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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世界通史(修订版)中世纪卷

第二节 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

16世纪前期法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与阶级关系

l5世纪末法国政治统一的完成,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和生产的进步。16世纪前期,法国约有人口1500万,巴黎是欧洲最大的城市,拥有30万居民。当时法国社会经济已有明显的发展,在呢绒、纺织、印刷、玻璃、制陶等行业中开始出现资本主义手工工场。诺曼底、皮卡尔迪、普瓦都及朗该多克等地的呢绒业手工工场有较快的发展。布列塔尼、曼恩的麻织业和里昂、都尔的丝织业都很发达。1520年时,里昂人口近7万人,迄1536年,里昂的丝织工人竟多达12,000人。此外,巴黎的化妆品和珠宝业,巴黎、里昂和波尔多等城市的印刷业也很发达。16世纪前半期,巴黎约有800名印刷工和书商。法国制造的大炮被欧洲公认为最好的大炮。在采矿业、铸炮业、火药制造业、造纸业及印书业等部门中多是集中的手工工场。麻布织造业和花边编织业通常都是以分散的手工工场形式存在。但最常见的是分散手工工场与集中的手工工场相结合的方式。例如制呢业,呢绒制造商把羊毛分别发给家庭手工业者去纺织,而呢绒的擀制、染色和最后加工则在呢绒制造商的工场中来完成。因此同一企业主,他既是包买商,又是集中的手工工场主。

法国的商业和对外贸易也很兴盛。地中海沿岸的重要港口马赛与西班牙、意大利、非洲以及西亚一带有着频繁的商业往来。新航路开辟后,大西洋沿岸的波尔多、拉罗舍尔、南特等沿海城市逐渐兴起,成为新的对外贸易的港口,与加拿大和北美洲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法国不同于英国的地方,主要在于资本主义成分渗入农业的过程非常缓慢,而且规模很小。变耕地为牧场和用暴力驱逐农民的现象在这个时期的法国是比较罕见的。法国全国人口的90%从事农业生产,封建生产方式基本上仍占统治地位。农民劳动是国家财富和统治阶级收入的主要来源。不过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法国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新的演变。

早在15世纪,封建庄园便很少由贵族亲自经营。多数贵族把庄园的土地佃给农民租种,征收货币地租。因之法国大多数农民已成为世袭佃农。他们在人格上是自由人,对佃种的土地不但有世袭使用权,而且可以典押份地。但他们负担仍很苛重,除了要向地主缴纳货币地租和服无偿劳役外,还要向国家上交盐税、户口税和人头税,向教会缴纳各种什一税。商人高利贷者也残酷地盘剥农民。因此,法国农民土地的被剥夺过程常是先因租税过重而破产,后因无力还债而卖掉土地。破产农民或流入城市出卖劳力,或被迫铤而走险,发动起义进行反抗斗争。

贵族也有出卖土地的现象。贵族出卖土地是由于本阶级经济的衰落。世袭佃农缴纳的货币地租已经固定下来,但由于“价格革命”的缘故,贵族从货币地租的实际收入已大大下降。许多贵族因负债而出卖土地。

购买贵族土地以及征收地租权利的是城市富豪(大商人、高利贷者、富有的行会行东)和官僚贵族。购买破产农民土地的也是他们。他们把购得的土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分成小块租佃给农民。租佃土地有两种地租形式:一种是纯货币地租;另一种是分成制地租。这时流行最广的是分成制地租。所谓分成制地租是土地主人和分成制佃农按一定比例出耕畜、农具、种子等,也按一定比例(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分配收获物和仔畜。马克思把这种地租形态叫做向资本主义地租过渡的一种地租形态。(1)

16世纪前期,法国的大贵族业已失去称雄割据的势力,但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仍拥有各种特权,如在中央控制御前会议,指挥陆海两军,在地方把持省长职位等。他们力图从国王那里弄到高官厚禄和恩赏,大多数聚集在国王的周围,阿谀取宠,过着豪华的宫廷生活,政治上则屈从于王权。当然,并不是所有大贵族都甘心对法王俯首听命,一些拥有地方传统势力的大封建主仍企图与王权相抗衡。地方的中小贵族也大多在经济上濒于破产,他们或参加国王的雇佣军,或投靠地方上有势力的大贵族,在战争时期为之效力,以便自己发财致富,被称为“佩剑贵族”。

法国教会占有国内四分之一的耕地,它的收入相当于国家预算的五分之二(2),却享有不向国家缴纳任何赋税的特权。教会依靠强大的王权维持其统治地位,王权则竭力保护教会作为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并使它摆脱罗马教廷。1516年,法国国王在与教皇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波伦亚条约规定法国大主教、主教等僧职都由国王任命,法国教会收入的大部分要交付国王,国王实际上成为教会的首脑。因此,教会也就成了王权的工具。

资产阶级的出现及其作用的加强,对法国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法国资产阶级很早就和国王建立了联盟。16世纪时,他们往往以购买国家公债、向政府贷款、充当包税人、捐买官职等手段大肆搜刮人民,因而蓄积了财富,这是法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特点。富有的资产阶级还可以通过购买破落贵族的爵位以及与之相连的产业,置身于贵族之列,被称为“穿袍贵族”,因而变成了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王权发生了密切联系,因此便积极支持王权的加强。

手工工场工人和帮工,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处境是十分痛苦的。当时工人的劳动具有很大的强制性,不仅劳动时间长,而且劳动条件差,工人对规章稍有违反就要受到工场主的惩处。“价格革命”使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处境更加恶化。政府颁布法令强制工人接受低额工资,凡失业的流浪者和拒绝受雇的人,都要受到监禁和服苦役的惩罚。工人结社、罢工和携带武器也遭禁止。工场主的剥削和国家的压迫,使工人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工人组织兄弟会进行罢工斗争。1539年至1541年,巴黎和里昂爆发多次印刷工人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武装的工人群众同工场主、警察和官吏进行了英勇的搏斗。1548年,以波尔多为中心的西南部城乡人民掀起反对收税吏及其代理人的斗争,起义群众高呼“打死盐税商”,把捉住的总督和收税吏处死,波尔多城市的政权也曾一度控制在起义群众手中。

(1)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05页。

(2)波粱斯基:《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部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83页。

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与意大利战争

城乡劳动人民反对封建剥削和资本原始积累残酷掠夺的斗争不断高涨。封建贵族需要强大的王权来保护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抑制贵族、镇压人民反抗,也拥护强化君主的权力。但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是矛盾的,双方之间的斗争谁也压不倒谁。而国王正好左右双方,凌驾于二者之上。于是法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便发展起来了。华洛亚王朝第九代国王法兰西斯一世(1515—1547年)(1)时,专制制度有了明显加强,国王集大权于一身,拥有绝对的专制统治权力。法国的法学家公然宣称“国王的权力不受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的限制”。国王颁布的诏令往往用“这就是朕的意志”作结束,说明君主的命令已成为必须遵守的法律。但法国专制王权建立的过程是比较曲折的。16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战争以及随后发生的长期封建内战,又使王权发生了动摇。

意大利由于经济富庶和政治上四分五裂,而成为西欧列强争逐的场所。法国统治者为了巩固本国商人在地中海的商业地位,为了替本国贵族攫取土地,从15世纪末期起进行了长期的侵略意大利的战争(1494—1559年在位),但从法国开始出兵意大利起,就遭到西班牙和德国的反对。l6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和德国联合在皇帝查理五世的统治之下,查理五世的庞大领土及其侵略野心,威胁着法国的独立,从而使双方的战争更加激烈。1525年,法兰西斯一世在巴威亚一役战败被俘,丧失在意大利占有的全部土地,并以重金才得以赎身。此后,两国之间的战争有时激烈,有时缓和。到法兰西斯一世死后,他的儿子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才和西班牙缔结卡托·堪布累济和约,法国以收复加来港,占有洛林的麦次以及土尔和凡尔登诸城为条件,放弃了对意大利领土的要求。连绵65年的对意战争,耗费了法国大量的人力物力,法国王权发生了动摇,各地大贵族乘机而起,展开了一场争夺政权的封建内讧。

(1)又通译为弗朗索瓦一世,是法王路易十二(1496—1515年在位)之侄兼女婿。参见陈文海:《法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宗教改革和胡格诺战争

16世纪初,宗教改革思潮在法国也开始传播,路德教首先传入法国,随后加尔文教接踵而至,且流传更广。法国城市市民和农村的贫苦农民都迫切要求宗教改革。许多城市纷纷出现加尔文教团体,领导这些团体的都是当地的资产阶级人物。根据1516年法国同罗马教皇签订的波伦亚条约,法国天主教会已从属于法国国王,支持法国天主教会就意味着支持王权。但是,当时法王法兰西斯一世正和德皇查理五世作战,亟须德国新教诸侯的支持,因此对新教采取容忍态度。后来,他看到新教的传播对王权不利,便开始迫害新教徒。1540年颁布《枫丹白露敕令》即“惩治异端条例”,1549年设立专门惩治加尔文教徒的法庭“火焰法庭”,三年之间,就有500多人被判罪,其中60人被处死刑。然而新教徒的人数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却继续增加。1559年,法国新教徒拥有40个信教组织及其教堂,2150个小组。在法国南部不但城市市民、农民和中小地主信奉加尔文教,16世纪40年代,特别是50年代以后,许多大贵族也接受了加尔文教。法国新教贵族企图乘意大利战争法国国王战败,王权衰落之机,仿效德国新教诸侯,在法国没收教会财产,割地称雄与王权相抗衡。这些改奉加尔文教的法国大贵族称为“胡格诺贵族”(1)。

胡格诺贵族和国王、天主教贵族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形成两个互相敌视的集团:一个是以东北部贵族吉斯公爵为首的天主教集团,另一个是以中部贵族波旁家的安东(那瓦尔国王)和海军大将科里尼等人为首的胡格诺派。1562年3月,吉斯公爵率领侍从路经瓦西镇时,袭击正在做礼拜的胡格诺教徒,当场死伤两百余人。这个事件成了内战爆发的信号,双方都武装起来,于是被称为胡格诺战争的内战(1562—1594年)爆发了。

起初,战争主要是在胡格诺派和政府之间进行,天主教派站在政府一边参战,有时也有独立行动。两派都向外求援,英国和德国新教诸侯支持胡格诺派,西班牙则支持天主教派,但“支持”的目的都在于夺取法国的一些领土和权益。1570年,法国政府和胡格诺派签订圣日耳曼和约:新教徒可在全国举行宗教仪式,并得到蒙托榜、科涅克、拉罗舍尔和拉夏里特四个要塞的全部所有权。这就大大加强了新教徒在南部和中部的阵地。和约签订后,双方休战。

1572年8月,许多胡格诺贵族因参加胡格诺派领袖、那瓦尔国王亨利(此时安东已死,亨利·波旁继位)的婚礼,聚集在巴黎。太后喀德琳和吉斯公爵密谋全部消灭这些胡格诺教徒。8月24日凌晨2点,在统一信号指挥下,开始对胡格诺教徒进行大屠杀,科里尼也被杀死,那瓦尔的亨利因答应改奉天主教才得以幸免。巴黎被杀者两千多人,并延及外省。因8月24日是圣巴托罗缪节,这次惨杀在历史上被称为“圣巴托罗缪之夜”。

巴黎大屠杀后,双方战事又起。胡格诺教徒鉴于国王毫无信义,1573年在法国南部和西部地区,另组联邦共和国,脱离北部。1576年,吉斯派也在北部建立“天主教同盟”,与南方抗衡。同时,由于争夺王位继承权等问题,吉斯派与王权之间的矛盾日益增长。

1585年因法王亨利三世(1574—1589年在位)的兄弟安茹公爵死去,亨利三世宣布近亲那瓦尔的亨利为王位继承人,天主教同盟终于和王权决裂。北部各城市纷纷独立。巴黎天主教徒拒绝服从国王,全城在“十六人委员会”领导下实际上形成了独立政权。全国各地又掀起农民运动的高潮。法国四分五裂,国王政府濒临垮台。1588年5月,国王逃出巴黎,12月,派人刺杀亨利·吉斯(吉斯公爵之子)及其弟。1589年4月,亨利三世和胡格诺派领袖那瓦尔的亨利都率军向巴黎推进。8月,亨利三世也被天主教同盟派遣的刺客刺死,那瓦尔的亨利继承了法国王位,称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从此开始了波旁王朝的统治(1589—l792年)。

亨利四世的地位并不巩固,天主教贵族势力继续和胡格诺派作战。他为了摆脱困境,决心改奉天主教以换取北方大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支持。他声称:“为了巴黎是值得做弥撒的。”1594年3月,亨利四世进入巴黎,成为全国公认的国王。胡格诺战争至此结束。

为了平息胡格诺教徒的愤懑和安抚战争中受到打击的天主教徒,亨利四世于1598年4月13日颁布“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法国的国教,已没收的天主教会土地和财产一律归还;胡格诺教徒得到信仰和传教的自由,有权召集自己的宗教会议,在担任国家官职上享有与旧教徒同等的权利。此外,胡格诺教徒还保留军队20,000人及一百多个堡寨,作为国王履行敕令的担保。巴黎高等法院由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共同担任法官,以处理宗教争端。“南特敕令”是交战双方妥协的产物,它使一度动摇的法国王权重新得到恢复和巩固。法王亨利四世“是长处和短处兼而有之的法国的化身”。(2)

(1)”胡格诺”这个名称来自德文Eidgenossen意思是“宣誓联合的同盟者”,原是对拥护日内瓦加尔文宗教改革的瑞士人的称呼。

(2)Emest John Knapton,France:An Interpretive History,Newyork,1971,p.151.米歇尔卡尔莫纳著:《黎世留传》上册,曹松豪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2页。

君主专制统治的巩固

胡格诺战争期间,双方军队的蹂躏和掠夺,严重破坏了农民的生产,包税商的贪暴更弄得农民倾家荡产。早在16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农民就已不断掀起反抗斗争的浪潮。1579—1580年,多菲内发生农民起义。1586年,诺曼底又爆发农民起义。1593年称为打掉“克洛堪”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兴起,1594—1596年间,打掉“克洛堪”起义席卷了法国西南部各省,农民组成四万多人的武装,并和城市贫民取得联系。起义者攻打贵族的庄园,严惩税吏和包税商,农民把这些令人痛恨的人叫作“克洛堪”(即鼠类)。“打鼠”成了起义的口号。(1)所以历史上称这次起义为打掉“克洛堪”起义。

农民起义的不断扩大和城市贫民的骚动日益加剧,严重威胁着法国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新旧教贵族和富有的资产阶级都感到只有建立强大的专制王权,才能有效地镇压人民的反抗。因此在90年代初,他们先后转向拥护王权,从而结束了长期的混战。

亨利四世统治初期,经济残破,财政空虚,民生凋敝,政局不稳。为了重振和巩固王权,稳定封建秩序,亨利四世面临的急务是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行新政策:首先,在财政税收上实行节约开支和降低部分税额(主要是直接税)的政策。严禁税吏强迫农民以耕畜和农具偿税,其目的是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以培植和扩大税源。其次,实行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政府鼓励种植玉米、甜菜等新作物,允许农产品在国内自由运销,又疏通河道,排干沼泽。这些措施有利于农业的恢复。财政大臣苏利明白说出了政府重视农业的目的,他曾指出:“农业和畜牧业是供养法国的双乳。”第三,实行奖励工商业的政策。1599年实行保护关税,禁止羊毛、蚕丝等原料出口,限制外国商品进口。在专制政府资助下,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得到较快的发展。同时又发展海外殖民贸易。1604年成立东印度公司和加拿大的商业公司。1608年,法国殖民者在北美圣罗伦斯河下游建立了魁北克城。专制政府的这些措施,收到了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与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

17世纪前期,法王路易十三在位时(1610—1643年),枢机主教黎世留出任首相(1624—1642年),法国专制王权获得进一步加强。他从穿袍贵族中选拔官吏,设立非常法庭,惩治叛乱贵族。在他执政期间,被处死的大贵族计有公爵2人、伯爵4人、其他41人。他拆除封建主的堡垒,迫使一切贵族必须遵守王国的法律,向国王效忠,不许他们之间起内讧。1625年,胡格诺贵族在拉罗舍尔举兵叛乱,黎世留亲率军队平定,废除了南特敕令给予胡格诺教徒的一切政治和军事特权,仅允许他们信仰自由。黎世留在中央设立各部大臣,权力归国王直接控制,在地方各省为了削弱原贵族把持的省长职权,由中央直接任命总督,统管各省的司法、警察、财政大权。总督是中央意志的执行者。专制统治强化后,由贵族参加的国务会议形同虚设。三级会议从1614年被解散以后,直到1789年,175年间未曾召开。

黎世留实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借以增殖财富,巩固专制制度。政府保护新成立的贸易公司,鼓励航海和殖民活动。17世纪上半期,法国殖民者除在加拿大的地位得到巩固之外,还侵入了西印度群岛和非洲的塞内加尔、马尔加什等地。

黎世留的对外政策以打击德、西两国的哈布斯堡王室的势力为目标,集中力量纠集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联盟,策划反哈布斯堡的战争。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初则煽动其他国家参战,继则自己直接卷入。三十年战争扩大了法国在意大利、德国、尼德兰和瑞典的影响,为以后法国建立欧洲霸权奠下了基础。

法国专制制度的加强是建立在对人民群众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之上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人数众多的常备军、长期的战争所消耗的大量军费,全部重担都压在人民的身上,仅以人头税为例,1610年为1150万里佛尔,到1643年则增为4400万里佛尔。包税制度是残酷掠夺人民的手段。黎世留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他的《政论集》中把劳动人民比作驴子,书中写道:“应当把他们看成驴子,驴子惯于重载,长期休息会比劳累对它更有害。”他本人还说:“如果不用穷苦把百姓压制到某种限度,他们就未必相信理智和法律给他们规定的秩序。”在黎世留当政期间,城乡人民不断起义。1624年,克尔西省的起义农民包围卡奥尔城,要求降低赋税。1635年,在波尔多和佩里格城发生平民起义,同时有农民参加。1636—1637年,在法国西部和南部广大地区爆发了新的克洛堪起义,起义农民在城市下层群众的支持下,曾占领了许多城市。1639年,在诺曼底掀起了“赤足汉”起义。城市平民和农民在赤足约翰的领导下,组成纪律严明的农民武装队伍,反对专制政府的横征暴敛和地方当局的暴虐统治,袭击税局,杀死税吏,一度控制了整个诺曼底,沉重地打击了法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

(1)“克洛堪”,法语Croquants,意为”鼠类”,Aux Croquants,意即”打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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