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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世界通史(修订版)中世纪卷

第二节 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中国和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关系

自古以来,中国和越南人民便有着密切的经济来往和文化联系。

越南人民对中国农业方面的贡献,是传入了越南中部(占城)的耐旱稻种。宋真宗时(998—1022年),因江浙旱荒,取占城稻种3万斛播种。当时称为占城旱稻,其米粒大而味甘。11世纪初,占城稻种在闽、浙及长江、淮河一带种植,以后又推广到北方各地。其次,中国人民所喜爱的甘薯(又名红薯,北方称地瓜),也是从越南传入中国的。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说:“甘薯……出交趾武平,九真兴古。”中国人民在生产技术等各为面,对越南有很大的帮助。中国的铁制农具和牛耕、养蚕织锦、造纸印刷先后传入越南,对越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的建筑技术、武器制造、医药针灸等先后传入越南。越南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加以发展,也有很多成就。明初有不少越南人移居中国,其中建筑师阮安曾参与当时北京的城池、宫殿、衙署等的建筑规划和设计。

中国的汉字、汉语很早就传入越南。越南的许多文人对中国的经义、诗赋等有高度修养。在现代的越南人民中,仍有很多人熟悉汉文。越南人民的语言里也采用了不少汉语词汇。13世纪,越南创造了以汉字为基础的“字喃”(意即南国的字),但纯粹的汉文,仍然是主要的表达工具。中国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在越南流行很广。

长期以来,中国汉族和越南人民彼此在另地任职和移居乃属常事。

8世纪中叶,越南爱州日南(清化)人姜公辅在内地考中进士,很受唐德宗器重,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宋代仍屡有刚建国不久的越南人举族移住广州、郴州、海南岛等地。15世纪初又有不少越南人移居中国。17世纪中叶,中国著名学者朱舜水不甘忍受清朝统治者压迫,曾两度侨居越南,著有《安南供役记事》一书。

清代,中越两国的商业交往分陆路和海路。陆路贸易主要依靠车拉、肩挑,局限在边界的小量贸易,以日用品为主。大宗的是海上贸易,中国出口物以布匹、绸缎、纸张、颜料、烟、茶、药材为主,进口的有大米、槟榔、胡椒、砂红、冰糖、竹木及海产品等。

老挝人民和中国人民很早就有了来往。据我国史书记载,早在公元3世纪初(吴黄武六年,公元227年),就有堂明“朝贡”的记载,说明从这时起,中国与老挝之间已有正式的往来。唐朝时与文单国的关系十分友好。文单曾先后四次向唐朝遣使,受到盛情接待。宋元两代,中老之间交往减少,至14世纪以后,中老之间官方交往又密切起来。“老挝”一名始见于《明史》。明朝嘉靖年间(l522—1566年)对老挝开始称为“南掌”,意即“万象之邦”(因老挝盛产大象之故)。在明朝存在的270年中,老挝先后有十位国王向中国遣使三十余次,带来礼物有大象、马、犀牛、金银器等,明王朝也多次遣使访问老挝。由于中老两国陆路交通十分便利,也为民间贸易的开展提供了条件。《皇明职贡图》卷一载:老挝人“知耕种,勤纺织,其近在普洱府东界外者常入内地贸易”。老挝出产的乳香、西木香、乌爹泥、鲜子、诃子和树头酒等都为我国人民所喜爱。又如老挝特产神品兰花被移栽至扬州后“人争来看,门几如市”。而老挝人民也从中国学习了酿酒、养蚕、制丝的方法,丰富了他们的生活。

柬埔寨古时叫作扶南。《三国志吴志·吕岱传》提到过交州刺史吕岱派遣官员访问扶南等国。这是中国最早派往柬埔寨的使臣。当时扶南与南海各国及印度均有来往,并有自己造的大船,可载百人。晋朝统一中国后,扶南不断有使臣来中国。中国北朝时期,扶南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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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如曾“遣商货至广州”。南齐永明二年(4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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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如又派印度高僧那伽仙为使臣,向南齐皇帝赠送“金缕龙王坐象一躯,白檀象一躯,牙塔二躯,古贝(即木棉)二双,琉璃苏钕(音立,食器)二口,玳瑁槟梆柈一枚”。中国皇帝回赠的礼物是“络紫地黄碧绿纹绫各五匹”。

中国从南朝的宋、齐、梁、陈到隋、唐,一直和扶南保持着联系。当时各国的佛教僧侣彼此往来,南朝时期,扶南就有几位高僧来中国译经授徒。其中僧伽婆罗、曼陀罗曾在梁朝翻译了不少佛经。548年来中国的扶南高僧真谛,留居中国二十多年,做了不少工作,最后终老于中国。唐代的玄奘便和真谛有师承关系。玄奘虽没到过柬埔寨,但在《大唐西域记》卷十中也提到伊赏那补罗国(即柬埔寨)。唐代另一中国高僧义净从海道去印度取经,到过柬埔寨,受到当地国王的热情接待。

真腊本是扶南的属国,约在6世纪中叶兼并扶南。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年),真腊的使臣来中国,“帝礼之甚厚”。唐朝前期,真腊分为两部分,北部叫陆真腊,在今柬埔寨、老挝地方,南部叫水真腊,即扶南旧境,在今柬埔寨和越南南方。唐朝中期,陆真腊和水真腊合而为一。自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年)至唐宪宗元和(806—820年)时期,不断有真腊使臣前来我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唐代陆真腊王子和副王先后来长安赠送驯象。南宋时,真腊合并占城(今越南中部),一度改名为占腊,元朝仍称真腊。元朝时中国曾有使臣去真腊,随行人员周达观在真腊住了一年,回国后写了《真腊风土记》一书,记载当地风俗物产颇详。从他的描写中看出,中国运去真腊的商品主要是金银、丝绸、瓷器、铁锅、雨伞等,真腊运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象牙、犀角、宝石和香料。据《明史》记载,明朝与真腊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常有使节往还。郑和下西洋也到过真腊。《明史》说真腊“国中有金塔、金桥、殿宇三十余所。王岁时一会,罗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于前,名曰百塔洲。盛食以金盘金碗,故有富贵真腊之谚”。这里描写的当然是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但也可以想见当时经济发展的程度。“其国自称甘孛智,后讹为甘破蔗,万历后又改为柬埔寨。”柬埔寨这个译名,从明朝一直沿用至今。

中国和泰国、马来半岛各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关系

13世纪中叶,泰国境内的泰族建立素可泰王朝,《元史》称这个国家为暹国。在暹国以南,曾出现了由真腊分出来的罗斛,是孟族和一部分泰族所建。暹国第三代国王蓝摩甘亨(敢木丁)曾六次遣使通好中国,带回许多中国瓷匠,并在该国建立陶瓷工场。他死后暹国分裂,不久即为南部的罗斛国阿瑜陀耶王朝所并,“因合为暹罗国”(《新元史》卷二五二),是为今天的泰国(1939年改国名为泰国)。自唐宋至元明,泰国和中国的来往十分密切。明朝援助朝鲜抗击丰臣秀吉侵略时,暹罗曾向中国来函愿派兵直捣日本,断其后路。15世纪后期,汀洲人谢文彬曾在暹罗朝廷任坤岳(即宰相)职,移居暹罗的中国人也很多。清朝与暹罗关系密切。自顺治九年(1652年)首次遣使“朝贡”,此后,有清一代,使节来华达四十余次,清政府对暹罗使团友好接待,“贡使所带货物,听随便贸易,免其征税”。

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都处在中西海上交通的要冲,汉武帝时,随着中国人民在南部海上航行的发展,便和东南亚各国及印度发生了海上交通的联系。从两晋南北朝至唐宋,马来半岛上的各国都和中国有密切的来往。15世纪初在马来半岛建立的满剌加王朝和中国明朝的关系尤为密切。明朝时,两国使臣往来不断。特别是从1411年至1433年,满剌加有三位国王先后五次访问中国。满剌加国王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411年(永乐九年),代表团人数达五百四十多人。明成祖举行盛大宴会热情欢迎。满剌加国王辞别时,明成祖赠给满剌加国王、王妃、国王的子侄、陪臣等大量礼物。郑和下西洋的舰队得到满剌加的大力支持。郑和曾在满剌加修建仓库储存货物。从马来半岛各地运来中国的货物主要是宝石、象牙、犀角、香料和锡块。中国运去的货物主要是丝织品、瓷器和铁器。新加坡博物馆现仍保存有中国明朝的遗物如瓷盘、古钱等。

印度尼西亚的考古学家在印尼各主要岛屿如苏门答腊南部、爪哇西部和加里曼丹东部都曾发掘出许多汉代陶瓷的残片。后汉史家提到印度尼西亚古国叶调与东汉政府的联系。131年(顺帝永建六年)“叶调国王遣使师会诣阙贡献”。这说明两国间最迟在汉代已经建立了经济和文化的友好联系。5世纪初东晋高僧法显从斯里兰卡经海路回国时,到过印尼境内的耶婆提国(应在爪哇岛上)。法显在耶婆提住了五个月,然后从这里坐商船回国。在法显回国之前,两国之间早已有商船来往,而且通常是50天便到广州。

隋唐时,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唐书》卷四十三下辑录了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即从广州出发,经海南岛,沿越南东海岸南航,即可抵达现在的新加坡海峡。海峡南岸是佛逝国。从广州到佛逝国只需20天左右。唐代中国和佛逝国及诃陵国的海上交通以及商人往来频繁,佛教僧侣的来往与外交使节的联系都要乘坐各国商船。南宋周去非所著《岭外代答》(1178年成书),详细记载了三佛齐和闍婆两国商人来中国广州和泉州的路线。赵汝适在所著《诸蕃志》中也说从泉州出发只要月余即可到闍婆。元朝时两国的贸易范围比以前更加扩大了,印尼的许多地区都和中国发生了经济联系。印尼的摩鹿加群岛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据考证即始于元代。元朝对外贸易繁盛时期,专管外商贸易的市舶司多至七处,这些机构的所在地是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宁波。明朝郑和下西洋时,先后跟随郑和前往东南亚各地的中国水手、工匠、士兵及其他人员,他们回国之后把在各国的见闻转告国内的人民。跟随郑和出使的费信和马欢分别写下了《星槎胜览》和《赢涯胜览》两部著作,记录了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来往。

中国同印尼境内古国的使节往还,根据各种材料不完全的统计,爪哇和苏门答腊古国中从132年初至1499年以叶调、闍婆达、诃罗单(呵罗单)、诃陵、末罗游(末罗瑜)、室利佛逝(佛逝、尸利佛誓、佛誓)、闍婆、三佛齐、爪哇等国名称遣使中国共七十多次。爪哇和苏门答腊两岛以外的其他印尼古国还没计算在内。

随着中国与印尼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和使节的往来,文化上的接触与交流也更加扩展了。唐代的高僧义净前后在印尼留居十年以上。他所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书,对东方各国文化交流以及研究印尼历史都有重要价值。义净记载了唐僧会宁与印尼僧人智贤(若那跋陀罗)合译佛经的事。会宁是中国成都的僧人。他于7世纪60年代曾在爪哇岛上的诃陵国住了三年,和当地高僧智贤合译了《阿籍摩经》的一部分。后来会宁委托另一唐僧运期将这一佛经送回长安。成为两国中世纪文化合作事业上有明确记载的良好范例之一。

中国的重要发明和生产技术也传到了印尼等国,陶瓷和丝织品在汉代早已传到印尼,养蚕织丝技术据说在唐代已传至印尼。《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记载,开元十二年(724年)七月,唐玄宗给室利佛逝国王的使者“赐帛百匹”。当时来往于两国之间的商船较多,商人贩运丝绢为数一定不少。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闍婆国条便说当地“亦务蚕织,有杂色绣丝”。中国纸张早在7世纪就由义净带到了印尼。16世纪中国商人把纸张运到印尼,使印尼人民不再用尖刀和树叶来书写,这对印尼文化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从《诸蕃志》和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有关印尼各主要条目的记载,可以看出中国丝绢、青白花碗等瓷器、漆器在宋元时不断运往印尼。明朝的马欢也说爪哇人最喜欢中国的青花瓷器。印尼各岛的木棉和棉布在中世纪不断运到中国,为中国人民所喜爱。在长期经济来往中,印尼的各种香料植物如龙脑香、沉香、丁香、龙涎香、冰片等陆续运到中国,丰富了中国的药物和食用香料。中国东南沿海居民先后侨居印尼等国,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对印尼等国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在中世纪就作出了重要贡献。

菲律宾出土的中国唐宋的瓷器,说明唐宋时中国和菲律宾的经济来往已很密切。《诸蕃志》、《岛夷志略》、《元史》、《明史》都记载了现今菲律宾群岛范围内的一些地方。《明史》记载菲律宾多次派使臣来中国。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国的东王、西王和嗣王亲自率领家属和臣僚等来中国,代表团人数多至三百四十余人。《明史·苏禄传》说:“居二十七日,三王辞归。各赐玉带一,黄金百,白金二千,罗锦文绮二百,帛三百,钞万锭,钱二千缗,金绣蟒龙麒麟衣各一。”《明史·吕宋传》记载华侨潘和五等250人不堪西班牙殖民者的压迫虐待,夜晚起义杀死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及西班牙殖民者多人,使西班牙掠夺计划破产。此后华侨和菲律宾人民多次并肩战斗,给殖民者以沉重打击。继明代以后,清朝与苏禄国仍保持密切的外交关系,自1726年(雍正四年)至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三十余年间苏禄国先后十次遣使访问中国,清廷对其朝贡使节“所带土产货物,听该夷照例贸易,免征关税”。

唐宋以后,中国同南洋一带的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留居南洋各地的华侨逐渐增多。南宋灭亡后,闽广一带农民困于生计,逃避苛政,不断移居南洋。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以前,苏门答腊的旧港,爪哇的杜板、新村、苏儿把牙(泗水)等地已有不少华侨。15世纪中叶,明朝政府停止官方的远航活动以后,民间出海的船队仍未中断,不少华人到南洋经商或定居。15世纪后期,还有很多华人移居暹罗。16、17世纪之间,闽、广农民移居南洋的日益增加,到印尼和菲律宾的人尤多。南洋华侨大都从事农业、手工业和采矿业,传去中国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对于南洋的开发很有贡献。中国移民同南洋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在生产中和反抗西欧殖民者的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中国和缅甸的关系

据《唐会要》骠国条称,魏晋之间有人写书,说永昌(今云南保山县北)西南二三千里有骠国。隋唐时,骠国和中国地方政权南诏的关系很密切。《资治通鉴·唐纪》称,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骠国“闻南诏内附而慕之,因南诏入见,仍献其乐”。《新唐书·骠国传》记载骠国国王雍羌派使节难佗访问中国,随行的歌舞团中,乐工共35人,带来乐器32件,演奏了12支乐曲。(1)这些缅甸音乐家在唐朝宫廷演奏,得到很高的评价。文人学士如白居易、元稹等纷纷写诗歌颂骠国音乐,一致赞扬乐曲优美。(2)与此同时,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亦多。中国南诏拓建东城(今昆明)时,有数千骠国人参加修建。许多缅甸人长期定居云南。

1044年,骠国王族阿奴律佗做了缅甸蒲甘王朝国王以后,中缅两国关系更为密切。阿奴律佗曾亲自到云南大理求取佛牙,受到中国大理地方政权的款待。大理王送给阿奴律佗一尊碧玉佛带回缅甸。阿奴律佗的儿子江喜佗在1105年(宋徽宗崇宁四年)派缅甸佛教僧侣把珍贵礼物——象赠给大理。第二年,缅甸使节和佛教僧侣又随大理的代表访问宋朝,备受款待。1156年,缅甸遣使向宋朝赠送金银书《金刚经》三卷,金书《大威德》三卷。宋朝回赠了金剑、绣衣等礼物。唐宋时代,中国的寺院建筑和壁画艺术等对缅甸影响颇大。两国之间联系密切。宋朝对蒲甘的使节很重视。《宋史·蒲甘传》说:尚书省言“今蒲甘乃大国,不可下视附属小国,欲如大食、交趾诸国礼。从之”。

中缅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可上溯到西汉,唐代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缅甸的木棉、玻璃罂(读英,容器)、瑟瑟(绿宝石)是运来中国的主要商品,中国运往缅甸的货物则以丝绸为主。13世纪时,中缅之间的玉石贸易扩大。缅甸从中国聘去大批开采玉石的工人开矿,大量缅甸玉石运入云南加工后,制成精致的装饰品,再在中国销售。当时云南的珠宝玉石商人在缅甸开设店铺百余家。中国封建统治者本来禁止铜铁输出国外,中国商人还是把铜锣、铁锅、剪刀等日用品运入缅甸,成为畅销品。缅甸的八莫城成为中国明朝时中缅贸易的一个中心。长期密切的经济来往,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中缅两国在音乐、舞蹈、戏曲、象牙雕刻、漆器以及佛教美术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1)陈炎:《唐代骠国献乐考》,载《世界中世纪史学术论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页。

(2)白居易专门作诗形容为:“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珠缨旋转星宿摇,花发抖擞龙蛇动”。载《白氏长庆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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