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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世界通史(修订版)中世纪卷

第四节 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

16世纪尼德兰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尼德兰”一词意为低地,即指莱茵河、缪司河、些耳德河下游及北海沿岸一带低洼地而言,包括现今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的一部分,土地面积约为七八万平方公里。(1)这个地区在中世纪初期曾是法兰克王国的中心。11世纪后分裂为许多封建领地,分别隶属于德国和法国。15世纪它的大部分地区成为勃艮第公国的组成部分。后来由于王室联姻及继承演变,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16世纪初又转属封建专制的西班牙王国。

早在13世纪至15世纪,尼德兰的手工业和商业就已发展起来,特别是呢绒业相当著名。进入16世纪以后,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在尼德兰17个省中,约有300多个城市,因此有“多城市国家”之称。在北部七省中,以荷兰和西兰两省的工商业最为发达。这里的毛、麻纺织业和造船业颇负盛名,航海业和渔业也具有相当高的水平。1565年,各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共航行约达35,000次,其中2150次是属于尼德兰北方各省的航行。16世纪中叶,每年有l000多条船从阿姆斯特丹和北方诸省出海捕鱼,各类鱼年产值为330万杜卡特。许多大城市里都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阿姆斯特丹是北方诸省的经济中心,1548年呢绒年产量达到10,938匹(2)它与英国、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以及俄罗斯等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但与西班牙则较少经济联系。农村中封建势力比较薄弱,在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资本主义关系已经深入农村,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大富商和资产阶级手中,他们或者直接经营农场、牧场,剥削雇佣劳动,或者把土地租给佃户,收取货币地租,有些贵族也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场。

在南方十个省中,经济最发达的是佛兰德尔和不拉奔,早在14世纪就出现了手工工场。到16世纪,在纺织、冶金、制糖、印刷等工业中的手工工场更加普遍。其中毛、麻纺织业手工工场尤为发达。但毛织业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主要依靠国外市场、特别是西班牙市场。南方各省的大资产阶级与西班牙及其殖民地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因而在反抗西班牙专制统治的斗争中,表现出极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在农村中,农奴制度已经瓦解,农民变成自由的自耕农和佃农,资本主义农场也发展起来。

南方的中心城市安特卫普,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和信贷中心之一。据意大利历史学家法·吉查迪尼的估计,1560年安特卫普单进口货一项的总值就多达31,870,200佛罗林。欧洲各国在这里设立的商行和代办处约千余家,每日往来的外国商人有5000—6000人。港口内有时同时停泊大小船只2000余艘。城内国际性交易所大门前悬挂着“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的标牌。(3)

尼德兰人自夸说,他们在各国采蜜。认为北欧是他们的森林,莱茵河沿岸是他们的葡萄园,德国、西班牙、爱尔兰是他们的羊圈,普鲁士和波兰是他们的谷仓。

但尼德兰各省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些省份,特别是边缘省区如阿多瓦、那慕尔、卢森堡等,经济发展比较迟缓,封建土地所有制仍占统治地位,农民对封建主不仅有土地依附关系,甚至还有人身依附关系。边远地区农奴制很牢固。

16世纪的尼德兰,资本主义关系迅速发展。但西班牙的封建统治和残酷剥削,使得尼德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由收买商、商人、工场主和农场主构成的城乡资产阶级,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以加尔文教为旗帜,迫切要求摆脱封建关系的束缚,推翻西班牙的专制统治,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大商业资产阶级,尤其南方的大商业资产阶级,由于在经济上与西班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较保守和易于妥协。

贵族阶级则发生了很大分化。许多贵族,主要是北方的贵族,由于采取了资本主义的土地经营方式,成为新贵族,其经济政治利益与资产阶级接近。但那些仍然靠封建地租过活的旧贵族,则仿效德国路德教诸侯和法国胡格诺贵族,想通过宗教改革没收教会土地和财产,以增加自己的财富。他们与西班牙统治当局之间也有着一定程度的矛盾。

广大的手工工场工人、农场雇佣劳动者、城市贫民以及人数众多的农民,深受异族和统治阶级的双重压迫,处境极端困苦,他们当中很多人参加了再洗礼派,强烈要求改变现状,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路德的思想和著作,1525年时在尼德兰已广泛传播。(4)16世纪中叶,加尔文教在尼德兰的影响迅速扩大,成为主导的新教。

(1)当时西班牙本土的面积约为59,5万平方公里,为尼德兰的7.5倍。

(2)齐斯托兹沃诺夫:《16世纪上半期尼德兰的宗教改革运动和阶级斗争》,第58页,莫斯科,1964年版。

(3)希顿:《欧洲经济史》,第233页,纽约,1948年版。

(4)G.Parker,The Dutch Revot,Allen lane(帕克尔:《荷兰起义》,1985年版),p.36.

西班牙对尼德兰的统治

尼德兰的最高统治者是西班牙委派的总督,他拥有最高的行政、司法和财政大权。总督之下设有由大贵族组成的国务会议。各省另有省长。除政权机关外,还有等级代表机构:各省有省议会,在它之上有全国性的三级会议。起初,省议会和三级会议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例如征收新税,需经省议会批准,方可征收。但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不顾尼德兰的传统权利,恣意加强政治控制和搜刮捐税,掠自尼德兰的捐税收入占西班牙国库总收入的一半。因此尼德兰曾被一身兼德皇和西班牙国王二任的查理一世称为是他“王冠上的一颗珍珠”(1)。他以天主教会作为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压制一切自由思想,1522年4月在尼德兰设立宗教裁判所,残酷迫害新教徒。1550年颁布严惩“异端”的敕令规定,凡是新教徒或被控为新教徒者,“男的杀头,女的活埋”,甚至帮助过新教徒或和他们谈过话的人也要治罪,没收其财产。因此人们把这个敕令称为“血腥敕令”。

腓力二世(1556—l598年)继位后,变本加厉地推行专制统治政策。他任命其姐玛格丽特公爵为尼德兰总督,由宠臣红衣主教格兰维尔辅政,全面加强对尼德兰的压迫和控制。玛格丽特剥夺尼德兰17个省残存的自治权利,加派各地驻军,利用天主教会,大肆镇压尼德兰人民,将尼德兰的主教区从6个增加到20个,宗教迫害案件激增,宗教裁判所接二连三地处死许多加尔文教徒和再洗礼派教徒。(2)

腓力二世为了保护西班牙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限制尼德兰商人进入西班牙港口,禁止他们同西属美洲殖民地直接进行贸易,提高从西班牙运出羊毛的税额,从而使尼德兰从西班牙进口的羊毛锐减40%(由每年40,000万包减到25,000包)。许多手工工场倒闭,成千上万工人失业。1547年他还公开拒付国债,更使许多尼德兰银行家蒙受巨大损失。外来统治者强加给尼德兰的这些灾难,都带有明显的民族压迫的性质。尼德兰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与西班牙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急剧激化,在佛兰德尔、不拉奔、荷兰、弗里斯兰和安特卫普等省市,先后多次发生新教徒反抗西班牙反动统治的暴动。尼德兰各地的流亡者在佛兰德尔贵族尤吞霍夫等人领导下,曾在英国伦敦成立了早期的加尔文教组织,进行反西班牙的斗争。(3)

(1)查理五世时,西班牙每年从尼德兰攫取约200万佛洛林,占其总收入(包括取自西班牙本土、意大利、美洲殖民地及尼德兰的收入之半)。

(2)据统计,宗教起诉案件的人数1551年为50余人,1561年增为150人,1562年猛增到650人。从1521年颁布惩治异端法令起,迄1566年前,因异端罪被处死和被迫流亡的人数达5万多人。

(3)斯卡兹金主编:《中世纪史》第2卷(俄文版),莫斯科,1954年版,第178页。

革命的开端与游击战争

腓力二世的高压政策,激起尼德兰人民的极大愤慨,甚至尼德兰贵族也因在政治上受到排斥而日益不满。尼德兰贵族利用人民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组成以中小贵族为主的“贵族同盟”。1566年4月5日,贵族同盟中三百多人联合行动,向玛格丽特总督呈递请愿书,提出废除“血腥敕令”,召开三级会议,撤退西班牙驻军,免除格兰维尔的职务等项要求。西班牙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1566年8月11日,佛兰德尔的一些工业城市中的手工工场工人和城市贫民发动起义,斗争的锋芒首先指向西班牙反动势力的精神支柱——天主教会。起义者冲进教堂和修道院,捣毁圣像、圣徒遗骨和遗物,没收教会财物,焚毁地契和债券。运动从南部开始迅速扩展,很快席卷了不拉奔、西兰、荷兰、弗里斯兰等12个省区,起义群众捣毁教堂和寺院5500多所。起义者不仅破坏圣像,并烧毁债券和契约,还到处逼迫市政当局停止迫害新教徒,承认新教徒信仰自由,限制天主教僧侣的活动,起义者甚至准备夺取城市领导权。汹涌澎湃的群众性革命运动是尼德兰革命的开端。

西班牙统治者慑于人民的革命威力,在8月23日颁布的“协议令”中,被迫答应暂停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允许加尔文教徒在指定地点做礼拜。尼德兰贵族们对群众运动怀有恐惧心理,因此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西班牙统治者作出的“让步”,一部分贵族甚至公开帮助政府镇压人民起义。加尔文派资产阶级也不敢坚持斗争,并号召人民服从政府。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和一部分贵族的叛变,各地的人民起义于1567年春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

狡诈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于1567年8月,派遣以狂暴闻名的阿尔发公爵率18,000名讨伐军来到尼德兰。阿尔发宣称:“宁把一个贫穷的尼德兰留给上帝,不把一个富庶的尼德兰留给魔鬼。”他设立所谓“除暴委员会”(即处理有关“异端”和叛逆案件的非常法庭,史称“血腥委员会”),在各城市派驻西班牙军队,大肆搜捕起义者,实行恐怖统治。绞刑架和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遍布各地,九千多人财产被没收,直接被处死者达一千多人。(1)贵族反对派的首领厄格蒙特伯爵、荷恩大将以及资产阶级领袖安特卫普市市长凡·斯特拉连等人,也都被送上了断头台。阿尔发为了掠夺尼德兰人民,于1569年3月,颁布新税制:1.各种动产和不动产的财产税,税率1%;2.土地买卖税,税率5%;3.商品交易税,税率10%。仅第一项税,一年就搜刮到330万佛洛林。高税盘剥,使得尼德兰的经济受到致命的打击。

阿尔发公爵的恐怖统治与掠夺政策,迫使贵族和资产阶级中许多人相继逃亡国外。奥兰治·威廉逃到他的德国领地拿骚,在那里联系德国新教徒诸侯和法国胡格诺贵族,期望能得到他们的援助。威廉本人有一定作战经验,他21岁时便在查理五世麾下任军事指挥官,曾指挥过一支2万名士兵的部队。1568年,阿尔发下令要他前往“除暴委员会”受审,威廉率领23,000名雇佣军进攻弗里斯兰,但被阿尔发打败。此后他又多次带兵回尼德兰,进攻西班牙反动军队,都因没有发动群众而受挫。

当贵族和资产阶级纷纷逃亡国外时,南方的许多手工工场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和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转入佛兰德尔、根涅辜和海诺特的密林中组成森林游击队,称为“森林乞丐”(2),袭击西班牙的小股军队,惩办天主教神甫和司法官吏。北方的荷兰、西兰、弗里斯兰等地的水手、渔民和码头工人组成海上游击队,称为“海上乞丐”,袭击西班牙船队和沿海据点。各地游击队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参加的人越来越多,队伍日益壮大,一些逃亡国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人物,也回来参加游击队,并且逐渐取得了领导地位。(3)

(1)《不列颠大百科全书》第11卷,第834页,1974年版。被处死人数的说法不一。

(2)1566年,贵族同盟向女总督玛格丽特请愿时,西班牙大臣辱骂他们是“乞丐”。后来,贵族同盟便以乞丐作为自己的别名,并以乞食袋作为同盟的标记,用以表示西班牙人的残酷压榨把尼德兰人都弄成了乞丐。

(3)1568年春,“海上乞丐”队伍建成。1570年威廉向“海上乞丐”颁发特许状,委任指挥官和舰长,规定战利品的三分之一上缴。“海上乞丐”接受了奥兰治家族的三色狮旗和命令。

1572年北方起义和革命运动的扩大

人民群众坚持反抗斗争,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1572年4月1日,一支海上游击队突袭攻占了西兰岛上的布里尔城。这一胜利不仅使海上游击队有了坚强的据点,并且成为北方各省普遍起义的信号。5月下半月,起义蔓延到须德海出入口的重要商城恩卡增及荷兰、西兰的一些城郊和农村,反西班牙的人民起义迅速席卷北方各省。到1572年夏,几乎整个荷兰省和西兰省都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奥兰治派贵族和资产阶级凭借人民革命的力量,夺取城市政权,组织人民自卫队,对西班牙的反革命势力实行革命的恐怖统治。在农村,农民群起捣毁天主教堂、寺院和贵族邸宅,拒绝缴纳什一税和履行各种封建义务。1572年7月中旬,在多德雷赫特召开的荷兰省的议会(1)上,奥兰治·威廉被推举为荷兰、西兰和乌特勒支三省的合法总督。奥兰治·威廉本人虽是天主教的封建贵族,但他热爱尼德兰,关注民族命运,同情新教徒,对西班牙的反动统治及镇压“异端”很不满。早在16世纪60年代初,他便呼吁停止迫害新教徒,支持新教徒反抗西班牙的斗争,主张各地可自行决定宗教信仰,对不同教派宽容并自行活动。(2)在革命高潮的推动下,威廉在1573年4月,宣布自己改宗加尔文教,使“荷兰接受了共和党人的旗帜,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3)到1573年底,荷兰北方七省先后都从西班牙的占领下解放出来。

阿尔发对起义的北方各省进行野蛮的反扑,残酷屠杀居民。但人民的斗志更加高涨,阿尔发已无法挽回西班牙的败局,他仅围攻哈勒姆一城就费时七个月之久,伤亡一万两千多人。1573年12月腓力二世召回阿尔发,任命长于外交的列揆生为尼德兰总督。

列揆生继续疯狂镇压尼德兰起义,于1574年5月围攻已被包围达半年之久的荷兰的滨海城市莱登城。守城居民英勇奋战,坚持抵抗达数月之久。当城内粮尽时,西班牙军派人诱降,守城人骄傲地回答说:“只要你们还听得见城里有狗吠猫叫的声音,就知道城市守得住。”“为了保卫我们的妇女、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宗教免受外国暴君的摧残,我们每个人会吃掉自己的左手来保全右手”。城郊农民协助守城居民英勇抗击西班牙军队,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消灭小股敌军。后来,海上游击队赶来支援,8月3日奥兰治·威廉等亲临现场,指挥工兵掘开马斯河河堤六处,放水淹敌,列揆生的军队遭到巨大损失,于10月狼狈退却。随后,列揆生又施展政治阴谋,分化革命阵营。他下令停止新税和赦免投诚的奥兰治党人。但北方的革命势力却继续增强。

北方革命的胜利推动了南方各省人民的反抗运动。南方农民组织起来,控制道路,打击到处窜扰的西班牙侵略军队。l576年9月4日,布鲁塞尔的市民在奥兰治党人城防司令德·黑兹的领导下爆发起义,起义者占领议会大厦,逮捕国务委员,解散国务会议,推翻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最高统治机关。南方各省纷纷响应,许多城市发动起义,夺取政权,建立自治机关。1576年10月,尼德兰南北各省的代表在根特举行全尼德兰三级会议,商讨南北联合斗争问题。会议进行期间,西班牙雇佣军又一次洗劫了南方的最大城市安特卫普,杀死居民8000,全城房屋的三分之一被烧,劫掠财物约值500万金币,这一事件促成南北方各省迅速达成了实现联合的协议,于11月8日签订了“根特协定”,废除阿尔发颁布的一切法令,重申各城市原有的权利和贸易自由,南北联合共同反对西班牙,南方仍信仰天主教,但承认加尔文教的合法地位。协定没有触及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还没有明确提出尼德兰独立问题。

“根特协定”缔结后,革命斗争仍继续发展。1577年秋,南方的布鲁塞尔、根特和安特卫普等城市的人民又发动新的起义,建立革命的“十八人委员会”权力机关,并采取一些民主措施。与此同时,在佛兰德尔、不拉奔等省的农村,农民运动也蓬勃兴起,抗交封建租税,夺取贵族和教会土地,摧毁贵族城堡。革命的高涨,引起南方贵族、天主教僧侣的恐惧,他们阴谋与西班牙妥协,与西班牙有经济联系的资产阶级保守派也不愿与西班牙断绝往来。1579年1月9日,南方反动贵族在阿图瓦省城阿拉斯组成“阿拉斯联盟”,承认腓力二世为“合法的统治者和君主”,天主教为唯一合法的宗教,企图同西班牙勾结起来,向革命进行反扑,从此,南北方分道扬镳。

尼德兰南北方的分裂并非偶然。由于尼德兰经济发展不平衡,没有出现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南北方各省分别以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为中心,形成两个彼此对立的经济实体,南北市场历来就存在着竞争。南方需要西班牙供应羊毛,安特卫普贸易对象主要是西班牙及其殖民地,因此南方割不断与西班牙的经济联系。同时,北方资产阶级多信奉加尔文教,南方贵族多信奉天主教。南方贵族和天主教僧侣害怕北方民主势力的增长会剥夺他们的封建特权,宁愿维持现状,与西班牙妥协。

(1)会址在荷兰省的多德雷赫特城,共有12个城市的代表莅会,并非北方各省的联合议会。乌特勒支当时仍处于西班牙控制之下,不是会议东道主。多德雷赫特城又译为多特勒支。

(2)F.Herrison,William The Silent,London,1970,pp.41-42,63-67.(哈里逊:《沉默的威廉》)

(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乌特勒支同盟和联省共和国的成立

南北方分裂后,北方各省以及部分南方城市于1579年1月23日成立“乌特勒支同盟”。同盟宣告北方各省为永不可分的联盟,以各省代表组成的三级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规定统一的币制和度量衡,实行共同的军事和外交政策。1580年6月15日,腓力二世发表特别宣言,宣布奥兰治·威廉为“最凶恶的叛徒和国事犯”。次年7月26日,乌特勒支同盟各省的三级会议正式宣布废黜腓力二世(1),在尼德兰北部成立联省共和国,简称为荷兰共和国。北部富有的资产阶级和贵族公认奥兰治·威廉是最适当的领袖,担任执政。1584年7月10日,51岁的奥兰治·威廉被西班牙派来的特务枪杀,其子奥兰治·摩里斯被推选为由显贵和资产阶级组成的“民族委员会”的主席,同时又是北方诸省联军的总指挥兼执政(1585—1625年在位)。

西班牙侵略者不甘心失败,新总督法尔内塞和阿拉斯联盟一道,首先在南方向革命力量进行反扑,攻占了安特卫普、布鲁塞尔、根特等城,恢复西班牙在南方的统治。继之法尔内塞率军北犯,遭到在摩里斯指挥下的北方联军的强烈反击,屡被挫败。

这时,欧洲的国际形势对联省共和国较为有利,它得到了英、法两国的支援。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远征英国惨败,1589—1598年,西班牙出兵干涉法国胡格诺战争也以失败告终。西班牙已无力扑灭尼德兰革命。1609年4月9日,西班牙与联省共和国缔结12年休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共和国的独立。后来在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后订立的《威斯特发里亚条约》正式承认荷兰独立。至此,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在北方胜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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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兰革命是具有鲜明的民族解放斗争性质的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它通过民族解放斗争、全民动员,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阵线,共同抗击西班牙暴政,终于摆脱了西班牙的民族压迫,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次革命也是一次披着宗教外衣的革命,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以加尔文教为旗帜,开展对天主教的西班牙的反动封建统治的斗争,恩格斯曾指出:加尔文教在荷兰创立了一个共和国(2)。这次革命还有一个特点,即资产阶级与以奥兰治·威廉为代表的贵族结成联盟。尼德兰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政治妥协性又比较大,这些都给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带来后遗症:革命不够彻底,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彻底摧毁,革命仅在北方取得胜利。但当欧洲还普遍处于封建专制统治的时期,荷兰共和国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沉重地打击了欧洲主要封建反动堡垒——西班牙和罗马天主教会。不仅为资本主义在尼德兰北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并且是以后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即将到来。

(1)F.Herrison,William The Silent,London,1970,p.214.及威廉斯:《历史家的世界史》第13卷,第487页。

(2)参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页。

17世纪前期荷兰经济的发展和对外殖民掠夺

尼德兰革命后成立的联省共和国,以荷兰省经济最为发达,它提供全国财政开支的57%。荷兰省还是全国政治中心,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设在这里。故联省共和国又称荷兰共和国。

17世纪前期,荷兰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呢绒业、麻织业、丝织业及陶瓷业等均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迄17世纪初,英国的呢绒还要靠荷兰最后加工和染色,荷兰从事该项职业的工人达数千人。荷兰的造船业尤为发达,曾居当时世界的首位。当时荷兰商船的吨数占欧洲总吨数的四分之三。荷兰为西班牙造大型船,向英国供应平底船、渔船和运煤船。

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是商业超过工业,对外贸易超过本国贸易。17世纪初,重要港埠阿姆斯特丹,已胜过安特卫普,有居民10万。它不仅是荷兰的经济中心,也是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港内每天停泊的船只达两千艘以上,转销东方、北欧和中欧的各种商品。荷兰的商船航遍世界各地,商船达一万多艘,替许多国家转运商品,甚至英国殖民地的商品也由荷兰船只运输,所以荷兰有“海上马车夫”之称。1609年,荷兰创办了欧洲第一个资本主义类型的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其势力伸展到荷兰境外,经营大规模的存款和信贷业务。

17世纪前期,荷兰已拥有庞大的殖民地。对殖民地的血腥掠夺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早在16世纪末年,荷兰就已开始了海外殖民侵略。它逐渐排挤了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在东方的势力,把贸易权夺到自己手里。1597年,荷兰商业远征队首次到达印度,此后继续东进到爪哇和摩鹿加群岛。1602年成立的荷属东印度公司,控制印尼等东南亚各地的商贸及殖民侵略活动,享有印度洋和太平洋贸易的强占权。它先后排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当时英属东印度公司和它相比,资本额要少十几倍。它以巴达维亚为大本营,先后占领爪哇、摩鹿加、锡兰为殖民地。在印度、马来亚、澳大利亚建殖民据点,还侵占了重要的战略据点毛里求斯等地。这个公司特别注意榨取盛产香料的摩鹿加群岛,采用直接掠夺、强迫贡纳或不等价交换等各种卑鄙手段搜刮当地财富,利润达几百倍。为了保持欧洲市场上香料的高昂价格,有时焚毁大批宝贵的产品。荷兰殖民者野蛮地屠杀当地居民,或掠卖为奴,把强占的土地开辟为种植园,使用奴隶劳动。马克思在论述荷兰的殖民政策时曾尖锐指出:“荷兰——它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1)

荷兰在西方也建立了殖民地。1621年,创办西印度公司,从西班牙手里夺取了西印度的一些岛屿。1622年,占领了北美洲东岸的土地,建立新阿姆斯特丹城(1674年被英夺取改名为新约克,即今美国纽约)。1648年,荷兰殖民者从非洲南端排挤了葡萄牙人,将该地区变为荷属“海角殖民地”。17世纪中叶,荷兰几乎控制了德国的对外贸易。在对俄国的进出口贸易中,荷兰排挤了英国而居首位,是波罗的海贸易的主人,该地区70%的贸易为荷兰人所控制。

荷兰商船当时也曾出现在我国东南沿海。1624年,荷兰殖民者开始侵入我国领土台湾,先在安平建立据点,然后逐步扩大占领范围。荷兰殖民者的侵略行径,受到岛上的汉族和高山族人民的强烈抵抗,多次起兵痛击侵略者。1661—1662年,我国东南沿海人民在民族英雄郑成功的领导下,把荷兰侵略者全部驱逐出去,收复了台湾。

(1)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257页。

荷兰的政治制度与阶级矛盾

17世纪的荷兰共和国是一个联邦国家,它有两个首都,政治首都海牙和经济首都阿姆斯特丹,都设在荷兰省。荷兰的政治制度具有半共和、半专制的性质。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三级会议,常设机构是国务会议。国务会议共由12名委员组成,按各省纳税数量的多寡决定所出委员的人数,因荷兰和西兰两省纳税最多,故出五名委员,实际左右着国务会议。三级会议由各省的资产阶级、教士和贵族的代表组成,有立法、决定赋税、宣战、媾和、处理重要国务之权。各省不论代表人数的多寡,都只有一票表决权;对重要问题的决议,必须一致通过才有效。国务会议的首脑是执政,由奥兰治家族世袭。三级会议中各省代表的意见分歧时,由执政协调,如协调仍不能取得一致,执政可行使最高职权进行仲裁,作出决定。

资产阶级在荷兰的三级会议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它具有共和性质。但荷兰的执政与贵族的联系远较同资产阶级密切,他在贵族与资产阶级发生利害冲突时,通常是反映贵族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因而荷兰的政治制度又有贵族专制的性质。

荷兰各省在处理本省内部事务时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各省经济发展状况不一,其三级会议的社会成分和作用也不尽相同,如荷兰省的三级会议,贵族势力微弱,大资产阶级占绝对优势;而东部的格利德恩和奥维依谢尔,则是贵族占多数。

17世纪的荷兰,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海外殖民掠夺的加剧,国内的阶级矛盾也尖锐起来。掌握国家政权的大资产阶级和贵族,他们的对内政策是反民主的。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无权,国家和军队的巨额开支的主要负担,都通过间接税压在他们身上。资本家把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财富,在本国转化为资本,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荷兰工人的工作日长达12—16小时,工资低微。手工工场里大量雇用女工和童工。许多工人家庭挣扎在饥饿线上。马克思在说明17世纪中叶荷兰的情况时讲道:“荷兰的人民群众在1648年就已经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群众更加劳动过度,更加贫困,更加遭受残酷的压迫。”(1)

革命胜利后的荷兰,农村仍保留一定程度的封建残余,特别是落后的东部农业省份,封建土地所有制仍旧存在,一部分贵族还享有特权剥削农民群众。

因此,17世纪荷兰的阶级矛盾仍十分尖锐。农民不时掀起暴动。雇佣工人和小手工业者组成工会,为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多次采取独立行动,同资本家展开斗争。

(1)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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