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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世界通史(修订版)中世纪卷

第一节 中国和东亚各国的关系

中国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的关系

远在文献记载之前,中国大陆居民与朝鲜半岛的居民就有了交往。由于中国大陆先进文化传入朝鲜半岛,使朝鲜半岛的社会得到迅速发展。朝鲜半岛在大同江流域、黄海道直到庆尚道等许多地方都发现了汉朝时代的铁器、铜器、漆器与丝织品等大量文物。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在朝鲜半岛上,中国的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高句丽,同百济和新罗处于角逐的局面。高句丽最为强盛,隶属于中国北朝;百济、新罗则与南朝有较多联系。当时,在今江苏、山东沿海一带的某些城市,有新罗人的居住地,称新罗坊。当时唐朝向新罗输出各种丝绸、药材、工艺品和书籍,新罗向唐朝输出麻布、金银、人参以及药材、毛皮和工艺品。王氏高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宋朝。宋朝时到朝鲜半岛的海上交通线,除了从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县)到朝鲜黄海道的瓮津半岛而外,又开辟了从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到朝鲜全罗道木浦的海路。从11世纪下半叶起,中朝贸易中的私商贸易比国家贸易更为活跃。中国商人每年有数次渡海前往朝鲜经商,每次数十人至几百人不等。中国运往朝鲜的商品有各种绸缎、瓷器、药材、乐器,还有香料、书籍、纸张、笔、墨等各种文具。高丽运往中国的商品有人参、松子、花纹席子、纸张、笔、墨、折扇等。朝鲜半岛上的开城就居住有几百名中国人,除汉族外还有我国兄弟民族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和畏吾儿人(维吾尔人)。李朝初期,朝鲜政府对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控制甚严,但到l7世纪时,朝鲜国内各地的集市贸易以及和中国清朝的“互市”都蓬勃发展起来。图们江和鸭绿江一带,每年都有定期的互市。鸭绿江方面从1646年起,每年春秋两次在义州中江(鸭绿江中的兰子岛)开设“互市”,为“中江开市”。起初也只进行公家贸易,后来交换发展起来,私商贸易反而更加活跃,这就是所谓“中江后市”。但朝鲜商人并不满足于“中江后市”。义州和开城的富商在使臣去清朝时,便混入使臣队伍,带着人参和银子,渡过鸭绿江到“栅门”(凤凰城边门)外进行交易,这就是所谓“栅门后市”。“栅门后市”的主要商品是中国的绸缎、白布、毛皮、药材、宝石、眼镜、文具以及朝鲜的人参、银、金、牛、铁铧、食盐、锅、麻布、皮货等,其中以人参和白银为朝鲜的主要出口商品。

中朝人民的经济来往,大大促进了精神文化的交流。古时朝鲜没有自己的文字,使用的是汉字。7世纪中叶,朝鲜学者薛聪以“吏读”方式将汉字经书译为新罗语。朝鲜人民又在实践中进一步研究了汉字和其他国家的文字,于15世纪创制了28个字母组成的朝鲜文字,时称“训民正音”,一直沿用至今。

唐朝时期,中国的经学和史学在东方各国广泛传播。后期新罗在首都庆州设立国学,教授儒家经典,又仿照唐朝以儒家经典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考试科目。唐、宋、元、明朝时期,朝鲜曾派遣大批学生来中国留学,很多朝鲜留学生在中国考试及第,长期居留,最著名的有崔致远等。

佛教的东传也影响到中国内地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372年,前秦苻坚遣官员送名僧顺道携佛经到高句丽,随后佛教又传播到新罗、百济。唐朝时,许多朝鲜僧侣和留学生一起到唐朝留学,其中最有名的是新罗僧侣慧超。8世纪初,慧超离开长安,由水路渡南海,从中印度登陆,巡礼了北印度的五国佛迹,然后由陆路经中亚回到长安。他的著名旅行记《往五天竺国传》,对研究中亚和印度各地的历史、地理、风俗、物产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佛教经典的印刷,大大刺激了高丽印刷术的发展。1023年,王氏高丽完成了第一次大藏经雕版,后在蒙古军侵略时被烧毁。从1236年开始,又历时16年完成了大藏经的第二次雕版工作。高丽大藏经的出版,促进了金属活字印刷的出现。朝鲜人民是在11世纪中国胶泥活字印刷的基础上,在13世纪中叶创造了金属活字印刷术。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14世纪初,中国使用木活字和锡活字,木活字印刷的方法,后来也传入了朝鲜。

l4世纪70年代,中国火药技术传入,朝鲜历史上才有关于火药制造的明确记载。1488年,朝鲜人从中国绍兴学得制造水车的方法,回国后随即仿造,以后在朝鲜大量推广。

朝鲜的医药学在中国的影响下不断发展。15世纪朝鲜卢重礼编成了《乡药集成方》85卷,金循义编成了《医方类聚》365卷,都是在中朝医学交流的基础上加以收集整理的巨大科学成果。特别是1613年许浚编著的《东医宝鉴》在中国和日本刊印,广泛流传,备受称赞。由于中医在朝鲜、日本广泛传播并进一步补充和发展,自成体系,所以得到了“东医”的称号。

中朝的艺术交流非常密切,新罗艺术深受唐代影响。高丽画家李宁,宋时来中国,也带来高丽的绘画艺术,宋人誉为“妙手”。隋唐时中国流行高丽音乐。中国音乐在宋朝时也传入高丽。

中国和朝鲜人民不但在长期的友好往来中交流了经济、文化的成果,建立了友好关系,而且在共同反对倭寇的斗争中结下了战斗的友谊。在明朝初年倭寇十分猖獗的时期,朝鲜经常护送被倭寇掳掠的中国居民回中国。在朝鲜壬辰卫国战争中,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

日本的考古资料证实,从秦汉之际起,中国的稻种、水稻耕作方法,还有铁器、青铜器及其冶炼铸造技术陆续传到日本,这可视为中日之间历史上最早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中日交往,大致始于西汉末东汉初(即公元前后)。《后汉书》载,公元57年日本曾遣使来中国都城洛阳修好,东汉光武帝“赐以印绶”。三国时,日本邪马台国曾四次遣使至曹魏访问,并携来土特产品交流。曹魏也两次遣使回访。

东晋南北朝时,日本大和朝廷使者多次到南朝刘宋访问,也有不少中国人先后经朝鲜半岛移居日本。这些中国移民带去多种先进的手工技艺,尤其是养蚕、织绢、制陶、制鞍、绘画技艺等。大和朝廷还派人专程到中国聘请不少纺织工匠和女裁缝到日本传授技艺。中国移民中有汉文素养、长于文笔的人还在大和朝廷任职,掌管记录,起草外交文件,并常常出使海外。

隋唐时,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达到高潮。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封建国家形成时期的日本新兴封建统治阶级,亟欲全面移植中国高度发展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思想、科学技术与文化,以为己用,遂不避海路艰险,不断地向中国派遣大型使团和留学生、学问僧。日本政府在圣德太子摄政时期,于607年遣使小野妹子赴隋修好,翌年隋炀帝遣裴世清回访。8月初裴世清一行到达日本时,受到日皇遣“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的极其隆重的欢迎。从608年至614年六年间,日本又两次派出遣隋使,并开始派留学生与学问僧。这些人在中国多学有成就。唐初回日本的学问僧南渊清安、留学生高向玄理等人曾在效仿唐制的大化改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政府从630年至894年的两百多年间共任命过19次遣唐使,实际派出13次,其中包括“迎入唐使”和“送唐客使”共6次。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团都有众多随员,最多一次达650人,最少时也有120人。奈良朝以来,日皇在任命大使之后循例召见,授以节刀,还宴餞赐歌壮行。中国政府对此也极为重视,热情接待来访使团,唐朝皇帝还往往予以接见。不少随团前来的留学生、学问僧留唐一二十年,同中国人建立起深厚感情。8世纪的留学生阿倍仲麻吕,17岁时来到中国,取华名朝衡(或晁衡),留唐期间学业卓有成就,同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交往甚密,友情很深。他回国时船破,漂流到越南,后来返回长安。其间曾传闻他已在海上遭难,李白特作《哭晁卿衡》诗悼之,表达了中日两国人民深厚的友谊。后来仲麻吕终以70岁高龄卒于中国。

日本留学生大都认真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学成回国发挥作用,还带回各种书籍、典章文物、科学仪器,促进文化交流。8世纪的吉备真备先后留唐20年,精通唐代各种学艺,回国后和另一名留学生大和长冈一起删定了律令24条,并在大学传授所学,吉备真备位至右大臣。为数众多的学问僧不只来中国巡礼求法,还传回唐代佛教各宗。9世纪初传回真言宗的空海,在中国文学方面造诣颇深,回国后写成《文镜秘符论》六卷,专论汉诗文的修辞法,还编纂了日本第一部汉字字典《篆隶万象名义》30卷,推动了日本汉文的发展。

唐代也有一些中国人东渡,影响最大的是名僧鉴真。他是应日僧之请赴日的。鉴真从743年起曾五次开航,均遭失败,双目因以失明。但他并未气馁,为了中日友谊,在第六次开航后终以惊人毅力战胜千难万险,于754年到达奈良,受到日本朝野的热烈欢迎。鉴真传去律宗和各种佛经,广泛地介绍了中国医药学。他和他的弟子们还长于建筑、雕刻,在他的主持和指导下完成了一组著名的仿唐建筑——唐招提寺。今天仍然屹立于奈良的该寺金堂大殿,被日本人誉为国宝。763年鉴真终于此地。日本孝谦女皇在757年(天宝元年)4月,曾颁天皇诏令:“宜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另在768年(神护景云二年)7月,下诏尊孔子为文宣王,强调修建孔庙,以孔子儒学为立国之本……。(1)

唐代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范围广阔,影响深远。奈良时期和平安前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制度都具有显著的唐制特点。从此时起,“唐镢”、“唐犁”、“唐锻冶”、“唐纸”、“唐墨”、“唐物”等名称在日本语言中大量出现。从7世纪起日本就使用中国用以指导农业生产的历法,随着唐代历法不断地进步,日本也及时采用了中国的新历法。中国医书早已传入日本,奈良时期日本按中国方式培养医学人才,至平安时期确立了汉医学。这一时期汉文学大为兴盛,唐式建筑兴起,仿唐雕像、绘画大量出现,首都平城京(奈良)、平安京(京都)先后按照唐部长安城的设计修筑起来。唐代的服饰、烹调法,以及历代相承的节日等也在日本流行。

文化交流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字和语言。日本古代没有自己的文字,3世纪汉字传入后便使用汉字。7世纪,日本人创制出以汉字的音和调来表达日本语音的方法,这种汉字便成为日本最初的“假名”。9世纪以后,日本人又利用一些楷体汉字的偏旁和一些表示一个音节的草体汉字,分别制成“片假名”与“平假名”。日本字母文字的出现与传播,推动了日本民族文化的发展。

唐末日本停派遣唐使,禁止日船外航,两国关系出现低潮。但是中国民间商船去日贸易渐多,日僧、学者有不少搭乘中国商船来华。两国的民间往来起到了沟通两国关系的作用。从北宋末年起,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有丝织品、香料、药品、文具、绘画以及各方面的书籍。日本输往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砂金、水银、硫磺、木材以及扇和刀等工艺品。中国书籍大量输出到日本,使得后来不少中国遗失的典籍在日本得到保存。中日科技文化交流很有成就。10世纪末日本入宋僧奝然(法济大师)从中国带回雕版印刷的《大藏经》一部,促进了日本雕版印刷的发展。12世纪末的入宋僧明庵荣西在中国学得宋代建筑技术和宋医学,研究了茶树的栽种和茶叶的养生,带回了茶种。13世纪前期,日本陶工加藤四郎左卫门景正(俗名加藤四郎)入宋学得烧制陶瓷的新技术,回国后在尾张(今爱知县)的濑户开窑,创“濑户烧”,驰名日本。

元朝统治者侵日,两国国家关系又告中断;“倭寇”(2)兴起,使民间贸易受到严重干扰。明成祖时,经过两国共同努力,恢复了邦交并基本排除了“倭寇”的干扰,两国实行“勘合贸易”(3)往来颇盛。从1404年至1547年,日本共派出遣明船17次,运到中国大量的刀、硫磺、铜等商品,换回日本急需的铜钱和生丝、绸缎、药物、陶器、书籍等,获利甚巨。元、明时代有不少日本禅僧来中国巡礼求法,所至各处,受到中国僧俗热情接待。14世纪日本入元僧友山士偲访问松江时,适值“巨水为害,吴中禅刹钟鼓寂尔,游方之士无放包之地”,情况十分严重。然而中国僧人对这位日本僧友却予以特殊照顾,“苦留过冬”,“视以骨肉”,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友人的深厚情谊。入元入明禅僧中有一些是著名的汉诗诗人和汉文学家,如14世纪的雪村友梅、绝海中津等。他们以自己的诗篇歌颂了两国人民的友谊。适应日本雕版印刷的需要,14世纪时,陈孟荣、俞良甫等大批中国雕刻工艺者移居日本,向日本介绍雕版印刷术。15世纪,著名的日本美术家雪舟等也曾来中国研究水墨画,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了科学文化交流。

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年),日本丰臣秀吉侵略中国邻邦朝鲜并妄图进而征服中国,称霸亚洲,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一度遭到破坏。不久日本德川幕府建立,两国虽未正式恢复政府间关系,但民间贸易却大大发展起来。

(1)刘明翰等著:《日本天平女皇孝谦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2)“倭寇”大多是日本镰仓末期西部地方没落封建主、破产武士和走私商人。他们对中朝两国沿海地方进行海盗活动,所到之处劫掠一空。

(3)“勘合贸易”,即规定日船来中国须出示名为“勘合符”的特许证,持此证中国才承认其为日本贸易船只,得以交易,此证由中国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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