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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世界通史(修订版)中世纪卷

第三节 中国和南亚各国的关系

中国和印度半岛各国的关系

中国古书对印度半岛各国总称身毒,或曰贤豆,或曰天竺,至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才第一次出现印度的译名。中世纪的“印度”一词乃是半岛各国的总称(包括现今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中国和印度半岛各国的经济联系由来已久。据中国学者研究,约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中国和印度半岛已发生了间接的经济联系。据《汉书地理志》粤地条的记载,中国和身毒南部的黄支国(今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已经有了直接联系。东晋时中国高僧法显于377年(晋安帝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等五人自长安出发,经西域前往印度取经。他在笈多王朝的极盛时代游历印度半岛北部各地,到过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最后携带梵文戒律从海路回国。法显游历印度前后合计15年,即自399年至413年。他回国后所写的《佛国记》(又称《法显传》),描写了印度的典章文物及旅途所见,对研究印度史有重要参考价值。他非常称赞印度人民的建筑艺术。与法显同时代有天竺高僧鸠摩罗什来长安传教译经。鸠摩罗什的父亲是天竺人,母亲是中国少数民族地方政权龟兹国王的妹妹。他幼年学佛教的小乘学,后又学大乘学,“道述西域,名被东国”。曾在凉州居住十余年,精通汉文。后至长安,使长安佛学更加兴盛。他的主要成就是翻译佛教经典。以前的外来僧侣未能精通汉语,因而翻译质量不高,文句晦涩难懂。鸠摩罗什改直译为意译,文句接近汉语,义理依据梵本。他在长安译经三百余卷,使佛学便于流传。在佛经的翻译方面,鸠摩罗什和前面讲到的扶南高僧真谛以及唐代中国高僧玄奘并称为三大翻译家,在翻译佛经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南北朝至唐宋,不断有天竺僧侣前来中国。中国僧人去天竺求法取经者,除法显外,最著名的还有6世纪的惠生和宋云,7世纪的玄奘和义净等。宋云、惠生所写的游记今已失传,仅见于《洛阳伽蓝记》卷五。义净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均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玄奘之游历印度半岛,是中印关系史上的大事。玄奘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秋八月从长安出发,经过西域前往印度。他在当时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从著名的戒贤法师学习五年。此后他游历印度半岛各地,到过今天的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贞观十七年(643年)北印度著名的戒日王(尸罗阿迭多)在钵逻耶伽(今阿拉哈巴德)为玄奘举行75日“无遮大会”,会后玄奘携带大量佛经,由陆路经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回到长安。第二年就完成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记》的撰述。在这部著作里,玄奘追述了他亲身游历的110个和得之传闻的28个城邦、地区或国家的情况,内容极为丰富。这部书不仅是中国人民和印度半岛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见证,而且是研究中亚、西亚和南亚历史和地理的珍贵资料。从唐代至北宋还有使节和不少僧侣前往印度。据《册府元龟》记载,唐代前期和中期,天竺各国不断派遣使臣来华。641年戒日王派使者来中国访问,唐太宗亦遣使报聘。

宋、元、明时,中印交往继续进行。10世纪后期有印度王子来宋。11世纪时,宋朝与南印度的注辇国有联系,1015年注辇使节52人来华,以后又连续向宋三次遣使。宋朝赴印的僧人在伽耶建立了刻有汉文的石碑。在尼伽八丹建立的高达数丈的四方形砖塔,一直保存至19世纪。15世纪,印度半岛东部的榜葛剌(孟加拉)屡次遣使来明,1409年的使团达两百三十多人,中国也派使者前往印度各地。郑和曾到印度东部、南部及西南各地。侯显五次出使外国,其中有两次是专去印度的。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双方的僧侣、商人和使节的来往,天竺的文化对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声韵学方面,汉魏时孙炎的反切,南朝沈约的四声,以及唐末僧人守温的36个字母等都和梵文佛经的翻译有关。在文学方面,唐代的传奇小说也受到印度故事的影响。唐代的另一种文体“变文”与佛经的关系更为密切。“变文”是以诗歌和散文合组而成的一种通俗而生动的文体。“变文”的出现及其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件大事。在艺术方面,无论是建筑、雕刻和绘画都受到天竺的影响。天竺的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和东亚各国,跟各国固有的艺术相结合,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例如中国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的雕刻和塑像,以及甘肃西部敦煌石窟中的壁画,都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南北朝时,北朝兴佛教,重点在发扬佛教的形迹,建寺院,造石窟;南朝兴佛教重点则在研究佛教的义理。后来佛教走向衰落,但却对中国的艺术和哲学有着深厚的影响。中国的医学也有天竺医学的成分,这也和佛经的翻译有关,因为佛经有许多关于药物、病名和疗法等非常丰富的记录。在中国许多僧侣的著作中,也可看到关于天竺医学的介绍。《隋书经籍志》还记载了许多从天竺译过来的医书。除了“医方”而外,天竺的“工巧”也影响到中国。中国熬蔗糖的方法就是唐太宗时从印度学来的。其他如音乐、舞蹈、杂技、天文历算等等莫不受到天竺的影响。中国文化对印度影响最大的便是造纸术的传播。据研究,最晚在7世纪中国纸已经传到了印度,以后造纸术也传过去了。中国的天文历算也影响到印度。中国的制伞工艺为印度人民所喜爱。农艺方面,如桃、梨、桔、花生等也都是从中国传去的。

中国和尼泊尔的关系

5世纪初,中国高僧法显到过尼泊尔。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称尼泊尔为尼波罗。《新旧唐书》称为尼婆罗。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派李义表出使印度,路经尼泊尔,受到尼泊尔国王那陵提婆的热情接待。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尼泊尔曾派使臣携带礼物来中国访问,还带来菠菜等丰富了我国蔬菜品种。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朝政府派王玄策出使中印度的摩揭陀国,尚未到达,戒日王已死去,国内大乱。叛臣阿罗那顺篡位自立,发兵攻击王玄策,夺取中国及天竺其他各国使臣的聘礼。王玄策到西藏求援。当时文成公主在西藏。西藏派精兵1200人,尼泊尔派骑兵7000多人随王玄策去印度。王玄策打败阿罗那顺,并向掠夺者收回各国的聘礼。不久,唐朝与中天竺的摩揭陀发生了战争。

元朝中统元年(1260年),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在西藏修建佛塔一座。尼泊尔的工匠一向技术高超。八思巴便从尼泊尔(《元史》称尼博罗国)选工匠100人,最后得到80名,但一时未找到领队。17岁的尼泊尔少年阿尼哥自告奋勇担任领队来西藏修建佛塔。八思巴很重视这个年轻人,派他做总监工。第二年塔成,又劝他来元朝首都。忽必烈问他有何特长,他说学过绘画、雕塑、铸金的技艺。忽必烈命人取一针灸铜像,说是宋朝时留下来的,年久缺坏,无人能修,问他能否修理。至元二年(1265年),阿尼哥将针灸铜像修复,铜像上的关节脉络都很完全,“金工叹其天巧,莫不愧服”。当时两京(开平、北京)寺观中的塑像多半出自阿尼哥之手。至元十年(1273年)任命他为“诸色人匠总管”,后又任命为大司徒,兼领“将作院”(王室建筑机构)。死后封为凉国公。他的儿子和学生也擅长雕塑,学生中有汉族、藏族、蒙族,其中刘元成为著名匠师,他们父子师徒对中国佛教美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明朝称尼泊尔为尼八剌,自洪武至宣德年间不断有使臣来往,互赠礼品,关系密切。清代官书称尼泊尔为廓尔喀。尼泊尔乐舞也传到了中国。清代宫廷里有“廓尔喀部乐”。中国文化也影响到尼泊尔。加德满都的建筑就受中国的影响。荔枝是从中国传去的,尼泊尔人仍称荔枝。尼泊尔人称马铃薯为“中国马铃薯”。

中国和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的关系

斯里兰卡旧称锡兰,法显称其为狮子国,玄奘称它僧伽罗。据近年学者研究《汉书·地理志》所说的黄支南的“已程不国”就是斯里兰卡。如此,斯里兰卡在汉武帝时就和中国有了直接联系。中国最早详述斯里兰卡情况的著作就是法显的《佛国记》。法显回国时从海路经过狮子国。他在一所佛殿青玉佛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他又说狮子国前任的国王曾经遣使中国。这说明在法显之前,中国和斯里兰卡就有了经济和政治联系。法显在狮子国住了两年,然后携带若干梵文本佛经乘商人大船回国。法显以后中国高僧到斯里兰卡的仅据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便有益州的明远和义朗、交州的窥冲和慧琰、爱州的大乘灯、荆州的无行、灃州的僧哲、东菜的慧日。其中有的人曾前往印度,有的人则终身定居在斯里兰卡(如灃州的僧哲等)。从中国南北朝至隋唐,天竺僧侣来中国者也多经过斯里兰卡。如罽宾国高僧求那跋摩即从狮子国东来。

随着僧侣的往返和海上交通的进一步发展,两国也常有使者往还。晋义熙(405—418年)初,斯里兰卡遣使献玉像,像高四尺二寸,十分精巧。《宋书》卷九十七“师子国”条称,“师子国”于元嘉五年(428年)遣使来中国,至十二年(435年)又复遣使奉献。《梁书》卷五十四“师子国”条提到“师子国”国王遣使携带礼物来南朝,“欲与大梁共弘三宝”。《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师子国”条称,总章三年(670年)“师子国”有使者来朝。《册府元龟》卷九七一称,天宝五年(746年)“师子国”王尸罗迷伽派遣天竺高僧跋折罗(即释不空)来中国,献细金、宝璎珞、贝叶写的梵文《大般若经》一部、细白毡(木棉布)40张。天宝九年(750年),“师子国”又献象牙、真(珍)珠。此后使臣来往不断,至明代而极盛。郑和第三次下西洋(1409—1411年)时曾经到过锡兰山国(斯里兰卡)。《明实录》卷一八二称,永乐十四年(1416年)锡兰山等国各遣使赠送方物,各国使臣辞归时,明成祖又派郑和护送,并回赠各国君主以丝织品等礼物。当时斯里兰卡为东西海上交通的枢纽。郑和的舰队到斯里兰卡的航线有二:一为西去溜山(即今马尔代夫共和国)之航线,一为西北去小葛兰之航线。郑和第四次下西洋(1413—1415年)时,到过马尔代夫(溜山)。《明实录》记载永乐十四年(1416年)有19国的使臣来中国,其中就有锡兰山和溜山的使臣。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1430—1433年)于1430年最后一次访问斯里兰卡,并立碑纪念。1433年(宣德八年)锡兰山国国王不剌葛麻巴忽剌批曾派使臣来中国。1445年和1459年又曾两次遣使明朝。《明史》卷三二六“锡兰山”条记载了斯里兰卡送来中国的礼物有珍珠、珊瑚、宝石、水晶、胡椒、驯象等十多种,中国送去的礼物主要是丝织品,这显然是一种官方贸易。

早在6世纪时,斯里兰卡已经是东西方商人会集之所,中国的丝和檀香木是当时很贵重的商品。经唐宋至元明,斯里兰卡一直是东西方海上交通必经之地。唐朝时,中国的大海船经过印度洋航行到今天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据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的记载,14世纪上半期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交通,皆操于中国人之手。中国的大海船有3帆以至12帆,可载乘客1000人。每船皆有四层,供客商用的房间较多,设备周到。无风时用橹,大船上的橹差不多和船桅一样长,每橹需用10人以至30人不等。每一大船还带有小艇三艘,作其他用途。拔图塔称斯里兰卡的大城俱兰就是欧洲人所说的高郎白姆(即今科伦坡)。西航的中国商船抵印度半岛之前,首先在此停泊。中国商人来此者亦多。可见当时两国的经济来往是很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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