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当前位置:博库网首页 > 电子书专题 > 世界通史(修订版)中世纪卷 > 第26章

26世界通史(修订版)中世纪卷

第一节 印度

(一)封建制度的形成

笈多王朝和戒日王国家

正当印度北部小国林立,西北部的贵霜帝国和南部的安度罗国日益衰微时,在恒河下游摩揭陀国境内,有个叫笈多的王公于公元4世纪初起兵占据曲女域,成为笈多王朝的始祖。320年,旃陀罗·笈多一世(月护王,320—约330年在位)即位时,使用了“摩诃罗闍”(1)称号,他统治期间征服邻近的王公,赶走大月氏人,恢复了印度西北部的版图。其子沙摩陀罗·笈多(海护王,约330—约380年在位)更开疆拓土,向西扩张到印度河,向东征服了恒河下游,直到孟加拉湾,并南征德干一带。其后,旃陀罗·笈多二世(又称毗克罗摩阿迭多,即超日王,约380—约415年在位)又向西扩张,达到纳巴达河下游,以迄阿拉伯海。这时,笈多国势臻于鼎盛,其领土包括北印度全境,成为中世纪印度第一个封建大帝国。

picture

笈多帝国实行中央集权制。统治者以巴特里普他拉(华氏城,又称巴连弗邑,今巴特那)为首都,将全国划分为若干省,省下置县,分别派总督和县长治理,这些官吏都从国王府库中领取俸禄。统一的笈多封建帝国的建立,有利于印度北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并且较长时期地保障了北部国境的安全,防止了中亚游牧部落的侵扰。

超日王以后,笈多帝国由盛转衰。封建主的残酷剥削,造成公社农民的普遍贫困,破坏了社会经济,从而削弱了防御外敌的力量。5世纪中叶起,嚈哒人(中国史书称白匈奴)自中亚入侵。6世纪初,以旁遮普的奢羯罗城为首都,建立嚈哒帝国,北印度成为它的一省。嚈哒人在印度的统治为时甚短。528年,以马尔瓦王公耶输达曼为首的北印度各王公的联军打败了嚈哒人。567年,嚈哒帝国为突厥和伊朗所灭。但是,经过嚈哒人入侵的打击,笈多帝国陷于分崩离析状态,最后几代国王的统治,仅及于恒河下游的有限地区。570年笈多王朝的统治亦告结束。

这时,萨他泥湿伐罗(在今德里西北)有个叫毗乞罗摩迭多的王公逐渐扩张势力,建立伐弹那王朝。606年,曷利沙·伐弹那(喜增)开始称王,号尸罗阿迭多(戒日,606—647年在位)。他拥有象军5000、马队2万、步兵5万,数年之内统一北印度,又出现一个封建大帝国——羯若鞠羯国或曷利沙帝国,其版图大体与笈多帝国极盛时代相等,首都在曲女城(今卡瑙季)。

(1)意即“大王”。

封建土地所有制与农村公社

从笈多王朝到戒日王国家的三个半世纪,是印度社会从封建生产关系产生到确立的历史时代。笈多帝国时期,奴隶制已经瓦解,奴隶劳动主要是用于家庭服役。据法显的《佛国记》所述:“惟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显然,这种劳动者不是自由佃农便是雇工,而自由佃农雇工同主人的关系是契约关系。笈多帝国时期的法典,对主人同雇工的关系是这样规定的:自由人供给衣食的“耕种者”,取得其收成的五分之一;自备衣食的“耕种者”,取得其收成的三分之一。法显还记述了在国王、贵族、寺庙和殷富之家都有的所谓“民户”。他们可以被当作礼物,同田宅、园圃、牛犊并列赠送给别人,这大概就是在自由佃农和雇工以外的依附农民了。

戒日帝国时期,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占主要地位。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说:“王田之内,大分为四:一充国用,祭祀粢盛;二以封建辅佐宰臣;三赏聪睿硕学高才;四树福田,给诸异道。”(1)第一种土地是由国王直接掌握的,其余三种都是连同“百姓”一起赐给臣下或僧侣的食邑(采邑)。食邑制在戒日帝国得到广泛实行,特别是在官僚中已经成为普遍制度。《大唐西域记》说:“宰牧、辅臣、庶官、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食邑是终身占有的禄田,但是久而久之,特别是在王权衰落的时候,食邑便逐渐转化为世袭领地了。

当封建采邑制形成的时候,古老的农村公社组织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铁制农具日益广泛的应用,往日农村公社中的家长制大家族,已经分化为父权制的个体家庭,公社成员的大家族经济分解为个体家庭的小规模经济。每个家庭都有一块世袭份地,独立经营自己的个体经济,并向国王纳税以及负担各种劳役。《大唐西域记》中描述中世纪印度人民的生活时写道:“赋敛轻薄,徭税俭省,各安世业,俱佃口分。假种王田,六税其一。”(2)这里虽然含有对戒日帝国的美化,但也反映了封建国家对广大公社成员的剥削关系。此外,公社农民还要向封建主缴纳各种额外捐税,如使用牲畜、织布机、榨油机都得纳捐,建房、结婚、家祭均须交税。地方政权机关也向公社农民征收财物,以维持其各项开支。

管理农村公社的村长和文书,通常由出身婆罗门种姓的人担任,从农村公社支取薪棒。他们除了以公社成员身份占有一块世袭份地以外,还以职务身份占有更大些的世袭份地,因此能够建立较大规模的经济,剥削贫穷的公社成员,以至上升为小封建主。6世纪时,农村公社的村长被称为“特哈库尔”,后来这个词就变成一种封建称号,用以称呼低级封建主了。

上述情况表明,随着封建制度的形成,农村公社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由从属于奴隶制的农村公社演变为封建性的农村公社。

印度封建社会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灌溉系统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巨大的作用。笈多帝国时期,政府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很重视维护和发展灌溉设施,兴修了许多运河、水闸、水堤等水利工程。根据玄奘的记载,当时印度的主要农作物有稻、黍、豆、甘蔗等,此外还有香料和果树。部分农产品转化为商品。在德干南部发现的6世纪至8世纪的铭文中,提到村镇市场上出售稻米和其他谷物,还有椰子、香料、甘蔗、糖和油料。喜马拉雅山麓以及西旁遮普和信德一带,畜牧业也很发达,饲养牛、骆驼、绵羊和驴等牲畜。

各地封建王侯的首府和沿海城市开始繁荣。属于各种不同职业集团(卡斯特)的城市手工业者,制造出精美的棉织品、丝织品、毛毯、金银宝饰、象牙和漆制工艺品以及武器等。在各种手工业中,纺织业最为发达。织工们用简单的织机,能够织出质地很薄的棉布,用这种棉布织成的妇女面纱,可以从戒指孔中穿过。笈多帝国时期,印度的对外贸易也很兴盛,同萨珊朝伊朗有活跃的商业关系。从7世纪起,印度同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逐渐增长,阿拉伯商人在印度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1)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印度总述,赋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页。

(2)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印度总述,赋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页。

种姓制度和印度教

随着奴隶制度被封建制度所代替,古代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大唐西域记》中关于戒日帝国各种姓的记述说明,当时的等级结构已经不同于古代。婆罗门和刹帝利虽然仍是位居上层的统治种姓,但已不是奴隶主,而是占有食邑实行租税剥削的封建主了。古代的吠舍种姓原来包括农村公社成员,以及手工业者和商人。到了封建生产关系形成时候,由于公社自由农民变成依附农民,手工业者也处于依附地位,因此玄奘记载下的吠舍种姓,就只是“贸迁有无,逐利远近”的商贾,包括商人、高利贷者和富裕的手工业主,已不包括农民了。至于首陀罗种姓,玄奘明确指出他们是“肆力畴陇,勤身稼穑”的农人。这也表明,在封建生产关系形成过程中,原有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群众,其社会地位逐渐接近,形成中世纪附着在土地上的依附农民。在这四个种姓以下,还存在着社会上最受压迫的被认为是从事低级或不清洁职业的各个种姓,数目很多,玄奘说他们“各随类聚,难以详载”,其中有一些被认为是“不可接触的人”。法显在记述名为旃荼罗的“不可接触的人”时说:“‘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都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这种“不可接触的贱民”,不仅大量存于古代和中世纪,而且一直延续到现代。

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出现了综合各种宗教,主要是婆罗门教和佛教信仰的新宗教——印度教。

印度教崇敬三个主神:梵天是主管创造世界之神,毗湿奴是主管维持世界之神,湿婆是主管破坏世界之神。印度教认为,各种宗教的主神都是毗湿奴或湿婆的化身,连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也被看作是毗湿奴神的一个化身。

印度教吸收了佛教的禁欲、不抵抗等内容,其基本教义是从婆罗门教和佛教那里吸取来的“法”(“达磨”)和业力轮回(“旃磨”)学说。所谓“法”,就是人们生活和行为的规范,每个种姓都必须按照自己的“法”来生活,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则是永远安分守己地生活。印度教的业力轮回学说宣称,人们在现世如果能够按照给自己规定的“法”去生活,死后灵魂便可以转生为高级的种姓,反之就转生为低级的种姓,现世的不平等是前生注定的,是不可改变的。这种欺人的说教,就是让劳动人民世代甘心做牛马,循规蹈矩地生活。

印度教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保护和支持,公元9世纪以后,印度教成为在全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佛教遂衰。

印度的分裂与外族入侵

647年,戒日王死去,权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自立,戒日王朝即告结束。是时恰值奉唐太宗之命出使印度的大唐使节王玄策抵达,遭阿罗那顺袭击,败走至吐蕃界,分别从吐蕃和尼泊尔借兵数千,以武力助其国铲除了叛臣阿罗那顺。(1)但是因封建制度形成而增强了势力的领主们,纷纷割据小邦称雄。他们大多是出身于外族的侍卫,自称“拉杰普特”(王孙贵族之意)。8世纪以后,拉杰普特在北印度建立过好几个封建王朝,史称拉杰普特时期。这种分裂局面从7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12世纪,印度的防御力量因此削弱,外族乘机入侵。

7世纪末,阿拉伯人开始侵略印度。711年,倭马亚朝大将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从巴士拉经海路进攻印度河下游信德地方。8世纪中叶,阿拉伯侵略者被印度王公打败,不得不退出印度。10世纪中叶,在阿富汗境内兴起一个由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所建立的伽色尼王朝。从1001年起,伽色尼王朝的素丹马穆德侵略印度,在26年中前后凡15次。每一次都破坏城市,蹂躏乡村,掳掠居民和财富。1019年曲女城被攻陷,几乎被夷为平地。1025年攻陷西海岸的苏姆那特城,把最富有的湿婆神庙抢劫一空,屠杀近五万人。外族相继入侵,使北印度遭到严重破坏,旁遮普一度被并入伽色尼版图,许多印度教封建主改信伊斯兰教,逐渐同定居下来的突厥人、阿富汗人融合。1186年,伽色尼王朝被廓尔王朝所灭。廓尔王朝兴起于阿富汗境内的赫拉特地方,灭伽色尼王朝后,定都于北印度的德里。

(1)《旧唐书》卷198并《新唐书》卷220“天竺国传”。

(二)德里素丹国家

印度封建社会的发展

1206年,廓尔王朝的总督、奴隶出身的突厥人库尔布·乌德·丁·伊巴克自立为素丹,统治以德里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史称奴隶王朝(1206—1290年)。此后三百多年,更换了五个王朝,国王均称为素丹,历史上称之为德里素丹国家(1206—1526年)。它的上层统治者都出身于突厥、阿富汗等地。这些外来的伊斯兰教封建主位居国家的高官显职,当地的印度教封建主受到排挤,只能充当乡村小吏和税吏。德里素丹从中亚、阿富汗、伊朗招募雇佣军,作为统治的工具。

德里素丹统治时期,北印度的封建制度有很大的变化。素丹视全国的土地为自己的财产,除留下归自己直接支配的土地外,大部分土地作为军事采邑分封给突厥和阿富汗贵族以及改信伊斯兰教的印度贵族。这种军事采邑叫作“伊克塔”,起初领有者只能终身享用封地上的租税,领有者死后,封地归还素丹。14世纪后期伊克塔变成贵族的世袭领地。此外还有伊斯兰教阿訇的世袭领地(“伊纳姆”)和清真寺土地(“瓦克夫”)。这些土地比重不大,但领有者的支配权不受任何限制。封建国家向公社农民征收实物租税,旱地约为收获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有灌溉设备的水田达三分之二。在商品货币关系发达的地区,开始征收货币租税。国家往往采取包税制,由承包人向农民征收。农民除交纳租税外,还必须无偿地服各种劳役,或者用手工业品交纳代役租。

德里素丹时期,工商业和城市都受封建主的统治。手工业者有小作坊自产自销,向国家纳税。一般商品收税为物价的2.5%。再加其他税收共约为物价的四分之一,因此许多手工业者被迫丧失独立,或投靠封建主无偿交纳部分产品,或到封建主作坊中去做工。国家有官办工业,规模很大,使用奴隶劳动,产品供应宫廷。一家织布场有奴隶4000人。手工业产品如毛毯、金银器和丝棉织品都驰名国内外。中小商人要受封建主经营的商场、店铺、栈房高额租费的盘剥。大商人资金充裕,势力很大,或包税,或放高利贷,或购买土地压榨农民。城市是工商业的中心,有的还是行政中心。首都德里,在素丹及其臣仆士兵驻扎后,招来许多工商业者,由是日益繁荣。其他城市大都位于寺院、港口、十字路口,由工商业者聚居而成。各城市由素丹委派市长和管理人员,征收赋税。北印度各大城市之间贸易殷盛,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沿岸重要港口同中国、中亚、西亚之间都有经常的国际贸易。

人民起义与德里素丹国家的衰亡

德里素丹国家的突厥和阿富汗贵族,不仅对印度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封建剥削,又加之以民族压迫,强迫印度人改宗伊斯兰教,向不信仰伊斯兰教的成年男子征收人头税。奴隶王朝初期,印度人同外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已逐渐激化。13世纪前期,蒙古人三次侵入印度西北部,逼近德里。德里素丹为抵御蒙古人而消耗了国力。纳赛尔·乌丁·马穆德素丹统治时期,印度各小公国纷纷独立。1266年,靠近德里的河间地方(即恒河与朱木拿河之间的地方)农民揭竿而起,发动了反封建的武装斗争。起义者逼近德里,素丹巴尔班的阿富汗雇佣军实行残酷镇压。起义者浴血奋战,遭到重大牺牲,终至失败。

1290年,突厥贵族为主体的卡尔吉王朝(1290—1320年)取代了奴隶王朝,对人民的压榨较前朝尤甚。素丹阿拉乌丁以为印度无臣服之心,乃推行一套使印度人民困于衣食、家无积蓄的残暴统治政策,妄图以此防止百姓造反。印度教徒的人头税由收获物的六分之一增至二分之一,房屋、牛羊都得纳税。又规定河间地区征收实物租税。凡不忠于素丹或抗命的印度人,没收其全部财产。卡尔吉王朝的暴政使印度人民怒目切齿。1301年,德里人民起义,领导人是霍遮·毛拉,立贫民阿拉维为素丹,杀死地方官,打开监狱,释放囚犯,散发武器,分配金钱财物。德里素丹派兵镇压,霍遮·毛拉战死,阿拉维被杀。1321年继立的图格鲁克王朝(1321—1414年)更滥征赋税,农民纷纷破产,有的逃入森林进行武装反抗。1326至1327年,河间地区农民掀起了新的大起义。素丹雇佣军残暴地镇压了起义。

在德里素丹国家的城市里,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不满富商的剥削和封建国家的压迫,往往以教派运动的形式进行反封建斗争。在城市下层人民的伊斯兰教徒中流行着反对正统逊尼派的什叶派。13世纪至15世纪,德里的城市居民多次进行反封建的武装斗争,什叶派信徒都积极参加。赛义德王朝(1414—1451年)时期到处是割据、战争,王朝的权力仅及德里和旁遮普一带。1415年,旁遮普农民起义,领导人是赛林,规模很大,起义军与封建主的军队奋勇苦战,赛林牺牲,起义失败。印度教中也出现了各种教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贝拿勒斯的工匠喀比尔领导的虔诚派(巴克提派)。喀比尔反对印度教的种姓特权和繁杂仪节,他说:“念珠是木头,神是石头”,“吠陀是空话”,主张不论什么宗教,只有一个神,各个种姓的人只要虔诚信神,便是平等的。喀比尔被逐出贝拿勒斯,在北印度各地传教,死于1518年。城市下层人民中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有不少人成为虔诚派的信徒。

德里素丹的统治不断受到人民大众的打击,各地小君主乘机恢复独立。14世纪末起,帖木儿的大举入侵,并占领德里,给本已分裂的德里素丹国家以致命打击。继起的洛迪王朝(l451—1526年)管辖范围更小,形同德里的地方诸侯,无力统治全国。北印度分裂为孟加拉、马尔瓦、古扎拉特、克什米尔、拉其普坦那等独立部分,彼此混战。1517年洛迪王朝内乱,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乘机于1525年侵入印度。

(三)莫卧儿帝国

土地制度和经济的发展

巴布尔(1482—1530年)率领装备着火枪大炮的少数军队,1526年4月在德里北方的帕尼帕特打败罗第朝素丹易卜拉欣的军队,攻占德里。次年3月,又在康努亚击溃印度诸侯的联军,此后数年更相继征服了北印度大部分地区。巴布尔征服印度后建立的国家被称为莫卧儿帝国,它在名义上一直存在到1857年。

莫卧儿帝国时期的土地制度,虽仍保留较多的村社制度的残余,但同以前相比已有所变化。莫卧儿人征服的印度国土被称为“哈利萨”,意为国家直属或国库地。哈利萨分为三部分,即直属国王的封建领地、贾吉尔达尔的非世袭领地和柴明达尔的世袭领地。直属国王的封建领地约占全国耕地的二分之一,集中在德里和阿格拉地区。其收入主要用以维持皇室、宫廷官员及卫队。帝国的大部分土地按战功分封给贵族作为军事采邑,叫作“贾吉尔”,其占有人称为“贾吉尔达尔”,以军事服役为条件。他们对封地没有所有权,只有征收田赋和杂税的权力。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贾吉尔是莫卧儿帝国土地占有的基本形式。17世纪初,贾吉尔约占全国耕地的70%。在印度,不受帝国直接统治,但却臣属帝国的土著部落酋长和印度教王公,以及帝国直接统治地区中的包税地主,称为“柴明达尔”,意为“土地持有者”。他们不仅向所辖地区的农民征收实物地租,而且强制农民在其庄园中服劳役。柴明达尔在其所辖地区内拥有司法权,而且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此外,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寺院也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军事采邑制和封建土地的世袭占有制,随着莫卧儿帝国的盛衰而有所变化。由于帝国的逐渐衰落,军事采邑也变成世袭领地。17世纪以后,世袭领地占有制转化为主要形式。

广大被剥削的农民仍然生活在古老的农村公社里。农民只占有一定数量的公社土地,森林、草地、池塘等归全体公社成员共有。农民必须通过公社向国家、采邑主或其他王公缴纳相当于收成的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地租。在这里,地租与课税是合并在一起的,在一些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公社土地的继承、转让和买卖已经相当普遍。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和雇工;另一部分富有者则上升为地主和高利贷者。这种分化在当时还很有限,所以还没有导致农村公社的解体。

莫卧儿帝国初期,经济繁荣,农工商业相当发达,农业中商品粮食增多,蓝靛、蔗糖、棉花等经济作物生产扩大。手工业部门繁多,技艺进步,品种增加,棉织品有30种,丝织品有26种,毛织品有23种,金线织锦有19种,还有各色毛毯、披肩等等,远销欧洲。有些地方的农村手工业也从事商品生产,城市中商业殷盛,人口稠密,阿格拉、德里、阿拉哈巴德、巴特那、卡利库特、马德拉斯等都很有名,从阿格拉到法特普尔间12英里,大道两旁挤满了商店。许多城市之间,有经常性的商队贸易,恒河运输大量的货物,往来于孟加拉和旁遮普之间,北印度的统一市场已经形成,贩卖的商品有奢侈品,也有生活必需品,如小麦、稻米、蔗糖等,用以供应城市居民。城市居民,除手工业者和商人外,还有封建主及其军队、随从、管家、差役。对外贸易最发达的地区是孟加拉和古吉拉特,商船东至中国,西航非洲转往欧洲。许多印度商人远赴南洋各国和阿斯特拉罕建商站,经营国际贸易。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大量的商业资本随之兴起。16世纪古吉拉特富商维查·瓦拉在苏拉特设总店,从事进出口贸易。在阿格拉、哥孔达等地设分店,垄断了古吉拉特和西南海岸的贸易。商业高利贷资本渗入乡村和城市。手工业中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其主要形式是包买制,流行于南北印度一些地区,商人向手工业者预付定款,手工业者用以购买原料,加工成品,由商人收购运销,这是商业资本控制手工业者。商人往往压低成品价格,使不少手工业者贫困破产,沦为雇佣劳动者。许多城市建筑行业都有雇佣工人,舍尔汗时修建巴特那港口就使用了雇佣工人。

但是在封建王朝的严酷压榨下,农工商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受到阻碍。农民除负担很重的土地税外,还有人头税、商品税、市场税、捕鱼税、朝圣税等,还要服徭役,终生附着在土地上。手工业者受种姓制的束缚,担负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商人受关卡盘剥。帝国实行货币地租,高利贷盛行。帝国又实行包税制,把各地区的税收包给商人,由商人预先一次交足税款,即在包税地区滥征税,任意勒索。人民不堪其苦。

人民起义和教派运动

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被压迫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同从前一样,往往表现为教派运动。著名的有虔诚教派、马赫迪(救世主)教派和锡克(弟子之意)教派。

15世纪时,虔诚教派即在北印度广大地区传播,其教义是反对等级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和阶级压榨,首领大多是出身于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印度教徒。这个教派的各分支之间虽有差别,但都宣传四条基本原则:第一,所有印度人在宗教上联合起来,不论是印度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第二,印度人在神的面前一律平等。第三,反对种姓制度。第四,不依阶层或种姓看人,而以做人是否公正品人。这反映了城市下层居民的要求。虔诚派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16世纪兴起的马赫迪教派和锡克教派,都接受虔诚派的思想影响。

马赫迪派发源于比亚那城,首领是教长阿拉伊和阿卜杜拉·那亚吉。群众多是劳动人民和商人,而且全是穆斯林。武装的信徒在比亚那城及其周围建立公共财库,每人交收入的十分之一。他们认为,救世主统治一开始,正义和秩序就会建立起来。16世纪,在旁遮普等地爆发了马赫迪派领导的人民起义,封建政府残酷镇压了这个教派,但它在人民群众中仍有很大影响。17纪初在若干地区发生的地方性人民运动,往往是以马赫迪信仰为旗帜。

锡克教派兴起于旁遮普,创始人是商人家庭出身的那那克。锡克教派主张一神,反对印度教的繁冗仪式和种姓区别,认为所有锡克教徒在神前一律平等,不少教徒出身于下级阇提和贱民,如清洁工和皮革匠。该派有教徒组织,首领称“古鲁”,信众有印度教徒,也有贫苦的伊斯兰教徒。17世纪时,锡克教徒以阿姆利则为中心,在喜马拉雅山构筑堡垒,发动起义。他们不但反对封建主,而且与莫卧儿帝国相对抗,沉重打击了旁遮普的封建势力。

阿克巴的改革

阿克巴统治时期(1556—1605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莫卧儿帝国因此出现了强盛和繁荣的局面。

首先,阿克巴采取许多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地方割据。中央政府除宰相外,设置四个大臣,分别掌管税收和财政、军事、管理工厂和仓库、主管教会和司法。在地方将全国划分为15个省,以总督为行政长官,并设有财务、军事、司法等官职协助总督。这些地方官都直属中央。省以下划分为县和区,分设行政机构。

其次,阿克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和伊斯兰教与印度教、外来统治者与印度本地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他极力怀柔印度封建主,授以高官。阿克巴刚即位时,军官几乎全是来自中亚、伊朗、阿富汗的伊斯兰教徒。到16世纪末有了很大变化。在两百多名最大的军事指挥官(扎吉达尔)中,只有39%是外来人,其余有40%是印度人伊斯兰教徒、20%是印度教徒。地方官吏的任命也采取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相间杂的方式。阿克巴还实行了一些较为宽容的宗教政策。1564年废除了对非伊斯兰教徒征课人头税的制度。1593年又颁布敕令,允许被迫改信伊斯兰教的印度教徒恢复原来的信仰。他还综合各种宗教教义,创立所谓“神圣宗教”,自任教长,企图借此统一各宗教,消除矛盾。这些改革措施对于缓和伊斯兰教与印度教、外来人与土著之间的矛盾,对于巩固帝国的统一和促进文化的融合,都起了一些积极作用。

再次,阿克巴推行了统一的度量衡制度。他下令丈量全国土地,按产定级,作为征收地租的标准,规定租额是收成的三分之一。同时取消了包税制,改由财政官征收,以减少收税的舞弊行为。这些措施虽然主要是为了保证帝国的财政收入,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最后,阿克巴废除了印度社会一些陋习,如禁止寡妇殉葬(旧惯例是:丈夫死后,其妻投入亡夫火葬的篝火中自焚)、童婚、神灵裁判等,并承认妇女再嫁合法。这些社会改革也都有进步意义。

阿克巴的改革只不过暂时地、局部地缓和了一下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等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他死后,这些矛盾又激化起来。17世纪中叶以后,莫卧儿帝国就在这种不可克服的重重矛盾中开始衰落了。

西方殖民者的入侵

西欧商人和封建贵族对印度的财富,尤其是香料垂涎已久。从16世妃初起,葡萄牙、荷兰、英、法等国的殖民强盗相继闯进这个东方文明古国,进行殖民掠夺。特别是英国自从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以后,在印度不断扩张殖民势力。这时,莫卧儿帝国正在瓦解。17世纪以后,印度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统治者大肆屠杀起义农民。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巨额开支使国家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大封建主之间为了争夺皇位,时演内讧。17世纪下半期,南部马拉提人的起义以及他们的独立和强大,对莫卧儿帝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后,各地总督纷纷独立,帝国日益解体,这又给邻国的侵略以可乘之机。18世纪前期,伊朗和阿富汗封建主相继入侵。这一切为英国殖民者征服印度造成了有利时机。正如马克思所说:“大莫卧儿的无上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摧毁,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塔人摧毁,马拉塔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摧毁;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他们全都征服了。”(1)

(1)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

(四)中世纪印度的文化

笈多王朝文化的繁荣

笈多王朝时期,印度的文化科学有很大的成就。长期以来,在民间流传的故事、寓言和童话,多在这时编写成集,最著名的是《五卷书》和《嘉言集》。这些作品常常讽刺与揭露国王、大臣、婆罗门祭司等的虚伪、愚蠢和丑恶,把普通人民描写成为勇敢、机智和正直的人。当时印度最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迦梨陀娑被誉为超日王宫中的九个宝石之一。他的作品流传到现在的共有七部,其中有三部剧本和四部诗。剧本以《沙恭达罗》最为出色,主题是描写国王豆扇陀和沙恭达罗公主之间的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诗歌以长篇抒情诗《云使》最为杰出。诗人通过艺术的手法,表达了被放逐的药叉神怀念久病妻子和故乡的心情,以生动的笔调描写了印度美丽的风光和繁华的城市。中世纪之初的印度文学中还有一些以国王的活动为题材的作品,如《超日王本行》、《戒日王本行》等,文学价值虽然不大,但可作为重要史料。有一些作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剧本《小泥车》。它以牧人起义杀死国王的斗争高潮作为剧的结局。可是,中世纪印度这些灿烂的文学成就,只是为少数剥削者服务,许多学者和诗人住在王宫和贵族邸宅里,作品所使用的又是民众难于理解的梵文。

笈多帝国时期,印度的建筑和造型艺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首都华氏城兴建了许多高大的庙宇和宫殿,装饰得富丽豪华。法显到那里游历时,认为“城中王宫殿,皆使鬼神作,累石起墙阙,雕文刻镂,非世所造”,盛赞了印度人民的建筑艺术。阿旃陀石窟壁画,丰富多彩,代表了这个时期的艺术成就。阿旃陀石窟位于印度海德拉巴省荒僻的文迪亚山脉里,共有29窟。最早的石窟开凿于公元前,大部分开凿于6、7世纪。石窟的工程浩大,满布于佛殿和僧房两类窟内的壁画,布局和谐,形象生动,色彩鲜艳,技巧精湛,大多画于五六世纪的笈多王朝时期。阿旃陀石窟艺术是印度佛教艺术的一支绚丽的花朵,也是世界文化艺术的宝库之一。1983年,阿旃陀石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笈多帝国时期的印度,科学堪称发达。现今通用的所谓阿拉伯数字,其实是印度人民发明的。早在古代,印度人就使用这种数字进行计算,那时还没有定位原理,也没有“0”这样表示缺位的记号。“0”的使用大约始于笈多帝国时期,不过当时还不是圆圈,而是一个点子,几个世纪以后才完成了由点到圈的演变。这十个数字从印度传到阿拉伯,阿拉伯人略加修改后又传到欧洲。欧洲人以为这是阿拉伯人的发明,遂称之为阿拉伯数字。古代印度的天文学到了笈多帝国时期达到很高的水平。阿略巴陀(生于公元476年)是印度第一个提出大地是球形的天文学家。他认为这个球形的大地围绕着自己的轴在旋转。他还主张月蚀是由于地球的阴影遮住了月亮。可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对自己这些正确的说法还做不出科学的论证。

戒日帝国在文化上盛极一时。戒日王奖励学术文艺,崇尚佛教,但亦尊重婆罗门教,一时诗人、学者、高僧群集于王都。戒日王每五年举行一次“无遮大会”(宗教大会),参加者不仅有北印度各地的诸侯和佛教僧侣,也有婆罗门教僧侣和其他群众。

戒日帝国时,印度有三大学术文化中心。北印度的那烂陀寺历代扩建。671年,中国高僧义净访印时,该寺有八大院,僧客、学者常达万人,研究大乘、小乘等各派佛学,是全印及世界佛教学术中心。在西印度,伐拉昆寺院、南印度帕那瓦王国首都建志补罗(黄友)与那烂陀齐名。此外,乌闍衍是数学、天文学研究中心,呾叉始罗以研讨医学驰名。

戒日王帝国时是印度文学从古典梵文文学向中世民间方言文学发展的过渡时期。戒日王本人是造诣很深的诗人和剧作家。他写过《龙喜记》、《珠樱》、《爱见》(即《妙容传》)三个剧本。他在宫中网罗、聚集了拜拿等著名文人,促进了文艺事业的发展。

德里素丹和莫卧儿帝国的文化

德里素丹时期,伊斯兰广泛传播,各地城市海港商业发达,文化也普遍发展,还受了许多外来影响。伊斯兰教成为国教后,兴修一些清真寺和陵墓,新的建筑特点是圆屋顶、拱门、尖塔、宽敞的内庭、完全没有人物的雕绘等。印度伊斯兰教早期建筑风格的代表是库特伯·米那儿尖塔,迄今仍耸立于德里附近。

德里素丹时期,方言文学兴起,梵文渐不流行。印地语和伊斯兰教徒使用的波斯语混合成为乌尔都语,其代表作家是宫廷诗人艾密尔·胡斯鲁(1253—1325年),写了很多诗歌和历史著作。马拉特语文学奠基者是诗人那爱斯瓦尔。孟加拉语文学家蔡培尼亚写了赞美黑天神和罗摩的圣歌。泰卢古语文学有《摩诃婆罗多》的译本,有利于梵文古典作品的传播。

德里素丹时期,出现许多用波斯文写的历史著作:明哈-乌德-丁的《那西尔通史》,沙姆斯-伊-西拉其·阿费富的《菲鲁兹王史记》和雅赫雅·宾·阿马德的《穆巴拉克王史记》,都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莫卧儿帝国时期,方言文学继续兴盛,图西尔·达斯用印地语改写了史诗《罗摩衍那》,人民乐于传诵。苏尔·达斯用西部印地语写成《苏尔诗集》。许多抒情诗人不用宫廷的波斯语,而用人民的语言创作,传播虔诚教派的反封建思想。

绘画和建筑形成了中亚及波斯艺术与印度民族传统相结合的特点。工笔画吸取了波斯画的技巧,色调鲜艳,结构严谨,描写了印度社会各种生活状况。陵园以阿格拉的泰吉·玛哈尔陵(泰姬陵)为最著名,全部由白色大理石建筑,由尖塔、钟楼、殿堂、庭园、水池等构成,雕镂镶嵌,装饰内外,整体设计,配合和谐,它集合了印度、波斯和土耳其建筑师和工匠的技术之大成,既表现了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力,也说明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穷奢极侈。历史著作有巴布尔的《自传》,用突厥文写成,由阿卜杜·拉欣大汗译为波斯文。还有巴道尼的《历史选集》,巴查姆-乌德-丁的《阿克巴通史》,都用波斯文写成,前者用反对的态度,后者用赞扬的态度,反映了阿克巴时期的历史情况。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