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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世界通史(修订版)中世纪卷

第五节 中国和非洲与美洲的关系

中国和北非各国的关系

中国史书最早谈到非洲国家的是《三国志》卷三十裴注所引用的《魏略·西戎传》,该书的乌迟散城一般认为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港。《魏略》成书在3世纪中叶,说明这时中国人就知道了遥远的埃及。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中国和大食的交往日益频繁,中国对埃及的知识也就逐渐增多。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提到的“勿斯里”就是埃及。赵汝适《诸蕃志》“勿斯里国”条说“勿斯里国属白达国节制”。白达国(即报达,指巴格达)就是指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诸蕃志》提到的遏根陀国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港。这个港口在古代成为罗马帝国(大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转运站。640年以前,埃及属于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因而中国和大秦的海上贸易就包含了中国和埃及的贸易。唐朝时中国大海船可远航到波斯湾和巴格达,中国货物可以在波斯湾换船运至埃及,再转运到西非。中国的瓷器和丝绸为埃及人所喜爱。从法蒂玛王朝时起,埃及手艺人就开始仿造宋瓷。埃及考古学家在开罗古城富斯塔特的废墟中发现大批中国瓷器,其中也包含埃及人仿制的。

中国与北非各国人民在生产技术上的交流,也反映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中国的造纸法在8世纪传到中亚和阿拉伯帝国,大大有利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火炮等火器,于13世纪下半期由蒙古人带到埃及。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在叙利亚打败蒙古人后,获得了火器以及制造火器的工匠。13世纪末,伊斯兰教各国(包括埃及在内)都学到了火药知识。埃及人则对中国的制糖业有所贡献。据马可波罗记载,福建省的温敢城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之前,当地居民不会制糖,只知道煮浆,冷后变成黑渣。忽必烈统治该地之后,曾派朝廷的埃及人到该城教以制糖术,用一种树灰来制造。此外,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天文学家兼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天文书(“默哲斯特”),在宋元时传入中国。埃及天文学家伊本·优努斯(1007年去世)在开罗天文台所制的历表,是中国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编制授时历的参考材料之一。

据记载,1300年,吊吉尔使者到中国通好,此即摩洛哥首都丹吉尔。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曾游历东非、西亚、印度等地,并在1347年到达中国,在他所著的《游记》中,详细介绍了泉州、广州和杭州的情况,尤其泉州港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港。元代末来中国经商的埃及人和摩洛哥人为数亦不少。

中国和东非与南非的关系

中国史书关于东非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杜环的《经行记》(通典所引)。据考证,《经行记》所说的摩邻就是明代的麻林,即今肯尼亚的马林迪。稍后,晚唐时期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所说的拔力国就是今索马里的柏培拉。随着唐代及两宋中西交通的发展,中国关于东非的知识日益增长。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1225年成书)以及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1350年成书)都有关于东非及南非的比较详细的记载。《诸蕃志》的弼琶罗就是《酉阳杂俎》的拔力,即今柏培拉,并且都泛指索马里。《诸蕃志》的中理国即今索马里东北部及索科特拉岛。《诸蕃志》的层拔国即《岛夷志略》的层拔罗,就是今东非的桑给巴尔。一般认为《宋史》的层檀就是层拔,也是桑给巴尔。《岭外代答》和《诸蕃志》的昆仑层期国就是今南非莫桑比克海岸及马达加斯加岛一带。

中国和东非人的直接交往是从唐代开始的。杜环是751年西去,762年回国。他住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首都亚俱罗(巴格达)。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阿拉伯人,其中有定居在东非的阿拉伯人。至于东非的黑人劳动者不幸被当作奴隶贩运各地,其中也有来到中国的。《新唐书》卷二二二下,诃陵国条说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时“献僧祗奴四”。“僧祗”是桑给巴尔,意即黑人的土地或黑人国。但中世纪阿拉伯人所说的桑给巴尔,指北起索马里的朱巴河口(《明史》的竹步)南至莫桑比克北部的德尔加多角的整个东非海岸地带。

唐代中国的大海船已可直航波斯湾。宋代中国的航海技术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代中国船有可能直接到达东非。值得注意的是东非桑给巴尔的一个使节在宋代两次访问了中国。一次是在1017年,一次是在1083年。《宋史·层檀传》提到“元丰六年(1083年)使保顺郎将层檀尼再至”。戴维逊认为这个使臣的最后三个字“层檀尼”念起来很像“僧祗”(即层拔)。中外史学界一般认为层檀即层拔,也就是僧祗。在尚未出现新的史料之前,可以说这是前来中国的第一个非洲使臣。到了元代,中国大旅行家汪大渊在14世纪中叶到过层拔国。元世祖忽必烈也曾派使臣到过南非的马达加斯加岛。明成祖时,郑和的船队到达非洲东岸,他的航海图使中国第一次绘入了非洲的海图。《明实录》说永乐十三年(1415年)麻林使臣来中国,同年辞归。永乐十四年十一月(1416年)木骨都束、不剌哇、麻林等十多国使臣前来中国访问,赠送马及犀象等方物。郑和的舰队第四次下西洋就到了东非的麻林、木骨都束、不剌哇。郑和第五次下西洋还有护送18国使臣回国的任务。《明史·郑和传》说永乐“十四年(1416年)冬,满剌加、古里等19国咸遣使朝贡,辞还,复命和等偕往,赐其君长。十七年(l417年)七月还”(南山寺碑所记此次出发年代为1417年)。《明实录》指出了19国的国名,其中有东非的木骨都束、不剌哇、麻林,因另有一国的名称出现两个译名,故只有18国。永乐十八年(1420年),麻林国王哇耒顿本亲自率领妻子和使臣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到福州后去世,明成祖“诏谧康靖,敕葬闽县,令有司岁时祭之”。

东非盛产香料和象牙。唐宋时代中国所需的香料和象牙主要来自东非,中国运往东非的货物主要是瓷器和丝绸。唐宋的中国钱币也不断流入东非。在现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明史》的木骨都束)、布腊瓦(《明史》的不剌哇)、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马菲亚岛等地不断发现中国钱币和瓷器。其中最大的一次发现是1945年在桑给巴尔发现的176枚中国钱币,除八枚时间不能断定外,其余全是唐宋钱币(7世纪至13世纪)。此外,从亚丁湾到桑给巴尔的整个东非海岸都有中国陶瓷的碎片,甚至罗得西亚的德兰士瓦也有这样的碎片。南非的这些碎片,据研究都是宋代或明代的。不管这些瓷器与钱币是通过什么途径运去的,这些实物的发现充分证明中国和东非与南非有着历史悠久的经济联系。公元前后有名的麦罗埃文明(在今苏丹民主共和国境内)也受到中国的影响。当公元前1世纪中叶,凯撒远征不列颠的时候,不列颠还十分荒凉,而麦罗埃已成为非洲炼铁的中心。中国货物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运到红海和地中海。在麦罗埃遗址中发现了中国式的鼎。

中国和美洲的关系

中国和美洲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许多科学家都肯定了古代美洲文化和亚洲文化,特别是和中国文化的联系。考古学家证明,在墨西哥古代文化中心特奥蒂瓦坎城内著名的太阳金字塔附近所发掘的一块有文字的雕刻,其文字与中国象形文字相似,可以清楚地认出“日”、“月”、“市”的字样。在秘鲁境内,也曾发现过刻有“太岁”字样的古碑。在厄瓜多尔,有人发掘出汉朝王莽时代的货币。各种事实证明,古代中国和美洲是有联系的。

如果说以上文物的发现尚缺少经过科学鉴定的考古年代,那么,更为世界瞩目的是中国浙江吴兴钱山漾,江西修水跑马岭遗址发现的六粒花生种子,经碳14测定,其年代都在4000年以上。众所周知,我国没有发现过花生野生种,也没有花生起源于中国的考证,而发现这六粒4000年前源起于南美玻利维亚的花生栽培种,正好作为我国与美洲早期交往的重要物证,确实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根据我国文献的记载,中国与美洲的贸易关系始自我国明朝万历年间,亦即拉丁美洲处于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初期,至今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据清政府出使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国的大使张荫桓所著《三洲日记》所载,我国与拉美通商始自“万历三年,即西历一千五百七十五年,墨(西哥)曾通中国,岁有飘船数艘,贩运中国丝绸、磁漆等物至太平洋之亚冀巴路商埠(即今阿卡普尔科),分运西班牙各岛(指西属美洲各殖民地)”。由于当时西班牙统治了拉美的广大地区,并于1565年占领菲律宾,而我国明朝政府又开放了“海禁”,东南沿海各省商业、手工业日趋繁荣,同菲律宾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也日益兴盛。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的西班牙,16世纪中叶以后,在“价格革命”的冲击下,社会经济恶化,无力满足拉美和菲律宾殖民地对工业品的迫切需要,于是便寄希望于对华贸易,通过“马尼拉之船”(拉美人称“中国之船”)的贸易体制,向拉丁美洲转销中国的商品,并从转手贩运中攫取惊人的利润。l572年有3艘中国商船驶抵马尼拉,并另有5艘船抵临菲律宾南方诸岛,而至1587年时就有30艘大型中国商船驶抵马尼拉港。在马尼拉贸易繁盛时期,每年常有20—60艘中国商船开往马尼拉,贸易额不下30—40万比索,有些年份甚至超过百万比索。

由马尼拉帆船贸易把以中国丝货为主的货物运到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又译亚加普尔科)港,商人们从这里的集市上购货后,便驱赶骡队驮运至墨西哥城出售,或运销墨西哥内地。有一部分运至墨西哥东部的维拉克鲁斯(又译委拉克路斯)港,再装船转销加勒比海诸岛或越大西洋远销西班牙等其他欧洲国家。也有一部分则由墨西哥城输往中美洲。1581年至1582年,当时盛产白银的秘鲁总督辖区曾派船至菲律宾进行直接贸易,被西班牙王室下令禁止,秘鲁只好派船到阿卡普尔科集市采购中国货品,然后运回秘鲁,大部分自销,也有一部分转运至阿根廷、巴拉圭和大西洋沿岸各地。

中国运销的商品种类极多,主要有:铜器、铁器、瓷器、陶器、丝绸、珠宝、水银、火药、胡椒、丁香、肉桂、雄黄、糖、蜡、铁、锡、铜、纹丝、丝织品、面粉、米粉,以及各种干鲜果品乃至牲畜、禽鸟等等。其中尤以丝货最为名贵。中国的丝货,花色种类繁多,有精致的罗纱、绉纱、绣花丝绸、天鹅绒、线缎、花缎、丝毛交织品以及用金银线织出奇巧图案的浮花锦缎等。此外还有丝货成品,如袜子、斗篷、裙子、天鹅绒上衣、长袍、晨服、床单、花毯、台布、手帕以及供教堂僧侣做礼拜用的法衣等等。16世纪末,在墨西哥有14,000人从事丝货制造,其原料大多来自中国漳州和广州。中国的瓷器和棉织品深受美洲人民欢迎。瓷器也作为家庭装饰品和互相赠送的珍贵礼品。中国的各种货物大大丰富了美洲人民的生活。

随着贸易的发展,许多中国商人和水手乘大帆船到墨西哥,他们中许多人信奉天主教,与当地妇女结婚,并使用西班牙姓名。l6世纪时,墨西哥城已有了“唐人街”,中国居民中有从事织工、船工、医生、裁缝、木匠、银匠、铁匠、理发等行业的。1635年,墨西哥城的西班牙理发师向当地政府请愿,抗议中国理发师的竞争,中国理发师因而被驱逐出墨西哥城。

在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贸交往中,拉美对我国的经济影响主要通过大量支付银元,促进了我国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西班牙在墨西哥铸造的佛头银元从16世纪末开始流入我国广州。据《嘉庆东华录》载:19世纪初,每年流入我国银元多达四五百万元。墨西哥独立后,自己铸造的银元“鹰洋”(因银元上铸有老鹰,而中国老百姓又把银元称光洋,故名鹰洋)自1854年起大量流入我国,至1911年累计总数达四五亿元之多。这两种外币在我国货币流通领域起过重要作用,直接推动了我国由使用银两到使用银元的币制改革。

拉丁美洲印第安人培植的许多重要作物如玉米、马铃薯、番茄、辣椒、菠萝、南瓜以及烟草等作物也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我国。中国种植烟草和吸烟的习惯就是明朝万历年间由菲律宾的吕宋传来的。因拉美的烟草在中国的推广种植,于是吸烟得以流行。

频繁的贸易往来,加深了中国和美洲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为以后中国和美洲之间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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