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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界通史(修订版)中世纪卷

第三节 捷克和波兰

(一)捷克

捷克国家的形成

捷克和摩拉维亚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捷克人,属于欧罗巴人种阿尔卑斯类型,为西斯拉夫人的一支。他们的祖先原居住在易北河上游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一带。这是中欧农牧矿产丰饶的地区之一。6世纪末7世纪初,为了对抗多瑙河下游阿瓦尔人的进攻,他们由部落联盟发展成国家。第一个载入捷克史册的是萨莫公国。623年萨莫大公领导西斯拉夫人各部,击退阿瓦尔人(即中国史籍上的柔然人)的进攻,接着又与法兰克国王达哥伯特一世(629—639年在位)展开斗争,建立了幅员辽阔的萨莫公国。但这个由部落联盟组成的国家很不巩固,只存在了35年,658年萨莫大公死后,便瓦解了。

7世纪中叶至9世纪初,捷克人处于原始公社制解体和国家产生的阶段。摩拉维亚南部和斯洛伐克西部地区的考古发掘证明,8世纪时西斯拉夫人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异常明显。显贵家族的坟墓相当奢华,平民坟墓非常简陋。这个时期处于国家形成的前夕。

9世纪初,又出现大摩拉维亚国家(830—906年),其领土包括捷克、摩拉维亚、斯洛伐克等地。为了对抗德意志封建主的侵犯,摩拉维亚大公罗司提斯拉夫(846—870年在位)向拜占庭求援,并接受希腊正教。863年拜占庭传教士西里尔和美多德来到摩拉维亚,在传教过程中,以希腊字母为基础,创造了斯拉夫文字(称为“西里尔文字”),并把《圣经》译成古斯拉夫文。

摩拉维亚公国在斯维雅托波尔克(870—894年)统治时期,国势一度强盛,其疆域扩大到西里西亚、鲁日查和奥波德利等地,首都在维列格勒。但在他死后,由于内讧国家开始分裂,906年为匈牙利所灭。此后,捷克人以波希米亚为中心,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捷克王国。

封建关系的发展和德意志殖民

捷克的封建化过程开始于7世纪,至10世纪结束。捷克封建化的特点是未经发达的奴隶制而进入封建社会。根据考古发掘,6世纪至7世纪,捷克—摩拉维亚各部落在农耕中已使用铁制农具,从摩拉维亚古墓中,发现木犁、镰刀和锄头等,此外还有铁制的战斧和宝剑,这都说明冶铁和铁的加工技术有所改进,因此拥有战俘奴隶和债务奴隶的显贵,为了防止奴隶破坏生产工具,提高他们的生产兴趣,宁愿分给他们份地,收取部分实物地租和令其服劳役。这样的奴隶就其生产状况和生活境遇而言,与农奴类似,捷克封建化的过程就是这样开始的。加上周边先进封建国家的影响,特别是拜占庭和德意志的影响,使捷克的封建关系更加迅速发展。在波列斯拉夫一世统治时期(929—967年),氏族部落贵族被消灭了,国王强占公社农民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兵,作为服兵役的报酬,这种封地最初是终身占有的采邑,后来变成世袭领地。

捷克封建国家发展的另一特点是长期被迫依附于神圣罗马帝国。108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1056—1106年在位)授予捷克公爵弗拉提斯拉夫二世(1062—1092年在位)国王称号,从此捷克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到了13世纪,捷克国王成为帝国七大选侯之一。

德意志封建主早已垂涎捷克的土地矿藏。自12世纪至13世纪起,大批向捷克殖民,而捷克国王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也招引德意志商人和企业家到捷克来,鼓励他们建造城市,开采矿藏。在国王贝拉统治时期(1172—1196年)由于银矿开采,国王每年增加6万银币的收入。这样一来,城市贵族和矿山主几乎全是德国人。他们垄断企业,操纵议会。1350年以前,在首都布拉格的市议会中,没有一个议员是捷克人。德意志殖民者所建造的城市,享有充分的自治权,不仅可以免税,而且不受捷克法律制裁。捷克东北部的德意志城市公社是依据马格德堡的法律,中部和西部的城市则是按照纽伦堡的法律,他们俨然国中之国。

德意志殖民者实际上成为捷克城市中的“阀阅之家”。他们保持自己的语言和习俗,捷克上层分子也极力模仿他们,德语成为捷克宫廷最时髦的语言。捷克贵族逐渐德意志化。

德意志城市贵族也将自己的势力深入农村,15世纪初,布拉格和古登堡周围的115个农奴村庄,是属于布拉格城市贵族的财产(1)。他们残酷剥削捷克城乡劳动人民,欺压捷克民族的市民阶级,阻碍捷克民族经济的发展。14世纪至15世纪,捷克城市涌现出大量的赤贫者,其总数约占城市人口40%—50%。1365年根据布尔诺城捐税清册,无产者占41%,最贫困的是毛织工(2)。15世纪初,布拉格有40%是无产者。所以城市的阶级斗争具有深刻民族矛盾的性质,而且成为全民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压在捷克人民身上的另一座大山是德意志僧侣所把持的天主教会。早在12世纪,德意志僧侣已拥有大量封地。例如奥洛慕茨地区的教会,此时已占有82个乡村和261个庄园。到13世纪30年代则迅速扩大到1000个乡村和600个庄园。14世纪下半期,罗马教会已成为捷克最大的领主,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土地已超过三分之一。若以布拉格教区而言,则不少于全部土地的一半,当时国王占有全国六分之一的土地,而且很大一部分是森林地带。布拉格大主教是当时最显赫的人物,他自己便领有900个村庄、14座城市和5个堡寨。

教会显贵为了从人民身上榨取最后一文钱,宗教上的诡诈也被运用了。例如:伪造文件、制造圣灵奇迹和滥发赎罪卷等,都是僧侣们惯用的敲诈手段。在教皇克莱门特六世时期(1342—1352年),这种额外敲诈就达500次之多。所以德意志人把持的教会,不仅在精神上奴役,而且残酷压榨广大劳动人民。根据1378年捷克南部特尔节波尼寺院的土地清册记载,农民向教会交纳的地租是很沉重的。每朗(3)土地须交74个至75个银币,相当于两头半乳牛和六头猪的价值,而且不包括劳役和实物贡赋在内。由于天主教会是最大的封建主,教会的上层全被德意志教士所把持,因此,反教会的斗争必然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在捷克,这一斗争还具有民族解放斗争的性质。

(1)马切克:《胡司革命运动中的塔布尔派》,俄译本,第141页。

(2)《斯拉夫学研究学术论丛》,俄文版,第11卷,1955年,第278页。

(3)捷克的土地单位,每朗(JIaH)土地面积约等于15公顷至20公顷。

胡司的宗教改革

捷克人民对封建制度和德意志贵族的不满,集中表现为对教会的仇恨。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的情况下,捷克人民的伟大儿子,布拉格大学教授约翰·胡司(1369—1415年)(1)首先奋起指责教会腐化和贪婪,他像其他中产阶级异端一样,要求一个“廉价的教会”,即废除烦琐豪华的宗教仪式,废除严格的教阶制度,僧侣应当服从世俗政权,僧俗平等,都有享用“两种圣体”(酒和面包)的权利。约翰·胡司出身于穷苦人家庭,熟悉下层社会,毕业于布拉格大学神学院,曾任布拉格大学教授兼伯利恒教堂传教士。

胡司最初并不打算与天主教教会决裂,但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他坚定了自己的步伐,并为维护自己的信仰而牺牲。胡司还用本民族语言传道,并将《圣经》译成捷克文,这些都推动了捷克人民反教会的斗争。他认为教会占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渊薮。1412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为了弥补浩大的开支,又在捷克滥发赎罪券,胡司奋起反对并与教会决裂,他号召人民起来抵制这些穿僧袍的“狐狸”,他认为用剑来保卫自己权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1412年6月,在胡司和他的战友伊洛尼姆的召唤下,布拉格贫民和学生举行一次反教皇的示威。因此,教皇把胡司看成最危险的敌人,于是决定废除他的布拉格大学校长和教授的职务,禁止他到教堂做礼拜,强迫他离开布拉格。

1412年末,胡司在捷克南部用捷克语进行传道活动,他深入农村,斥责教皇为反基督分子,号召农民起来反对教会,为即将到来的农民起义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罗马教皇为了彻底镇压捷克的异端和欧洲日益高涨的宗教改革运动。1414年在君士坦斯召开宗教大会。除教皇和皇帝外,还有3位总主教、29位红衣主教、33位大主教、约150名主教、100名修道院院长和300名大学教授参加了这次大会,可以说,这是当时欧洲反动势力的大汇合,是企图阻止历史前进的一股逆流。

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大会上公开指责异端,并指令胡司前往君士坦斯受审。胡司在离开捷克之前,曾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孟德的安全保证,允诺他可以自由地返回祖国。可是胡司到达君士坦斯不久即遭到逮捕,会议根本不准胡司申述。皇帝西吉斯孟德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主张严厉惩罚胡司。

阴暗的牢狱、沉重的枷锁并没有使这位伟大的爱国者,一代著名宗教改革家放弃自己的观点。胡司在宗教法庭上不顾反动势力的恫吓和咆哮,他庄严宣布:“为了捍卫《圣经》揭示给我的真谛,我——宁择死亡!”

1415年7月6日,胡司被判处火刑烧死于君士坦斯城郊,他的骨灰漂散在莱茵河上。

(1)捷克国内有些史学家认为胡司的生年应为1371年。如:弗·卡夫卡:《捷克斯洛伐克史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47页。

胡司战争

胡司之死,进一步激起了捷克人民反教会的怒潮,正当野蛮僧侣欢庆自己胜利的时刻,捷克人民在为胡司复仇的口号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以胡司宗教改革为旗帜的胡司战争。它是中世纪欧洲最雄伟、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民起义,也是一场激烈的民族解放斗争。它的声势不仅波及全捷克,而且震荡了整个欧洲。

1415—1419年,捷克人民反教会反德意志殖民者的斗争风起云涌。受压榨最深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是这次革命斗争的主力军,企图夺取教会财产的捷克贵族,希望摆脱贫困的中小骑士和受尽欺凌的捷克市民阶级,也参加了这一斗争,成为人民革命暂时的同路人。

1419年7月22日,约42,000农民和城市贫民集合在捷克南部的塔波尔山丘上,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并以此山为基地,这便是塔波尔派的来源。起义者主张用暴力赶走德意志贵族,没收教会财产,分给农民和城市贫民。

为了支援塔波尔山的起义,1419年7月30日,布拉格的城市贫民,在约翰·捷里弗斯基的领导下,夺取城市政权,把八名议员从市政厅楼上窗口掷出,革命群众以长矛来迎接他们肥胖的身躯。

1419年7月塔波尔山和布拉格的起义,标志着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它远远超出胡司宗教改革的范围,发展成伟大的农民战争。

随着革命的深入,捷克贵族和富裕市民组成温和派,他们是革命阵营的右翼。主张用和平改革手段,达到占有教会财产的目的。他们反对教阶制,提倡僧侣平等,一般信徒在领圣餐时,应和僧侣一样,都有用圣杯领酒的权利,因此温和派也称“圣杯派”。捷克人民的大起义,使欧洲反动势力大为震惊,为了扼杀捷克人民革命于摇篮之中,在罗马教皇马丁五世的主持下,1420年春宣布组织十字军。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孟德率领40,000人向捷克进攻。布拉格市民举行宣誓大会,坚决抵制十字军的侵略,并将1400名德国贵族和僧侣逐出布拉格,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塔波尔派领袖约翰·杰式卡亲率9000人前来支援。1420年7月初,在布拉格城郊维特科夫山发生激战,杰式卡亲临前线指挥,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捷克人民为了纪念杰式卡的功绩,将维特科夫山改名为杰式卡山,一直流传至今。

1421年秋和1422年夏,敌人又发动两次大规模的进攻,都被塔波尔军用连环战车的战术等粉碎。1424年10月初,杰式卡准备乘胜远征,但鼠疫夺去了这位杰出统帅的生命。他为捷克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光荣的一生。马克思对这位杰出的军事领袖,曾有过这样的评语:“在战场上,他永远是胜利者。”(1)

继杰式卡之后,大普罗可普被推选为领袖。1426年春,他率领塔波尔派在乌思齐会战中,歼敌15,000人。接着1427年在塔荷夫又消灭敌人12,000人。大普罗可普率领72,000人,其中骑兵20,000人,步兵52,000人,分五路,浩浩荡荡深入德意志,迅速占领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等地,受到当地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夹道欢迎,德意志封建主被迫求和,并承认胡司学说和传教自由,打破罗马教廷的独尊局面。

但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欧洲反动势力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秘密派代表与圣杯派谈判,1433年签订“巴塞尔条约”允许圣杯派所占有的教产不必归还,俗人也可以享用两种圣餐,从此,圣杯派走向背叛民族革命的道路。

1434年5月,德意志诸侯勾结圣杯派贵族,联合向塔波尔派进攻,双方会战于里旁。小贵族查贝克所率领的骑兵不听指挥,临阵脱逃,于是战局急转直下,敌人骑兵从四面八方袭来,农民军领袖大普罗可普和小普罗可普均壮烈牺牲,18,000名塔波尔派士兵战死者10,000。

里旁会战的失败,标志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已接近尾声。但一部分塔波尔军仍坚持战斗到1437年9月6日,才被大贵族季涅克·普塔契克的军队打败。这是捷克伟大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但塔波尔派的功绩,却光辉地照耀在史册上。他们粉碎了欧洲反动派的五次进攻,使捷克在较长时间内脱离了神圣罗马帝国,捍卫了捷克民族的独立和捷克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从思想上动摇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而且塔波尔派的革命思想,随着胜利的远征,迅速传遍整个欧洲,大大鼓舞了欧洲各国劳动人民反奴役的斗争,为16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和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6卷,第226页。

(二)波兰

波兰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波兰人是西斯拉夫人的一支,在斯拉夫人中发展比较先进。他们最初分布在西起奥得河、东至布格河和维普什河之间;北濒波罗的海,南到喀尔巴阡山,都有波兰人的足迹。境内森林茂密,土质肥沃。在6—9世纪期间,波兰人的原始公社制逐渐解体,开始形成国家。

波兰国家形成较晚,直到9世纪末10世纪初才逐渐形成。其特点是未经发达的奴隶制,由部落联盟直接向早期封建国家过渡。部落首领成为王公,亲兵成了贵族。促成这一转变的是当时周边国家早已进入封建社会,不可能向外掠夺大批战俘奴隶。而且也不可能把本族人民大批沦为奴隶,因为他们是新兴政权的武力支柱和税收来源。生产力的发展为波兰国家直接向封建制过渡创造了条件。根据966年阿拉伯作家伊卜拉辛·伊本·雅库伯的记载,当时波兰在耕作技术上已采用三圃制。农作物有大麦、燕麦、黑麦、黍、大麻和亚麻。园艺业也很发达,果树和蔬菜已普遍栽培。除农耕外,畜牧业在农民经济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牲畜和家禽日益增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开始将剩余产品投放市场,以交换为中心的城市相继出现。沃林和克拉科夫早在10世纪中叶已成为工商业中心。大波兰公国便是在设防城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一个载入史册的波兰大公是墨什柯一世(960—992年在位)。他拥有3000亲兵,先后征服约30个部落公国,结束了混战局面,开创了普雅斯特王朝(960—1370年)。他还强迫臣民从捷克接受了罗马天主教,把西欧文化和封建等级制也一同带到了波兰,加速了波兰的封建化过程。墨什柯一世统治末年,波兰领土已包括西里西亚、马佐夫舍、波莫瑞和威斯拉人居住的地区。墨什柯的长子勇者波列斯拉夫(992—1025年在位)又兼并克拉科夫地区,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这时亲兵人数已扩大到20,000人。他强占公社土地,并把它分封给自己的亲兵和教会,封建庄园开始形成。为了取得教会的支持,他在格内森建立主教区。1025年罗马教皇为他加冕,承认他为波兰国王。

封建割据和外族入侵

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大贵族的政治独立性加强。他们强占公社土地,把自由农民变为依附农民。有的封建庄园多达500公顷土地。领主势力的强大,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分裂。1138年,国王波列斯拉夫三世病逝,国王由他的五个儿子瓜分,形成五个独立的公国:西里西亚、马佐夫舍、大波兰、桑多米尔和克拉科夫。每个公国之下分为若干骑士领地。初期他们承认克拉科夫大公享有最高仲裁权,但实际上每个公国都是独立的。

封建割据下的波兰无力抗拒外族侵略。波列斯拉夫三世死后不久,德意志封建主就侵占西波美拉尼亚。1226年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曾开门缉盗,邀请条顿骑士团与北方的普鲁士人作斗争,结果条顿骑士团乘机占据普鲁士,切断了波兰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1241年由拔都率领的蒙古大军侵入欧洲,多次横扫波兰,许多城市都变成废墟。波兰贵族又邀请德意志商人和手工业者移民波兰。仅西里西亚地区,德意志移民就多达15万—18万人。14世纪中叶,克拉科夫城市贵族中80%是德意志人。许多城市的行政和审判权,都掌握在德国人手里,他们享有自治权,不受波兰法律制裁,这就严重阻碍了波兰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成长,因而王权失掉了有力的支柱。

城乡人民反封建的斗争

由于封建分裂和德国移民,加深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城乡人民反奴役的斗争此伏彼起。编年史记载:1037—1039年,里西吉斯克地区的农民,不堪忍受沉重的剥削,举行起义,他们用剑和石头将主教和领主杀死。国王继承人卡西米尔一世仓皇逃往国外。

1148年,波兰农民为了抗议贵族强占公社土地,再次爆发大规模起义,遭到领主的血腥镇压,大批农民逃亡他乡。

教会征收的什一税也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十捆粮食有一捆要交给教会。在克拉科夫教区中,春播作物也要交纳什一税。普洛奇教区强迫农民用珍贵的貂皮来代替粮食交纳什一税。此外克拉科夫主教还向矿山和盐井征收什一税。

早在12世纪时,每户农民即须向罗马教皇交纳三个第纳尔和一斗燕麦的圣彼得金。后来变本加厉,每一个农民便须交纳一个第纳尔的彼得金。因此1309年,波兰西部农民在华尔多派异端的领导下,猛烈抨击高级僧侣骄奢淫逸的生活,反对征收什一税和圣彼得金。为了镇压“异端”,罗马教皇下令建立“宗教裁判所”。1315年,数百名华尔多派教徒在西里西亚地区被活活烧死。

城市斗争也很尖锐,由于德意志贵族掌握波兰城市的经济命脉,波兰许多自治城市的行政管理权也由德意志贵族把持,各种苛捐杂税都转嫁到农民头上。仅酒类出售税就占国家税收16.6%。因此城市贫民,包括帮工、学徒反对城市贵族的斗争,便具有民族斗争的性质。1392年克拉科夫城的一批帮工和学徒拒绝做工,抗议行东和城市贵族的剥削。这是波兰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罢工。后来城市当局以武力将罢工者强行逐出城外。

贵族专政和农奴制的加强

由于德意志移民者垄断城市工商业,严重阻碍波兰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成长,因此,历代波兰国王在和大封建主的斗争中,主要是依靠中小贵族的支持,这是波兰政治制度的特点,也是波兰贵族专横的原因。

波兰国王沃凯太克一世(1305—1333年在位)便是依靠中小贵族所组成的武装力量来镇压大贵族的反抗和德意志城市贵族的叛乱。他于1305年成为波兰国王,定都克拉科夫;1320年加冕,致力于统一波兰。其子卡西米尔三世(1333—1370年在位)一生也着重于波兰的统一工作,曾把马佐夫舍、大波兰、小波兰置于自己的政权之下。他还从立陶宛人手中夺得加里西亚和沃林尼亚的一部分土地。他实行军事改革,要求领主按领地大小提供兵源。富裕农民也被征召服役。他力图限制德意志城市贵族特权,禁止德意志移民按照“马格德堡法”(1)进行裁决。卡西米尔三世为了发展民族文化,1364年创立克拉科夫大学,培养本民族的高级知识分子,主要是法学家。这所大学开始创立的时间比德意志所有大学都早。但由于没有强大的市民阶级作为王权的支柱,中央集权是不能巩固的。

1370年卡西米尔三世死后,由于没有子嗣,王位转让给他的亲戚匈牙利安茹王朝的国王路易(1370—1382年在位),这位外来的国王极力讨好贵族。1374年他授予贵族“科息茨特权”(2),承认贵族可以世袭采邑,有权选举国王和充任国家官职,凡依附于贵族的农民,每一份地要交纳两个格罗司的土地税。贵族和骑士除服军役外,免除对国家的一切贡赋等义务。1382年路易死后,王位虚悬,各封建集团相互火并,至1384年才推选路易的女儿雅德维佳为波兰国王。1385年,波兰、立陶宛联合反击条顿骑士团;1386年,雅德维佳与立陶宛大公亚盖洛结婚,从而奠定立、波合并的基础,而亚盖洛也成为波兰国王。

立、波合并的主要原因是共同对付条顿骑士团的进攻。1410年7月格伦瓦尔德之役,立、波联军使骑士团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团长训宁根阵亡,所有骑士团的旗帜都成了胜利者的战利品。亚盖洛为了争取贵族的支持,1433年颁布克拉科夫特许状,追认并扩大了“科息茨特权”,规定未经审判不得监禁任何贵族。其子卡西米尔四世(1445—1492年在位),于1454年又颁布“涅夏瓦条例”(3),进一步保障小贵族特权。条例禁止大贵族身兼数职,由小贵族出任地方官吏,并组成地方代表会议,即所谓的“小国会”。条例最重要的决定是国王未经地方代表会议批准,不得颁布任何新法律,不得对外宣战和征收新税。条例还规定,逃亡奴隶必须及时归还原主,小贵族有权直接审判农奴,“小国会”有权征召民军及征收新赋税。

卡西米尔四世为了对抗骑士团的进攻,经常求助于地方会议,有时国王还亲自参加地方代表会议。1466年,卡西米尔四世在贵族武力的支持下,迫使骑士团签订托恩合约。骑士团团长必须向波兰国王宣誓效忠,并丧失对外宣战和缔约的权利。原来属骑士团的格但斯克和西普鲁士都划归波兰管辖。从此波兰获得波罗的海的出海口。

但中小贵族并不以此为满足。1496年又强迫国王约翰·阿尔伯特(1492—1501年在位)颁布“彼得罗科夫条例”。条例规定小贵族享有酿酒垄断权及免税输出农产品和输入外国商品的特权。小贵族可以自由占有荒地,对逃亡农奴有无限期的追捕权。条例还禁止市民和农民购买土地,凡已占有地产的市民和农民,限期卖掉。高级僧侣须由小贵族充任。从此,国王徒有其名,实权实际上掌握在中小贵族手中。

1573年亚盖洛王朝告终,贵族推选法国王子亨利为波兰国王。他在贵族胁迫下,又炮制了一个“亨利条例”,进一步扩大贵族特权。条例规定贵族可以任意增加地租,审判农奴和决定农奴的宗教信仰,杀死农奴只交纳少量赔偿金。矿山开采权也奉送给小贵族。根据这个条例,国王不得任命继承人,而需要贵族推选国王。国王被剥夺宣战、媾和和召集民军的权利。波兰政治上的特点是虽然国会亦有上、下两院,表面上是等级君主制,但实际上是贵族代议制。国王只不过是两年举行一次的国会的召集人。一切重大决策统有元老16人的御前会议作出,国王任命的官吏只能在贵族提出的三个候选人中指定一个。

这个案例公布不到几个月,亨利因不堪忍受波兰贵族的摆布,在得悉其兄查理九世病故后,便逃回法国继承王位(即法王亨利三世)。从1652年起,波兰国会实行“自由否决权”。国会决议若有任何一位代表反对,便不能通过。因此,当西欧农奴制日趋衰落的时候,而波兰的农奴制反而加强。整个16世纪,波兰农奴的徭役增加了32倍。由于经济落后,波兰成为农产品的输出国。16世纪前半期,波兰经格但斯克出口的粮食为1万拉斯特(4)。16世纪后半期则为9万拉斯特,17世纪初,达到10万拉斯特。1650年波兹南州州长奥帕林斯基曾指出:从前每周工作两三天的地方,现在有时农民没有一天自由的时间。……要描述农民所受的压迫,即使长有千口百舌也不够用。

(1)“马格德堡法”原是德意志城市反封建主斗争的产物。德意志移民在波兰也以这个城市法作蓝本,管理波兰城市,即城市本身有权组织法庭,征收捐税,城市首脑世袭市长等,不听命波兰国王。

(2)中世纪波兰第一个保障贵族特权的条例,因在科息茨颁布,故谓“科息茨特权”,又称“科息茨条例”。它使波兰国库收入减少,削弱了王权。

(3)涅夏瓦系地名。波兰国王卡西米尔四世与条顿骑士团作战时,在涅夏瓦颁布的条例。条例限制、削弱了大贵族权力,扩大了中小贵族势力,更加重了对农民的压迫,促使波兰“等级君主政体”的形成。

(4)1拉斯特等于80蒲式耳。

卢布林国会与立陶宛、波兰合并

1386年,立陶宛、波兰两国曾一度联合,并击败条顿骑士团的进攻。但因波兰贵族企图兼并立陶宛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土地,1430年双方曾发生军事冲突,使联盟趋于破裂。

16世纪中叶,沙俄迅速向外扩张。1558年,沙皇伊凡四世进军立窝尼亚,并占领当时属于立陶宛的一部分领土(如波洛茨克等地)。为了抵御沙俄的侵略,1569年波兰贵族在卢布林召开国会,宣布立、波合并,建立共和国会,共戴一个国王,执行统一的对外政策,但对内仍保持自治,各有自己的行政机关、军队和法庭。波兰贵族趁合并之机,把乌克兰变为自己的殖民地。1596年在不勒斯特高级僧侣举行的宗教会议上,强迫乌克兰人民放弃东正教,改宗天主教。接着又利用俄罗斯的内讧,发动侵略战争。1604年和1608年,两次打着冒牌沙皇季米特里的旗帜,向莫斯科进军,但都以失败告终。1648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举行起义;1654年,赫米尔尼茨基在佩累雅斯拉夫召开乌克兰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乌克兰和俄罗斯合并的决议。之后,波兰和俄罗斯又进行了长期的战争(1654—1667年),波兰遭到了失败。根据1667年的安德鲁速夫合约,波兰所占领的俄罗斯土地大部分归还俄国。从此波兰贵族共和国在人民起义和强邻包围下,日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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