统特权。为了检查各地工作,防止伯爵势力坐大,他建立巡按使制度,经常由中央派出巡按使团,巡行各地,进行调查。802年他颁布巡按使团敕令,规定巡按使团由教俗封建主组成,其中包括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还有忠诚于皇帝的世俗官吏。在敕令中还规定:凡年在12岁以上的人都应向皇帝宣誓效忠。

查理还下令兴办学校,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他邀请英国著名学者阿尔昆主持宫廷学校,训练皇室和贵族子弟,并管理全国教会所办的学校。阿尔昆十分了解查理的意图,他在都尔兴办教会学校时,曾给查理致函:“我积极致力于许多工作,以便培养很多人,为教会神圣的上帝服务,并装饰你的帝国政权。”加洛林国王推进文化和教育的努力是他们对西欧基督教文明发展具有重大建设性的贡献。他们所赞助的教育和学术活动构成西欧历史上最早的“文艺复兴”,也是最单纯圣洁的,现代学者称之为“加洛林文艺复兴”。这是一场以信仰为核心的文化运动,其目的是深化对经文的理解、传布基督教。文化是宗教的工具,而宗教是文化的内涵,中世纪西欧的文化从此找到了立脚点、成长的空间和发展的方向。古典文化在为基督教服务的语境中得到保存,拉丁文适应环境,获得新的风格和表现力。当时的教士还发明了容易辨认和书写的小写字母书写法。此种手写文体在15世纪成为印刷排版所使用的字体,和今天小写罗马字母大体一致。来自英格兰、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学者甚至在王宫中营造出具有国际性的沙龙氛围。加洛林文化和政治的成就和缺憾都在于查理曼所表露出来的理想主义精神。他的宫廷里的少数人所达到的文化水准在全社会是个别和例外的,从来没有转变成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运动。在政治观念上,查理曼无疑有继承罗马帝国和领导整个西欧基督教社会的志向,而在实践中,他不得不承认地方贵族的特权地位,采取适合当时西欧条件的方式进行统治,发展了与服役相联系的赐予封地的制度,为后来的封君封臣制度打下了基础。

尽管查理采取许多加强政权的措施,但随着封建特权阶级的兴起与自由农民农奴化,帝国的武力支柱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割据一方的地方豪强,他们日益肢解了帝国。

(1)朱迪斯·M.本内特:《欧洲中世纪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页。

(2)朱迪斯·M.本内特:《欧洲中世纪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

封建制的确立与帝国的分裂

查理大帝连年不断地征伐,军役和赋税成为公社社员的沉重负担。占有三至五胡菲土地(1)的人,都有出征义务。完全没有土地但占有价值五个索里达(2)动产的自由人,也必须每六人出兵一人,其余五人各出一索里达,以资助出征者。因为出征战士要自备半年军粮,为逃避军役,社员成批地或整村地被迫向教会和世俗封建主请求庇护。据记载,在820年前后,在纽弗勒特有14个自由人把他们的土地送给圣泽门寺院,而自己做了农奴。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满足国王要他们为战争服役的要求。所以恩格斯指出:“毫不奇怪,早在查理时代,在五个人中间,事实上连一个真正能服兵役的人也不大能找到了。”(3)

811年,查理大帝《关于出征队的诏令》中也透露:“穷人忿恨不平地说: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被逐出来,他们受主教和修道院长及其代理人的驱逐,也同样受伯爵及其百夫长的驱逐,他们说:如果一个穷人不愿交出他的土地给主教、修道院长或伯爵,这些大人们就捏造出种种借口,把他送交法庭,或命他长期服军役,直至这些人完全破产,不得不交出或出售土地。”

农民从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变成自由租佃者,他们失去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只保留占有权和使用权,因此被迫将自己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交给土地所有者——领主。数代之后,他们就逐渐丧失人身自由,变成依附于领主的农奴。

当查理大帝在世时,根据巴黎圣日耳曼修道院地产清册,该寺院领地共住有2788户,其中2080户是隶农,35户是半自由民,220户是奴隶,只有8户是自由佃农,由此可以看出,隶农占绝大多数,而半自由人、奴隶和自由小农的人数在急剧减少,其中大部分已加入依附农民的队伍中。

查理大帝为了维护神权政治,十分注意教会利益,他一生亲自主持16次宗教会议。789年根据宗教会议决议,发布通令,共82章,对教会利益和僧侣应遵循的生活细则都作了详细的规定。802年又颁布敕令,重申“任何人都不得将教产加以瓜分,据为己有。凡是已经捐献给教会的财产,就成为教会的合法财产,不得索回。凡敢于破坏上述法令者,必须赔偿损失,并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教产迅速膨胀。810年,在阿亨宗教会议上,把教会财产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拥有3000—8000处领地,第二等级拥有1000—3000处领地,第三等级拥有不到1000处领地。其中日耳曼著名的富尔达修道院竞拥有15,000处产业。查理大帝临死前把他的全部财产分为三份,其中两份又分为21份赏赐给由21个大主教所管辖的城市。(4)

教会领主和世俗领主一样在其管辖的范围内享有种种特权,除征税外,还拥有对居民的审判权,地方武装也由主教和修道院长统辖。教会还利用宗教迷信对农民进行恐吓、敲诈,以获得巨大财富。以教皇为首的罗马教会,占有西欧将近三分之一的耕地,除征收地租外,还有权向农奴征收什一税,它把整个西欧联合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体系。因此,后来任何反封建的斗争,都会触及教会的神经中枢。

814年,查理大帝死后,他的儿子诚笃者路易(814—840年在位)继位。他是一位不理朝政,沉溺于宗教,受教士愚弄的人,因此博得“诚笃者”的绰号。他以巨资办各种“慈善”事业,每逢宗教节日都向朝臣赠送礼品。所以即位刚三年时间,便将国土分给他的三个儿子,长子罗退尔获得帝国东部,次子丕平获得亚奎丹,三子路易获得日耳曼南部巴伐利亚及其附近地区。并宣称长子罗退尔为帝位继承人。829年诚笃者路易推翻817年的划分,为他后妻所生的小儿子秃头查理划出一部分领土。他前三个儿子均反对这一决定,于是父子之间进行了近十年的内战,840年诚笃者路易死,罗退尔继位,直至843年才签订凡尔登条约。依据条约,日耳曼路易获得法兰克东部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地区;秃头查理获得法兰克西部,即莱茵河以西地区;罗退尔获得法兰克中部地区包括意大利在内的狭长地带,这就构成后来德、法、意三国的雏形。

9、10世纪时,西欧从东、南、北三面受到北欧海盗的侵袭,但由于帝国的分裂,削弱了抵抗外族的力量。8世纪时阿拉伯人占领伊比利亚半岛,越过比利牛斯山向法兰克进攻。732年普瓦提埃之役后这方面的攻击曾一度中止,但从9世纪起,雄踞北非的阿格拉布王朝、法蒂玛王朝等仍不断从海上攻击西欧,10世纪初占领西西里,进而攻入意大利南部和中部。9世纪中期,阿拉伯人曾一度攻下罗马,其他大城市如阿马尔非、那不勒斯、撒勒诺、比萨、热那亚等也受到攻击。与此同时,法国南部也受到阿拉伯人的进攻。阿拉伯人在普罗旺斯建立据点,由此向北进入罗纳河谷,劫掠香槟各地,直到莱茵河流域。阿拉伯人在意大利和法兰克南部的攻掠和以前的扩张有所不同,较少有长期占领打算,而只是抢劫富庶的城市和乡村,或掠人为奴,造成破坏。到11世纪,南意大利被诺曼人占领,阿拉伯人势衰,侵略活动逐渐停止。

来自东面的是匈奴人的进攻,匈牙利人亦称马扎尔人,起源于西伯利亚或中亚,本是游牧部落。9世纪时他们在黑海北岸草原活动,不时拦截通过第聂伯河商路运送的货物。后来因为受到其他游牧民族的压迫,向西迁徙,越过喀尔巴阡山,进入蒂萨河与多瑙河中游一带平原,并逐渐定居。匈牙利人初到蒂萨河时,仍保持游牧遗习,为了得到足够生活物质,乃不时向西欧劫掠。从9世纪末到10世纪中期,他们的骑兵到过德意志、法兰克中部和东部以及意大利等地。受害最深的是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匈牙利骑兵以快速机动闻名,他们避开设防坚固的城市,洗劫乡村,得到大批财物后,又退回原来的驻地。955年,德王奥托一世(936—973年在位)集合重兵,击败了入侵的匈牙利人,为加强防守,在东部建立边疆马克。这时匈牙利人内部也发生变化,农耕得到发展,对外侵略乃告中止。

最严重的是诺曼人对欧洲的侵袭。诺曼人即北欧人,包括丹麦人、瑞典人和挪威人。他们属居住在易北河口以北的日耳曼人。虽然四、五世纪以来有大批日耳曼人入西欧各地定居,并在那里接受基督教。但这些诺曼人仍远居北欧,过部落生活,信仰自己的部落神。9世纪时,诺曼人从北欧出发四出侵掠。他们是著名的海盗,结成团伙,乘船出海远航。诺曼人造尖底无甲板的木船,每船能载40—60人,用帆或桨行驶,速度很快,吃水很浅。因此便于从海口沿河上溯,深入内陆。而西欧各地又有多条通向大海水流平缓的河流,成为诺曼人侵略的便利之途。丹麦人主要袭击英格兰和法兰克,挪威人则进攻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地,而瑞典人则向东欧发展,就是俄国历史上所说的瓦里亚格人。当时西欧各地兴起许多富庶的修道院,成为不信教的诺曼人的主要进攻目标。这些诺曼人后来学会骑马,乘船登陆后骑马纵横各地,不但焚掠乡村,捕捉俘虏,而且有时在首领率领下集大军围攻城市,索取赎金,使西欧各地遭受很大骚扰和破坏。

封建内争与外族入侵加速了自由农民的农奴化,使封建制度最终确立。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封建化的过程中,国家政权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大力推动封建化进程,如建国之初,墨洛温朝诸王对亲兵、朝臣和教会大肆分配土地。培养起一批教俗封建主;同时由于新兴国家对旧有的高卢罗马贵族施行怀柔政策,使新、旧两大地主集团迅速合为一体,并在国家法律保护之下,成长壮大起来。另外,王国政府,特别是加洛林王朝所奉行的征服扩张政策,导致苛税重赋和沉重的军役,这在客观上加速了自由小农阶级的瓦解,从而为封建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者。同时,国家还经常以法律手段把劳动人民固定在依附农民的位置上。国家在封建化中的另一方面作用是,通过各种法令、政策及国家行为,确立了法兰克封建制度的形式。

847年,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在墨尔森法令中明确规定:“任何自由人都必须选择一个主人,或是国王,或是国王的臣属。”877年,秃头查理又颁布克尔西敕令,使领地世袭合法化。效令规定:“领主可以把自己的特权与荣誉(爵位)移交给自己的儿子或亲属。”自由农民农奴化与封建特权的兴起,世袭领地制的确立,都表明法兰克王国封建化的完成。但这一发展过程不是和平演变的过程,而是在奴役与反奴役的残酷斗争中进行的。查理大帝在805年的一份诏令中,曾禁止一切形式的秘密结社,并指出参加这种组织的既有自由人也有塞尔夫(农奴),对秘密结社的主谋要处以死刑,胁从者则施以各种酷刑:鞭笞、割鼻、断肢等。这说明起义给统治者造成了巨大威胁。822年,诚笃者路易颁布敕令,禁止佛兰德尔沿海地区的“塞尔夫阴谋”。此间最大的一次起义,是841—842年萨克森地区的“斯特林迦”(意为“古法之子”)起义。编年史家尼塔尔德在谈到这次起义时曾指出:起义分三个阶层:贵族、自由人和半自由人,而第二、第三阶层占绝大多数,是起义的主力军。由于农民的不断反抗,迫使统治阶级把农奴的义务固定下来。在8世纪至9世纪,加洛林王朝时期,农奴义务已按惯例交纳租税和服劳役,并登记在特别的地籍册上。

(1)某些大小相等的农民份地即“胡菲”。

(2)法兰克国家所使用的罗马货币。索里达即金币。每一个索里达重1/72磅,每一个索里达为40个银币(得那里)。

(3)恩格斯:《马尔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2页。

(4)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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