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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世界通史(修订版)中世纪卷

第二节 新航路的开辟

新航路开辟的历史背景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由于西欧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的急剧增长,以及西欧各国和东方国家贸易联系的扩大,引起了对开辟新航路的需求。

西欧的封建主、贵族、大商人为了加强同东方的直接贸易联系和侵占新领土,面临传统的东西方商路贸易的受阻,因而积极鼓动和支持探寻新航路。

中世纪欧洲同东方的商业贸易关系在13世纪时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东方的贵重商品,如香料、宝石制品、化妆品以及丝绸等,日益流行于西欧的中上层人士之中。从东方输入欧洲的货物数量,13世纪末比12世纪初增加了十倍之多。上述货物主要由阿拉伯、波斯和拜占庭商人运至小亚或东欧,然后由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东北部的商人转运至西欧,中间商获利甚大。15世纪中叶前,东西方的商路主要有三条:一条是陆路,从小亚出发,沿黑海、里海经中亚到达中国和印度。另两条主要是海路,亦有海陆并用之处。一条是经叙利亚、两河流域,抵波斯湾,换海船前往印度和中国;另一条是经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出红海,经印度洋去印度和中国。当时,红海以东和地中海一带的贸易,分别主要由阿拉伯商人和意大利商人垄断。15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兴起,占领了巴尔干、小亚及克里米亚等地,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传统商路,不仅加紧扩张,进行海盗劫掠,而且对过往商品征收苛税。因而,从这时起运抵欧洲的商品,数量大减,价格昂贵,一般商品的价格提高八倍至十倍。欧洲上层社会视东方的奢侈品为生活所必需,昂贵的奢侈品和香料等的贸易,使西欧大量入超,贸易逆差引起西欧的黄金外流。因此,在西欧,特别是意大利和大西洋沿岸诸国的大商人迫切希望寻找一条摆脱土耳其人、阿拉伯人,绕过地中海东部,直达东方的新航路。葡萄牙的商人曾分析道:一旦找到不经过地中海的新航路,东方货物所缴纳的通行税便仅及过去的八十分之一了。(1)

新航路的开辟,是在西欧需求黄金的狂潮下出现的。

14、15世纪以来,西欧各国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萌芽。由于商品流通量的扩大,于是作为一般交换手段的货币的需要量剧增。中世纪西欧的货币最初系银本位制,15世纪后,逐渐为金本位制所代替。黄金成为国际间贸易的主要支付手段。欧洲的商人和封建主渴望获得制造货币的贵金属——黄金,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黄金以便开办手工工场;贵族需要黄金以满足奢侈的享用。但当时西欧贵金属的开采量甚少,加上在东西方贸易中西欧入超,金银大量东流,因而西欧社会的黄金欲日益炽烈。当时在欧洲传播很广的一本书《马可波罗游记》,把东方写得富丽繁华,中国和印度“遍地黄金,香料盈野”之说很流行。这对于西欧的上层分子有很大的诱惑力,他们决心支持一些人冒险远航,以便掠夺黄金。西欧的教俗封建主、骑士、教士和航海家们,各个阶层都流行着“黄金梦”。哥伦布在书信中写道:“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2)恩格斯指出:“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3)

15世纪末,西欧一部分国家封建制度的危机已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封建贵族经济破产和债务增多,尤其是人民反封建斗争的逐渐高涨和深入,使得一些封建王公贵族,力图侵占新领土,对外殖民扩张,借以摆脱和缓和危机,转移视线,他们向海外探险的目的就是为了掠夺战利品,对外进行殖民侵略。

“发现”新大陆的宗教因素和15世纪基督教向外扩张的新方略值得重视。

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基督诞生地和陵墓所在地落入异教徒之手,特别是伊斯兰教的迅速发展和面临土耳其人的威胁,激起了西欧人强烈的宗教情绪。弘扬和传播基督福音于全世界,联合东方蒙古帝国的大汗以便夹击土耳其人的战略企图,是促使西欧民族国家支持哥伦布西航“前往中国”的重要原因。哥伦布本人也是个狂热的基督教信徒,他自认为“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他在探寻新航路的始终,一直渗透着浓厚的宗教情绪。当时,人文主义的思潮,激励了西欧个人的进取精神,也推动了向海外发展、传播和扩大基督教影响,特别是探寻新航路和从事冒险事业。

最关心开辟新航路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它们在15世纪末业已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化过程。专制王朝把开辟新航路同开拓疆土、扩张版图结合起来,将它作为扩大收入来源的良机。15世纪时,西、葡两国的城市如巴塞罗那、塞维尔、里斯本等城市商业很发达,力图扩大同东方的直接贸易。西、葡两国在几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过程中,涌现了一批以战争为职业的军事贵族。战争结束后,这些人仍热衷于军事和殖民活动。西、葡两国的造船和航海业又较发达。一些港湾是意大利和尼德兰之间航路的中间停泊点。热那亚许多水手迁居葡萄牙。西、葡具有供应航海装备所需的各种物资的力量,是西欧最早组织远航和殖民侵略的国家。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地理知识的扩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航海术、造船术等科技的发达,为新航路的开辟准备了必要而可能的条件。中国发明的指南针,经阿拉伯人西传后,14世纪时在欧洲已被普遍使用,使远航有了依据而不迷失方向。海船的制造也有显著改进,出现了新型的轻便、多桅多帆(有直帆、斜帆)、快速、舱宽的大海船。古代托勒密著的《地理学》在15世纪初已译成拉丁文,地圆学说在欧洲日益流行。1410年,法国主教皮埃尔·达里伊所著的《世界的面貌》一书,论述了大地为球形的观点,断定从西班牙海岸越洋去印度,顺风时几天便可到达。佛罗伦萨的地理学家托斯堪内里绘制的《世界地图》,把中国和印度画在大西洋对岸,推断从欧洲西航即可直达东方。此即哥伦布远航时所用的地图。

远在欧洲人寻找新航路之前,亚非各国人民(中国、印度、阿拉伯人等)业已开辟了从中国、印度等地前往红海、波斯湾之间的航路。15世纪初,中国伟大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船队,曾先后七次(1403—1433年)“下西洋”远航,先后到达亚、非三十余国,远抵非洲东岸赤道以南蒙巴萨(今肯尼亚境内),开辟了从印度直达东非的最短航程,在世界航运史上是空前的壮举。大约同一时期,阿拉伯航海家也有出色的成就,他们在非洲东岸由北向南航行,远达莫桑比克一带。俄罗斯的特维尔商人阿法那西·尼基丁,在1467年经伊朗到印度,写过有趣的游记《三海巡礼》。实际上,西欧人的开辟新航路,是在世界各国人民航海技术、经验和成果以及新的地理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的。

(1)特伦德:《葡萄牙》英文版,1957年,第143页。

(2)哥伦布致西班牙国王和王后书(1503年)。译文引自《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04页。

(3)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0页。

欧洲直达印度新航路的开辟

最先探寻由欧洲直通东方航路的是葡萄牙人。15世纪初,因为对摩尔人作战和商业的关系,葡萄牙人已侵入非洲西北海岸的休达地区(1415年),以此作为最早的殖民侵略据点。葡萄牙保护航海业,亨利亲王屡次组织由武士、商人和传教士组成的“海上远征队”在非洲西海岸一带航行,贩卖奴隶、寻找黄金和象牙。葡萄牙相继占领了马德拉群岛(1432年),并到达佛得角(绿角,1445年)和几内亚(1471年),还在“黄金海岸”建立军事据点。1488年,(1)迪亚士等抵达非洲最南端好望角。(2)为远航印度做了准备。1497年7月8日,葡人瓦斯科·达·伽马率四艘帆船,约160名水手由里斯本出发,沿迪亚士等人走过的航路,到达好望角(11月)后,于次年3月1日抵达非洲东岸莫桑比克。他们从现今肯尼亚沿海的马林迪(3)出发,循着阿拉伯海员和中国海员早就熟悉的航线,由阿拉伯人伊本·马德内德领航,终于在1498年5月20日(一说5月22日)到达了印度西部海岸的卡利库特城(4)。在这里,葡萄牙人满载了东方的香料、宝石、丝绸、象牙制品等运回欧洲。这次远航所得的纯利竟超过航行费用60倍。葡萄牙人是侵入亚洲最早的殖民国家。自此,葡人的武装船队多次入侵,而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殖民强盗也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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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开辟通往印度的新航路后,为扩大权益,又组织了新的远航队。1500年3月9日,在卡伯拉尔率领下,13艘船队离葡,途中遇风暴迷航,于4月23日西行到达南美的巴西(5)。卡伯拉尔在巴西停留时宣称他“发现”的土地归葡萄牙所有。16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葡萄牙的“探险队”和殖民军在巴西开始了殖民统治。

(1)迪亚士到达好望角的时间说法不一。16世纪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迪亚士是在1486年8月离开葡萄牙,经16个月零17天后,即1487年底返回葡萄牙。按此推算,迪亚士到达好望角的时间当为1487年。但迪亚士同时代人哥伦布等人说,迪亚士是在1488年12月返回葡萄牙的。据此,迪亚士离开葡萄牙的时间应为1487年8月,抵达好望角的时间应为1488年。目前人们大多采用1488年为迪亚士抵达好望角的时间。参见《英国百科全书》,第15版,“解释”部第5卷,第701页。“迪亚士”条,1979年。

(2)因遇暴风,原取名为“暴风角”,但葡萄牙国王认为,抵此以后,前往印度大有希望,故改名为“好望角”。

(3)我国《明实录》称为麻林。

(4)我国史书称“古里”,今科泽科德。

(5)还有一说是葡人早有西行的计划。

哥伦布开辟通往美洲的新航路

当葡萄牙沿非洲海岸向印度探航并垄断通往非洲的航路时,西班牙决定从另一个方向一直向西,认为按地圆学说也可以到达东方。意大利热那亚的水手哥伦布(1451—1506年),从1474年起就产生了从欧洲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中国、日本和印度的想法。(1)哥伦布为了组织远航队,曾先后请求英王、葡王的支持,均遭拒绝。1486年,他又求助于西班牙国王,经过许多周折,直到1492年西班牙完成统一后方被西班牙国王允准。

1492年,西班牙国王授哥伦布以“海军大将”军衔,预封他为“新发现土地”的世袭总督,有权把新土地上总收入(金银等一切商品)的十分之一留为己有。8月3日(星期五)晨,哥伦布率水手88名,分乘三艘帆船(2),从巴罗斯港出发,经过69天的艰苦航行后,于10月12日黎明到达了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萨马纳礁岛)。此岛位于北纬23°05′,西经73°45′,在华特林岛之南110公里处。(3)哥伦布在远航几乎绝望的时刻发现了海岛,异常兴奋,将此小岛命名为“圣萨尔瓦多”(其意为“救世主”)。哥伦布直至逝世,误以为他所到之处是亚洲的一个海岛,该地便是印度,乃称当地居民为“印第安人”(印度人),这个名称长期沿用下来。哥伦布为了探寻黄金产地,又继续从萨马纳岛向南航行。他们先后到达古巴(10月28日)和海地(12月6日,将其命名为伊斯帕尼奥拉岛),在海地北部建立了第一个西班牙的殖民地,留下39人驻守。翌年3月15日哥伦布返抵西班牙的巴罗斯港。这是他的第一次远航。

此后,哥伦布还有三次西航,相继到过牙买加、波多黎各、多米尼加等岛,并到达南美海岸和中美的洪都拉斯和巴拿马附近。哥伦布在航行的日记中写道:“我尽一切的可能去找有黄金和香料的地方……”还主张把他们新“发现”的岛屿上的居民掠回西班牙当奴隶。他在呈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写着“即使有一些奴隶在途中死去,也不会个个都死掉”。哥伦布因并未找到中国,逐渐失去了西班牙国王对他的信任。而意大利佛罗伦萨人亚美利哥·韦斯普奇(1451—1512年)在1499年至1504年间几次到南美洲沿岸进行考察,他在游记《海上游行故事集》中肯定了这一地区不是印度,而是“新大陆”。从1507年起,人们以他的名字称“新大陆”为“亚美利加”洲(4)。

(1)哥伦布读过的《马可·波罗游记》,现存西班牙塞维尔城的哥伦布图书馆中。他读后更加垂涎东方的财富。

(2)西班牙国王提供两艘轻快帆船,巴罗斯船主马丁·比松帮助哥伦布装备第三艘船。最大的一艘旗舰“圣玛丽亚”号的吨位为130吨,长约35米;“平塔”号为90吨,船体为旗舰之一半;“尼尼亚”号为60吨。参见马基多维奇《中南美洲发现与考察史》第三章。

(3)张至善:《哥伦布首次航抵美洲的日期和登陆地点的新考证》,载黄邦和等主编:《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3—99页。美国《国家地理》,1986年11期中《哥伦布在哪里发现了美洲?》等文,译文见《哥伦布首航美洲——历史文献与现代研究》一书。

(4)但也有人认为“新大陆”居住着一个叫作“亚美利可斯”的部族,因此以这个部族的名称,称“新大陆”为“亚美利加”。也有人认为当哥伦布第四次航行到达埃斯孔迪多河口时,询问印第安人产金地点,印第安人手指西方,并称出售黄金的人为“亚美利可斯”。西班牙人遂以“亚美利加”称呼“新大陆”的东南岸地区,后来则指整个大陆。

麦哲伦的环球航行

哥伦布的远航,在欧洲人中掀起了一股前往“新大陆”探险的狂潮。亚美利哥曾主张绕过美洲南端可到达“香料群岛”。西班牙政府支持继续探航。1513年9月,巴尔波亚探险队通过巴拿马海峡第一次看到了“南海”(太平洋)。继巴尔波亚对太平洋的“发现”以后,葡萄牙没落骑士家庭出身的麦哲伦(1480—1521年)(1),向葡王提出远航计划遭拒,乃寄居西班牙。1519年9月20日,麦哲伦奉西班牙政府之命,率五艘旧船和265名船员(2)从塞维利亚的圣卢卡尔港启航,越大西洋,沿巴西海岸南下,在1520年10月21日到达美洲南端海峡(后人命名为“麦哲伦海峡”),又继续西航入“南海”,因航途风平浪静,因之“南海”被称为“太平洋”。1521年3月6日,麦哲伦航队到达菲律宾群岛。为了侵占这块新“发现”的土地,4月初,麦哲伦干预了诸岛的内讧,他在攻打马克坦岛(在宿务以东)的战斗中,于4月27日夜被当地领袖拉普拉普领导下的部落战士杀死。他的同伴继续航行,到达摩鹿加群岛。在这里满载香料,并推选第·卡诺为船长,沿着葡萄牙原通往印度的航路,穿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于1522年9月6日返抵西班牙圣卢卡尔港,归时生还的仅18人,只剩一条“维多利亚”号船。麦哲伦等人的环球航行,充分证实了地圆说,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的宇宙观念均有重要意义。

开辟新航路的不仅是西、葡两国。此后,意大利人卡波特和英国人陈斯莱尔等都开辟过航路,特别是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荷兰的航海家巴伦支、德·合恩和塔斯曼等开辟过许多重要航路。

(1)过去许多书中误将麦哲伦的生年写为1470年。

(2)其中除239名水手外,还有26名意大利青年。

新航路开辟的后果

新航路的开辟,对于欧洲经济有着重大的影响。首先是引起了所谓“商业上的革命”,直接表现为世界市场的扩大、商路及商业中心的转移和商业经营方式的转变。

新航路开辟后,商路和贸易中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主要的商路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商业地位渐被西、葡、英以及尼德兰所代替。16世纪中叶,安特卫普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国际贸易的发展,促使新的信贷金融机构,以及股份公司、交易所等相继出现。这些都使得西欧早已萌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论述道:“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1)马克思还指出:“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2)

其次,新航路的开辟,引起东、西两半球的汇合与世界各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扩大,以及流通商品种类与数量的增多。

此后,欧洲同非洲、亚洲之间贸易扩大并同美洲开始有了联系。各地许多新商品在欧洲市场上涌现。美洲的玉米、甘薯、马铃薯、烟草、可可,以及各种当时鲜为人知的蔬菜瓜果,如花生、向日葵、西红柿、辣椒、南瓜、菜豆、菠萝等,在16世纪中叶后,通过各种渠道传至旧大陆各地区。中国盛产的茶叶、丝绸、瓷器、药材和手工艺品等对欧洲的输出量剧增,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商品。饮茶、饮非洲出产的咖啡逐渐成为欧洲的风尚。传统商品的交易量显著增多。如从前通过意大利商人转运到欧洲的胡椒,每年只有2100吨,新航路开辟后,每年从东方仅运往里斯本的香料便骤增达7000吨。17世纪时,外国货币开始在中国流通。

再次,新航路开辟后,西欧新兴的资本主义由海道向全球扩散,突破了亚欧大陆农耕世界自然经济的闭塞性。从此开始了大航海和人口迁移、民族交融的移民大潮时代。

15世纪末和16世纪,人口移动的主要表现为尼格罗和欧罗巴人种向美洲的迁移与扩散。而主要流向是从西欧到中、南美和北美,以及从非洲到美洲。在前往美洲的人流中,一部分是从宗主国派去的殖民统治者或移民者及其后裔;另一部分则是从非洲运去的黑奴。贩到美洲的黑奴的人数据最低统计,16世纪约90万人,17世纪增达275万人,18世纪竟高达700万人左右。三个世纪之间,通过黑奴贸易运到新大陆的黑人总数约为1100万人。(3)16世纪时,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居民中黑奴占四分之一;秘鲁的利马城居民中黑奴竟达三分之一。移民大潮下,美洲出现大量混血人种和多元文化的格局。

最后,新航路的开辟引起了“价格革命”。西方殖民者从殖民地,特别是从美洲掠夺和开采的大量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仅16世纪内,欧洲的黄金数量大约从55万公斤增加到119.2万公斤;白银从700万公斤增加到2140万公斤。金银贬值,物价相应上涨,出现了价格的“飞跃”(“革命”)。西班牙从殖民掠夺中获得的金银最多,物价上涨得最早也最甚。迄16世纪末,西班牙的物价平均上涨四倍半,谷物涨价五倍,英、法、德等国也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价格革命引起了工人、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由于物价上涨主要表现为食物的价格飞涨,这样,在物价和工资之间就出现了不利于工人的局面。以16世纪英国南部为例,建筑工人的工资从四便士上涨为八便士一天,工匠从六便士上涨为一先令,同时粮食价格却上涨了四五倍。西班牙、法国、德国的状况也十分类似。虽然其他方面价格上涨的幅度较小,如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幅度不如粮食来得猛烈,但是16世纪欧洲城市中的工人生活水平却下降了很多,这在实际上意味着工资的下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贵族为了应付危机,想出种种办法把灾难嫁祸于工人、农民身上。例如在罗马,贵族利用粮食价格飞涨的机会,把耕地变为牧场,以便从肉和奶酪中获取高额利润。西班牙政府限定最高粮价,贵族于是便以政府的粮价来向农民征收货币租,却以远远高于政府规定的价格进行黑市粮食倒卖,从中获取利润。从欧洲各国的情况来看,在价格革命面前,对策主要不是加以疏通,让经济和资本进行流通,反而是人为地堵塞经济流通的渠道,并用加强剥削的方法把危机嫁祸到工人和农民身上,导致他们生活贫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物价上涨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对欧洲经济发展影响很大。英国的公簿持有农在价格革命的打击下变得贫穷。地主把公簿持有农的长期租佃(通常是二至三代)改成了短期租佃,提高租税,导致农业生产的不稳定,结果便是英国小农走向衰弱,相当数量的自耕农消失或转变为租佃契约农。价格革命对于有实力的、善于经商的农民却提供了机会,由于粮食价格飞涨,他们在农村收购农产品去城市倒卖,发家致富,形成了一个很有实力的英国乡绅阶层。乡绅与城市联系紧密,他们把资金带到了城市,促进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尼德兰的中农也在粮食价格上涨中得到好处,因为他们也有经济实力,长袖善舞,通过经商获得利益。在法国情况有所不同,1560年颁布了一个法令,限制贵族经商,如果贵族经商或经营手工业,将失去贵族特权。这种做法限制了资金流向城市,影响了法国经济的发展。

在“价格革命”过程中,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和市场有关的或采取某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贵族和富农都获得了暴利。反之,劳动人民因日用品价格上涨,实际工资下降而日益贫困化。例如16世纪时,法国的物价上涨120%,而工资只提高了24%。“价格革命”对于按传统方式征收定额货币地租的封建主是不利的。马克思在谈到“价格革命”时分析道:“……一方面是工资和地租跌价,另一方面是工业利润增多……换句话说,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即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则相应地上升了。”(4)“价格革命”促使城乡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加速了西欧封建制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2)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1—372页。

(3)参见杜波伊斯:《从非洲运往美国的奴隶贸易》一书,纽约,1904年;腓力普·柯廷等:《非洲史》,朗格曼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404—411页。

(4)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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