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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界通史(修订版)中世纪卷

第一节 西罗马帝国的衰亡与日耳曼诸王国的建立

西罗马帝国奴隶制的危机与封建关系萌芽

公元3—5世纪,是西罗马帝国奴隶制危机总爆发的时期,同时也是封建因素在旧帝国母体内孕育成长的时期。席卷高卢和西班牙的巴高达运动、震撼北非的阿哥尼斯特奴隶大起义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些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田园荒芜,城市凋零,大规模掠夺奴隶的战争被迫停止。奴隶来源枯竭,价格昂贵。公元3世纪,一个健壮的奴隶售价为300银币至500银币。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不仅无利可图,而且极端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把庄园土地分成小块,租给隶农耕种,是当时唯一有利的耕作形式。隶农早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已经存在,但最初是指自由租佃者,他们除交纳一定的地租外,经济上是独立的,法律上是自由人。但至公元1世纪,由于奴隶制危机的加深,隶农制也有所发展。公元98年,小普林尼在给罗马皇帝图拉真的信中,曾谈到他在伊达拉里亚的提菲林领地,每年总收入是80万塞斯退斯(1),其中一半来自隶农交纳的地租,另一半来自奴隶劳动所得的收入。由此可以看出,隶农在奴隶主庄园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这时,隶农的构成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除自由租佃者以外,罗马奴隶主还把土地分给奴隶耕种,这种授产奴隶,可以获得一部分收获物,他们在法律上虽不是隶农,但其经济地位已和隶农接近。在帝国边区,罗马奴隶主将土地租给“蛮族”移民耕种,后来,这些移民也逐渐变成隶农。还有大批自由小农,因战乱和重税,无以为生,被迫寻求大庄园主的“庇护”,这也是隶农的重要来源。隶农制的出现和发展本身就是奴隶制走向衰落的一种表现。

隶农制的兴起使得罗马的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农业无疑是使用奴隶劳动比较集中的地方,由于奴隶制的衰落,农业最先出现了凋敝的现象。在意大利,经营葡萄和橄榄业的庄园因为入不敷出,大多改为牧场,生产明显萎缩。后来,农业危机也波及阿非利加和高卢等帝国其他地区。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地产,由于生产、市场和劳动力等方面的原因,开始转变为以剥削隶农为主且具自给自足倾向的大庄园。随着自然经济的普遍流行,罗马文明开始从城市退化到乡村,具有浓厚的乡村特色。同样,在共和国后期和帝国初期发展起来的帝国手工业和商业,也因奴隶劳动力的短缺、生产效率的低下以及政府官员的横征暴敛而日趋衰落。总之,奴隶制危机使得罗马帝国经济基础发生了动摇。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地方经济和庄园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罗马帝国的主流经济。

从公元4世纪起,隶农的境遇进一步恶化了。帝国通过一系列法令,剥夺隶农的自由。332年10月30日,皇帝君士坦丁发布敕令:“任何人,不但应把隶农送回原地方的原主,而且应该负担隶农在那个时期(即归他所有的期间)的人头税。”从此隶农被固定在主人土地上。356年,帝国颁布命令,隶农可以和土地一同出售。365年帝国又规定隶农没有得到主人允许,不得转让自己的财产。396年皇帝阿卡第乌颁布敕令,禁止隶农控告自己的主人,隶农全部财产归主人所有。422年帝国又明令公布,剥夺隶农签订任何契约与合同的权利。在瓦伦廷尼安三世统治时期(425—455年)的法律规定,隶农的身份是世袭的。他授权法官,对于犯罪的隶农可以像拷打奴隶一样拷打。隶农的婚姻和奴隶的婚姻一样,仅被视作简单的同居。

总而言之,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罗马帝国自3世纪起所经历的一些变化为中古西欧的庄园和农奴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自由的小农地位逐渐衰落,转变为大地主的佃农,其人身权利也受到限制,失去迁徙自由,被迫依附土地,成为大地主的所谓“隶农”。地主负责征收各自隶农所需交纳的国税,但是不得在出售土地时将隶农转往他处,也不得任意提高地租。然而对西欧中古社会农业经济史的考察不应该局限于研究奴隶制的瓦解和典型庄园制度的形成。在广大乡村地区,复杂多变的经济形态是难以用一个或几个研究范式所能概括的。

(1)古罗马银币,帝国时期为铜币。

古代日耳曼人的社会制度

日耳曼人原先居住在北欧,由此向南和向东迁徙,经常被罗马人鄙夷地称之为“蛮族”。不过在4世纪的时候,日耳曼各族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先进罗马文化的影响,并且在语言和风俗上发生变化,形成东日耳曼人和西日耳曼人两大支,前者包括伦巴第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哥特人,后者包括萨克森人、苏维汇人、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主要在西欧地区活动。东日耳曼人的迁徙远远超过西欧的范围。哥特人移居到黑海沿岸和匈牙利平原,与当地的南斯拉夫人和希腊殖民者以及西进的匈奴人发生接触,并且取得统治地位。哥特人又分化为东西两支,各自由自己的首领统治。东哥特人最初分布在德聂斯特河东侧,与河西的西哥特人隔岸相望,故名东哥特人,后来他们向西迁徙,进入多瑙河流域。西哥特人则因东哥特人的挤压而向西占据多瑙河的中下游地区,他们与罗马帝国有多方面的密切交流,有时也发生武装冲突。希腊人乌尔菲拉斯4世纪中叶在哥特人中间传教,使得他们皈依基督教异端阿里安派,于是在文化种族差异之外,他们与信奉正统的罗马人之间又出现了比较难以化解的宗教矛盾。

古希腊天文学家皮提亚斯于公元前325年左右在他的游记中,曾提到欧洲西北海岸居住着古顿人和条顿人,这是有关古代日耳曼人的最初报道。但对古代日耳曼人社会生活记载较为详尽的,则是公元前1世纪中叶凯撒所写的《高卢战记》和公元98年前后塔西佗所写的《日耳曼尼亚志》。在凯撒时代,大多数日耳曼人仍过着氏族游牧生活,很少从事农耕。凯撒指出:“他们中间没有私有的、划开的土地,也不允许停留在一个地方居住一年以上。他们不大吃粮食,生活大部分都依靠乳类和家畜,特别着重打猎”(1)。但是150年以后的塔西佗时代,大多数日耳曼人已从游牧走向定居,农业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培育了许多粮食作物,如大麦、燕麦和黑麦等。农业技术也有所改进,重犁代替了轻便的木犁。随着农业的发展,土地已由大家庭公社来耕种。塔西佗指出:“土地是由公社共有的,公社土地的多少,以耕者口数为准;公社之内,再按贵贱分给各人。”(2)氏族贵族趁机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这说明日耳曼人的阶级分化过程已经开始。塔西佗还指出,日耳曼人已存在奴隶,大部分是战俘奴隶,也有少数债务奴隶。但日耳曼人对待奴隶比较温和,“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所房屋和一个家庭。像我们对待佃农一样,奴主只从奴隶那儿索取一定数量的谷物、牛和衣服;奴隶的属从关系仅此而已”(3)。

和罗马人不同的是,他们很少建立城市。相反,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宗教和战争联盟。日耳曼人追溯父母双方的世系,因此只有未婚的兄弟姐妹才严格地算是同宗。宗亲网络非常庞大,而且没有确定的界限。他们从宗亲那里寻求养育、爱和情谊,这和我们今天大致相似,但是他们还从亲人那里寻求我们现在从警察和军队那里获得的保护。如果有人不幸被杀或者遭受伤害,那他的亲人一定会为他报仇。最初,受害者的亲人会与施害者的宗族结下世仇,向他们宣战。到最后形成了“赎杀金”制度:施暴者应向受害人家族赔偿一定数额的钱以平息他们的仇恨。赎杀金数量不一,一则根据受害人的性别、年龄和社会地位而定,最高的当属贵族人家的男性和育龄妇女;二则根据伤害的严重程度而定,若是杀了人,偿金当然高,若是伤残,则伤害越小,偿金越低。但是,施害方是否会支付赎杀金、被害方是否会接受,则没有保证。于是,宗族间的血腥战争一直存在。宗族战争和赎杀金制度在中古时期都延续了很久。

尽管宗亲情结非常强烈,但有时候也涉及战争联盟或扈从队。所谓扈从队,就是一位军事首领率领下的精锐团队。扈从队是一种军事上的兄弟同盟,由荣誉、忠诚、勇气和将士之间的相互尊敬团结在一起。在战斗中,将领们要身先士卒,表现出更高的勇气和谋略,以此激励属下士兵忠诚而英勇地作战。扈从队通常是一个部落的下属分支,由一群忠于某个首领或者国王的人组成。但有时候,扈从队的首领多次取胜,拥有足够多的追随者,就会自立门户,建立自己的部族。扈从队的英雄品质作为欧洲武士贵族的特有思想,在中世纪早期一直存在着。(4)

古日耳曼人实行原始的民主制度。军事首领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一般出于同一贵族家庭。首领们在自己的议事会上讨论决定日常的事务,但是重大的决策需要咨询民众的意见。民众的集会在新月或满月的时候举行,对首领们的提议,与会者用呼叫表示反对,用矛尖的撞击来表示赞成。集会也具有法庭的功能,严重的罪犯被吊死或淹死。

日耳曼人的领导者经常被提到的是“王”,但此时的“王”尚不具有国王的权利。西日耳曼人的所谓“王”实质上是军事首领。在4世纪时,像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这样一些日耳曼人集团,都未形成有组织的国家,只是部落联盟而已。战时的军事首领指挥战役,但具体战斗则由各氏族部落的酋长领导。酋长还领导全部落举行宗教仪式,其权力不限于战时领袖。但像后来法兰克人的王权,则是他们在5世纪入侵高卢之后才建立起来的。总之,在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人,已处于军事民主制的最高阶段,民众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但贵族会议逐渐掌握实权,提案由贵族会议拟定,日常事务也由贵族会议处理,军事首领称王的时机成熟,这是氏族制下最发达的管理组织,再进一步发展,国家政权便形成并取而代之了。

(1)凯撒:《高卢战记》,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9页。

(2)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68页。

(3)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67页。

(4)朱迪斯·M.本内特:《欧洲中世纪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民族大迁徙与日耳曼诸王国的建立

公元3世纪初以来,罗马帝国边境的日耳曼人就开始压迫罗马的边防,有些则移居到帝国境内,成为罗马人的同盟者,抵御由境外来袭的蛮族。罗马军队成分逐渐蛮族化,甚至一些重要的统帅职位都由有日耳曼血统的军人担任。与此同时,日耳曼人也逐渐接受罗马文化,开始拉丁化。直到4世纪前半叶,罗马还能够比较有把握地化解来自日耳曼人的压力。匈奴人在欧洲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格局,民族大迁徙是由匈奴人西侵开始的。公元374年,匈奴人从中亚经里海进入顿河、第聂伯河流域,征服那里的阿兰人和东哥特人,接着向黑海北岸的西哥特人进攻,迫使约15,000名西哥特人在东罗马皇帝的允许下,于376年渡过多瑙河,向巴尔干半岛迁移,定居于罗马境内,作为“同盟者”,为东罗马帝国御边。378年,西哥特人不堪忍受罗马人的奴役,举行武装起义。经阿得里雅堡之战,罗马军团被歼,皇帝瓦伦斯受伤,藏在茅屋中,被哥特人火焚而死。

401年,西哥特人在首领阿拉里克领导下,由巴尔干半岛侵入意大利,罗马皇帝一度向阿拉里克献纳5000磅黄金和3万镑白银,还有4000件丝袍、3000件皮农和3000磅辣椒,使阿拉里克暂时放弃对罗马的围攻。后来阿拉里克在4万奴隶和数万“蛮族”出身的罗马士兵配合下,终于在410年攻占罗马城,大肆劫掠三日才离去。419年,西哥特人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地区,以土鲁斯为中心建立第一个得到罗马帝国承认的“蛮族”王国——西哥特王国。尤里克国王统治时期(466—484年),西哥特王国臻于鼎盛,幅员辽阔:以伊比利亚半岛为主,北至高卢南部的卢瓦尔河,东至罗纳河,并于481年夺取普罗旺斯。尤里克在位时首先编成西哥特法典。其子阿拉里克二世(484—?年在位)时期,又据438年东罗马帝国狄奥多西二世(408—450年在位)颁布的法典,编成《阿拉里克法典》(506年)。这两部法典在西哥特人和其他蛮族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王国行政机构仍沿用罗马旧制,按照惯例召开各省会议,每年举行一次高级官员与当地显贵的会议,共同讨论重大问题。官方语言为西班牙的拉丁方言。507年,西哥特的高卢领土全被法兰克人征服。此后,其版图限于西班牙境内,王都也迁到托勒多。两个多世纪后,王国衰落,711年为阿拉伯人征服。

继西哥特王国之后,是北非的汪达尔王国。汪达尔人最初居住在奥得河中游两岸,406年罗马帝国撤除莱茵河边界守军,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萨尔马特部落的阿兰人等,先后越过莱茵河涌入高卢地区。又沿摩泽尔河向西推进,劫掠兰斯、亚眠、阿腊斯、都尔内等地,然后转向南方进入阿奎丹,于409年越过比利牛斯山,占领西班牙半岛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地区。约411年,西班牙建立了两个蛮族王国:南方为汪达尔—阿兰王国;北方为苏维汇王国。西班牙行省几乎完全脱离罗马。从415年起,这两个新兴的蛮族王国受到来自北方西哥特人的压力,退守半岛南端和西北一隅。

427年,罗马的非洲总督保尼法斯图谋独立,拒不接受罗马政府的召回令,唆使汪达尔国王该萨里克率部渡海到非洲,对抗罗马。429年,该萨里克率8万汪达尔人和阿兰人进入非洲,占领毛里塔尼亚。次年,大举围攻希波城。东、西罗马皇帝都派兵增援,但皆为汪达尔人所败。431年城陷,汪达尔人由此在北非建国,并开始建立海军。439年,该萨里克又夺取罗马帝国的北非首府迦太基,并迁都于此。442年,罗马承认汪达尔王国对北非大部地区的统治。455年6月,汪达尔人曾渡海攻占罗马城,劫掠大批奴隶和金银财物,因其对罗马的破坏较西哥特人的占领更加严重,“汪达尔人”从此在西方语言里成为文化摧残者的代名词。汪达尔王国一直存在到534年,为拜占庭帝国所灭。

5世纪中叶,在高卢东南部又出现一个勃艮第王国。勃艮第人原属斯堪的纳维亚日耳曼人的一支,分布于波罗的海的勃伦霍姆(意为勃艮第人的故乡)岛上和波罗的海南岸地区。1世纪时迁至维斯杜拉河下游,后又西迁至罗马边界莱茵河一带,中心在沃姆斯,5世纪初渡莱茵河进入西岸地区。435—436年,勃艮第人与罗马作战,失败。残部被赶到南方日内瓦湖畔萨伏依地区,于5世纪中叶进占罗纳河和索恩河流域,建立勃艮第王国,在留格杜努姆(今里昂)建立都城。贡多巴德统治时期(474—516年),王国臻于鼎盛,勃艮第习惯法汇编成《贡多巴德法典》。其子西吉斯蒙德信奉基督教,修建了许多修道院。此时勃艮第北部和东部都遭受法兰克的进攻。524年,西吉斯蒙德战死,十年后勃艮第被法兰克人征服,成为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

在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西罗马帝国不仅受到日耳曼人的冲击,而且还遭到匈奴人的蹂躏。5世纪中叶,从伏尔加河至莱茵河广大地区,都在匈奴国王阿提拉的统治下。451年,阿提拉率50万大军,由潘诺尼亚向高卢进犯。罗马名将阿埃齐联合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共同抗击匈奴人的进攻,双方会战于卡塔格温平原,阿提拉遭到挫败。翌年,阿提拉再次进军意大利,皇帝瓦伦廷尼安三世派罗马主教利奥一世和两位元老前往求和,后因匈奴军中发生瘟疫,被迫撤军。453年阿提拉暴病而死,匈奴联盟便瓦解了。

476年,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奥古斯都路斯被日耳曼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克废黜,西罗马帝国寿终正寝。此事被后人渲染夸大,以为震撼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事实并非如此。同一时期,东罗马帝国为了缓解外族入侵压力,唆使东哥特人首领狄奥多里克进攻奥多亚克。东哥特人在匈奴联盟瓦解之后,一直停留在潘诺尼亚(今匈牙利一带)。489年,他们侵入意大利,利用罗马人对奥多亚克的敌视,仅三年就攻取其全部辖境。拉文那被围三年也于493年被攻陷。奥多亚克打算与东哥特人共治其已被征服的土地,“光荣”投降。但狄奥多里克在欢庆和好的筵席上背信杀死奥多亚克,尽屠其部众。狄奥多里克成为东哥特王国国王(489—526年在位)。新建的东哥特王国几乎保留了全部罗马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也保留了许多罗马元老、贵族和行政官吏,首都设在拉文那。尽管狄奥多里克对东罗马皇帝奉命唯谨,但当地罗马人对取代奥多亚克统治的东哥特王国同样很反感,视为异端。狄奥多里克对罗马大贵族的反叛给予坚决镇压。东哥特王国的建立和巩固,使得其与东罗马帝国的利益发生冲突。534年拜占庭灭亡汪达尔后,立即回师意大利,开始对东哥特王国进行征服。拜占庭军队统帅是贝利撒留,后增派纳尔西斯援助。这场战争异常艰苦,历时20余年才勉强征服东哥特王国。反抗拜占庭的不仅是东哥特人,还包括一些被释放的奴隶和领种土地的奴隶。554年拜占庭攻克东哥特最后一个据点,战争才告结束。东哥特人被赶出阿尔卑斯山南,意大利成为拜占庭属地。

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原来居住在莱茵河下游的法兰克人乘机侵占高卢。克洛维在教会的支持之下,于481年建立了法兰克王国。48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大败罗马戍将西阿格里乌斯于苏瓦松(巴黎东北),从此克洛维以苏瓦松为首都,巩固了法兰克王国的统治。

5世纪中叶,罗马军团撤出不列颠之后,日耳曼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逐渐移居此地,在岛上建立了许多小王国,当地的凯尔特人被挤压到西部的康沃尔、威尔士和坎伯兰。这里的居民在4世纪已经皈依基督教,所以后来在不列颠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中起了关键的作用。9世纪上半叶,这些地区才开始形成统一的国家。

民族大迁徙的最后一幕是568年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他们最初居住在易北河口,6世纪移居潘诺尼亚。568年4月,伦巴德人在国王阿尔波音(568—572年在位)率领下,侵入意大利,由于得到奴隶和隶农的支持,很快占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不久又征服意大利南部的斯波勒陀和贝纳凡托。罗马主教、贵族大部分被屠杀或沦为奴隶,土地几乎全部被没收。但阿尔波音死后,伦巴德王国开始分裂,约有36个公爵相互争雄,774年为法兰克王国所吞并。

西欧封建制的产生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表明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经腐朽,但新来的征服者不可能把大量罗马人收容到氏族内部来,同时,日耳曼人也不可能长期保留原始公社制,用简单的氏族组织去统治罗马人,因形势的发展变化,氏族组织变成国家组织,军事领袖成为国王,亲兵成了贵族,并在罗马已经发展的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向封建制转化。

“蛮族”统治者在取得政权之后,首先把没收来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兵、廷臣和主教。例如东哥特人在瓜分罗马人的土地时,是以政治权势和军阶高低来划分的。东哥特贵族得到的土地最好,面积也比较大。其他“蛮族”王国也有类似情况,例如,汪达尔王国,就把从罗马人那里没收来的最大最好的土地转让给贵族和王家代表人物。普通的日耳曼战士分得小块的土地,成为自由的自耕农,后来逐渐发生分化,有些沦为依附农民。日耳曼人中间的贵族则将最好的一些大地产攫为己有。他们接受了罗马地主的生活方式,保留了原有的耕作种植习惯、土地制度和社会经济关系。下层民众继续在残存的奴隶制和不断成长的封建经济制度下遭受剥削和压迫。这种“赏赐”和“瓜分”打破了日耳曼农村公社的平等原则,从而促进了西欧封建等级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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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七世纪的《萨利克法典》中,也可以看到征服者法兰克人的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深刻变化。财产的私人制开始萌发,社会阶级的分化已经出现。征服战争使王室和贵族大量占有私人土地,但马尔克(农村公社)制度并未彻底消失,尚有大量遗存。它们对日后西欧农村社会有着长期的影响。而在被征服的高卢罗马人中,仍有相当一部分罗马地主存留下来。《萨利克法典》曾明确提到与国王同桌进餐的罗马人、占有土地的罗马人和负有纳税义务的罗马人三种类型的罗马人,前两种都是大土地所有者。随着社会发展,法兰克人地主与罗马人地主逐渐合一,成为大土地所有者阶级。而授产奴隶、隶农和沦落破产的法兰克公社普通成员成为依附农民阶级。大土地所有者与依附农民之间结成新型关系——封建生产关系。与此同时,普通的法兰克公社成员与“纳税的罗马人”相结合,形成自由小农阶层。由于天灾人祸、国家赋役沉重和大封建主的兼并,法兰克自由小农阶级不断萎缩、分化,逐渐丧失土地和人身自由,沦为依附农民,加入到封建生产关系之中。(1)

“蛮族”统治者也吸收一部分罗马贵族到新政权中来,这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合流。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曾任命罗马贵族卡西奥多尔为首相,还邀请罗马元老利伯里为土地划分委员会的首脑。在后者的阴谋策划下,凡未经土地划分委员会许可而非法强占的土地,一律归还原主。不言而喻,这是维护罗马大土地占有者利益的措施。493年,狄奥多里克取得政权之后,只夺取奥多亚克及其拥护者的土地,进行赏赐或分封,并未触动罗马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即仍然保留罗马奴隶主三分之二的地产,从而大大加强了罗马奴隶主的政治和经济地位。506年,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二世(484—507年在位)在重新编纂法典时,曾邀请罗马贵族参加,而且把罗马的隶农法收入法典之中。法典特别强调大土地所有者可以把隶农从一个领地迁移到另一个领地,允许把企图逃跑的隶农罚为奴隶。如果罗马贵族的田庄被人非法侵占,他可以得到赔偿,即使他本人住在新王国疆域之外。例如,贝拉·帕乌林谈到他在波尔多附近的地产曾被一个哥特人强占,他为此而得到一笔钱。

统治阶级的合流还表现在宗教上,“蛮族”国王最初都信仰阿里乌斯派(2)。但为了取得罗马教会的支持,他们纷纷放弃原来的信仰,皈依基督教正统派。最先采取行动的是法兰克国王克洛维。496年,他率领3000亲兵接受洗礼。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虽然没有放弃阿里乌斯派的信仰,但他对罗马教会也采取宽容政策,对两派僧侣一视同仁。为了表示对罗马教会的关怀,他于507年批准免除罗马教会地产税和国家各种义务的决议。589年,西哥特国王列卡列德(586—601年在位)也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西哥特王国在711年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前,已经放弃了阿里乌斯派异端,改信正统教义,化解了与西班牙罗马人的矛盾,而且与当地的主教们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589到701年间,西班牙的主教们曾经18次被国王召到托莱多参加全国性的宗教会议,就许多重大的国家和教会事物提出意见,并且制定了一系列教会的法令。

在西欧封建化的过程中,除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宗教上的合流以外,还存在另一种不同性质的合流,即被统治阶级的合流。据统计,在“蛮族”征服西罗马帝国的时候,西哥特人不超过15万,东哥特人不超过20万,勃艮第人不超过8万,法兰克人进入高卢大约是3万人,大体说来,日耳曼征服者只占罗马帝国西部居民5%左右。(3)

在一些“蛮族”国家的法典中,一方面明显地反映出公社自由农民的贫困化和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另一方面也看到释放奴隶、隶农和半自由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法律地位有所提高,他们与破产的自由农民逐渐合流成为依附农民阶级。例如在勃艮第法典中规定,上等自由人的偿命金是300个索里德,中等自由人是200个索里德,下等自由人是150个索里德。而在萨利克法典中谈道,释放奴隶和半自由人的偿命金为100个索里德,这说明下等自由人和释放奴隶、半自由人的地位已经接近。8世纪末,法兰克王国领地内的奴隶大都变为农奴,这种奴隶出身的农奴被称为“塞尔夫”。加洛林王朝所制定的“田产法规”第六十七条谈到“塞尔夫”与普通农夫一样,可以得到份地。

综上所述,西欧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是罗马因素与日耳曼因素相互综合的结果,但主要是罗马生产力的影响。

(1)马世力主编:《世界史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页。

(2)又译阿利安派。因创始人阿里乌斯而得名,他反对正统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325年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被定为异端。

(3)参见庞兹:《中世纪欧洲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3页。阿·鲁·科尔松斯基认为:6世纪至7世纪时比利牛斯半岛居民中,哥特人只占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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