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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界通史(修订版)中世纪卷

第一节 拜占庭帝国

拜占庭帝国社会初期经济发展的特点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306—337年在位)于公元330年在古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旧址建成的“新罗马”,成为帝国新都,此后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它扼守着东方战略要地——博斯普鲁斯海峡,具有诸多经济与战略地理优势。395年,罗马帝国皇帝塞奥多西通过立法分划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将它们传给自己的后代。东罗马帝国因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旧名拜占庭,故称拜占庭帝国。它的疆域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包括爱琴诸岛、小亚细亚、亚美尼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北非埃及、利比亚以及美索不达尼亚上游和南高加索的一部分。拜占庭帝国处于古罗马时代工商业繁荣、城市众多、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当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各民族迁徙冲击下灭亡时,拜占庭帝国却由于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灵活性特点,继续存在了千余年。

拜占庭帝国的奴隶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奴隶制庄园规模不大,数量不多,奴隶劳动在农业生产中不起主要作用。4世纪以后,奴隶地位有所改善,他们分得小块土地和一些农具,可以自行经营,但无权处理自己的财产,也不能离开土地。拜占庭帝国隶农制比西罗马帝国更为普遍,农业主要生产者是隶农,分为“自由隶农”和“固定隶农”。“自由隶农”除了从主人处获得的土地外,还有自己一小块土地,并自备牲畜、农具,也有自由移动之权。“固定隶农”从主人处获得土地,并被固定在土地上。后来,多数隶农变成“固定隶农”。4、5世纪,当西罗马帝国的隶农地位下降几乎沦落到奴隶的处境时,拜占庭帝国的隶农制却得到了广泛的发展。由于拜占庭帝国长期保留农村公社的残余,因而为帝国提供了自由劳动力、纳税人和兵丁。拜占庭帝国内奴隶与自由民之间并不存在像西罗马帝国奴隶同自由民之间那样的鸿沟,加上当时东方持续活跃的奴隶市场,奴隶劳动一直发挥重要作用。所以拜占庭帝国农业中的奴隶制危机比西罗马帝国较为缓和。拜占庭的农业比较繁荣,埃及的谷物产量高,一向有谷仓之称。

拜占庭帝国社会经济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帝国保存了古代世界工商业繁荣的大城市,如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和尼西亚等。东部各省纺织业和金属制造业比较发达,西部各省采矿业和冶金业兴盛。拜占庭的麻布、毛呢、丝织品的生产和金属加工、军火制造、玻璃制品以及埃及、腓尼基的纸草制造业都颇负盛名。手工业行会多数由国家管理,以供应宫廷和政府的需要。拜占庭对外贸易也很发达,它从中国、印度等遥远的东方国家输入丝绸、香料、宝石等贵重商品,从中亚西亚输入织物和刺绣,从东欧输入毛皮和蜂蜡等,并把这些商品和自己的产品一同运往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等地。它向黑海沿岸各地输出香料、纺织品、酒及装饰品,输入皮革和奴隶。君士坦丁堡是一个巨大的贸易市场。6世纪作家保尔·西连戚阿利在他的名著《圣索菲亚的描述》一书中说:“君士坦丁堡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马克思称君士坦丁堡为“东西方之间的一座金桥”。(1)各省的工商业中心,相互保持经济联系,构成了活跃的贸易网络。拜占庭帝国由于工商业发达,政府从中获取大量税收,充实国库,用以招募雇佣兵和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而且,由于发达的城市需要大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原料,农村和市场关系比较密切,以致大田庄主、大商人都关心帝国的命运,希望国家保护他们的贸易并维持正常秩序。因此中央政权比较稳固,使得帝国的奴隶制王朝统治得以暂时渡过危机。

(1)马克思:《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马车夫。——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63页。

查士丁尼重建罗马帝国的内外政策

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为了巩固拜占庭帝国的统治、重建罗马帝国,实施了一系列内外政策。

查士丁尼对内政策的重要举措是编纂法典。他组织了以特里波尼安为首的法学家编纂委员会,着手编纂法典。其成果有四:1.529年首次发布并于534年加以修正的《查士丁尼法典》,共10卷,内容包括自哈德良(117—138年在位)至534年历代罗马皇帝所颁布的法令,其中包括查士丁尼本人在534年以前所颁布的法令;2.533年完成的《法理汇要》,共50卷,是罗马历代著名法学家阐述有关法律问题的专论选集;3.完成于533年的《法学总论》,又称《法学家指南》,共四卷,是简明的法律教本;4.《法令新编》,汇集查士丁尼在534年以后颁布的法令(随时增订,直至查士丁尼逝世)。这是对《查士丁尼法典》的补充。以上四种,合称《民法大全》。这是汇集罗马帝国法律十分重要的法学文献,是欧洲第一部系统完备的法典。它一方面体现出查士丁尼时代社会转型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拜占庭帝国行之有效的各项改革,如允许释放奴隶,对鼓励隶农生产等。法典一再强调奴隶和隶农的无权地位,要求他们必须服从主人。法典歌颂皇权神授,鼓吹“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的本源”,为君主专制统治提供法律依据。法典注意保护私有财产权,详细规定各种财产契约,恩格斯曾称:“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但是它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权关系。”(1)西欧从12世纪开始重新恢复对罗马法的研究,罗马法“重新取得威信”(2),成为12世纪后西欧各国制定法律的基础,(3)甚至对近代西欧诸国的立法也有重大影响。

查士丁尼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完善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人数众多的雇佣军。他又大兴土木,在君士坦丁堡兴建宏伟的宫殿和金碧辉煌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为满足连年战争和工程开支,朝廷更进一步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查士丁尼于527年命令所有异端限三个月内都必须改奉东正教。查士丁尼大力整治官吏的贪污腐败,强制推行改革措施。剧烈的社会动荡导致人民起义不断,529年5月,巴勒斯坦省人民因宗教问题举行起义。次年,查士丁尼派兵进行武装镇压。波斯军队乘机入侵,结果两万多人被俘虏到波斯卖为奴隶,很多人惨遭杀害。532年爆发的君士坦丁堡“尼卡”(4)起义是蓝绿两大竞技党贵族策划的骚乱,是对查士丁尼打压贵族势力强化皇权多项改革措施的反抗。

尼卡起义是首都贵族发动的运动。当时流行马车竞赛,参加竞赛的队伍及其拥趸以“吉莫”(5)为单位,组成赛车协会。吉莫之间常因意见分歧,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党派,他们在竞赛场上分别支持不同的车队,并按照所支持车队的运动员的衣服颜色,成为“蓝党”、“绿党”、“红党”和“白党”,其中特别有势力的是蓝党和绿党。蓝党的上层分子包括大地主和元老院贵族。绿党的上层分子则代表富商、高利贷者和包税者的利益。双方矛盾尖锐,常常利用赛车集会从事政治斗争。两党的普通成员是中、下层市民和近郊农民,他们之间无根本利益冲突,有时联合抵抗压迫者。尼卡起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爆发的。532年1月,在查士丁尼出席的一次赛车会上,两党群众先是相互攻击,要求皇帝主持公道,继而谴责查士丁尼偏向蓝党,借机发泄他们对查士丁尼专横政策的不满,反政府的情绪十分高涨。查士丁尼想利用两党上层之间的对立,拉拢蓝党,驾驭绿党,结果失败。除蓝党上层中的一部分人外,两党都起来反对朝廷,他们在遗老贵族伊巴吉等人领导下,包围法院,捣毁监狱、释放犯人,还焚烧官署,袭击皇宫,要求罢免权贵特里波尼安和市长等人。斗争延续了八天,整个城市除宫廷外,均被起义者控制,查士丁尼一度打算弃城从海上逃走。后来,皇后、显官及大将贝利撒留和孟德等施展阴谋,利用雇佣军,诱杀起义者三万人以上,把这次轰轰烈烈的运动镇压在血泊之中。

查士丁尼先后进行了波斯战争和征服西部地中海的汪达尔战争、哥特战争,企图重建罗马帝国的霸业。533年,他派遣大将贝利撒留率兵进攻北非,灭汪达尔王国。535年冬,贝利撒留又率军西征,在占领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后,于536年年末,攻下罗马。已经盘踞在罗马的东哥特人不甘屈服,在国王托提拉(541—552年在位)领导下,同拜占庭军队进行长期战争。查士丁尼花了大约20年时间,于554年才灭亡意大利半岛上的东哥特王国。在征服意大利的同时,查士丁尼又乘西哥特王国内乱之机,派军占领西班牙东南部。科西嘉、撒丁尼亚、巴利阿利群岛及达尔马提亚等地也先后被拜占庭军队占领。

查士丁尼在被征服地区力图恢复帝国的统治秩序。554年,他颁布《政务诏令》宣布东哥特国王托提拉时代所立的契约、赠予状全部作废,已经陈旧的经济措施一律无效。为了稳定人口流动造成的社会秩序,他还规定凡离开原来土地的奴隶和隶农均应回归原奴隶主,强调农民的子弟必须务农,工匠的后人回到工场。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浪潮的余波未尽,568年,伦巴德人在奴隶、隶农起义的配合下,从北方攻入意大利,拜占庭军队被赶出意大利中部和北部。6世纪80年代,西哥特人夺回被拜占庭占领的西班牙。拜占庭在北非的统治时间虽稍长久,但到7世纪末也被团结在伊斯兰教军旗下的阿拉伯扩张大军所摧毁。

(1)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4年6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9页。

(2)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1页。

(3)英国除外。但即使在英国,私法(特别是其中关于动产的那一部分)基本上仍是参照罗马法的原则。

(4)希腊语“胜利”之意,系起义者口号。

(5)希腊语“人民”的意思。指市民的区域。他们担任市政方面的经济工作,并积极参加城市的政治生活,如管理治安等。

拜占庭帝国中期历史的发展

6世纪末至7世纪初,拜占庭帝国面临剧烈的社会转型动荡,埃及埃凯尔地区爆发了伊萨克起义,帝国的埃及和努比亚驻军进行了镇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东方省份也出现贵族领导下的地方起义。多瑙河流域遭受斯拉夫人的侵扰,引发了“斯卡马尔”(1)运动。602年,驻扎在多瑙河上的帝国军队发动兵变,拥戴百夫长福加斯为皇帝,攻下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皇帝摩里斯被处死。602年到610年间,帝国陷入争夺皇权的内讧,元老、大奴隶主、显贵们纷纷卷入内战,战火蔓延到各地。610年,代表地方显贵的迦太基总督区总督之子希拉克略(610—641年在位)率军攻占京城登上皇位,建立了希拉克略王朝(610—711年)。

6世纪末至7世纪中叶,帝国还面临外族入侵的威胁。帝国北方的斯拉夫人从6世纪初起就大规模侵入巴尔干半岛。到6世纪后期,斯拉夫人的入侵规模更大。577年,约十万斯拉夫人横渡多瑙河(2),涌至色雷斯和埃拉多斯。581年又进入色雷斯、马其顿和帖撒利亚。到7世纪初,斯拉夫人已遍布巴尔干半岛,有的还深入克里特岛和小亚细亚。他们所到之处,实行原有的斯拉夫人“农村公社”制度,与拜占庭农村传统的村社制度相结合,斯拉夫移民和帝国居民迅速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拜占庭特色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

斯拉夫移民坚持农村公社传统,他们在帝国境内广泛建立的农村公社与帝国境内残存的农村公社相结合。8世纪初出现的《农业法》,是拜占庭法和斯拉夫人习惯法相结合的产物,反映出拜占庭农村公社的生活情况。村社是当时农村的基本组织,耕地归村社自由农民占有,收割后作为公共牧场,供全体成员使用;草地、牧场、森林等属村社全体所有。农民有迁徙的自由。村社农民已开始分化,有的农民因无力耕种份地,往往将土地转让给富裕的农户,自己则成为对分制佃农。土地增多的富裕农民拥有奴隶和雇工。拜占庭农村公社长期存在,形成了中央集权制帝国的社会经济基础。

8世纪初,拜占庭帝国希拉克略王朝推行军事政治改革,实行“军区制度”。7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帝国东部前线为阿拉伯人侵扰,君士坦丁堡受到外敌兵临城下的威胁。进入多瑙河南岸的保加尔人与斯拉夫人于679年联合建立了保加利亚王国,从北方威胁拜占庭帝国。皇帝希拉克略一世首先在帝国东部推行“军区制”改革。皇帝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依据军队编制,把全国各行省改为11个军区,军事首脑“将军”成为地方长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军区首脑和将校的薪俸,除现金外还分封有一块土地。通过大规模军事分封和实行军事屯田制,新型军事行政机构随之产生。军区和东正教寺院也获得相应的土地。士兵领得军事份地,成为“农兵”,他们有向国家交纳土地税、人头税的义务,但可免服公役。农兵与小农在军区制下迅速兴起,他们在因战乱荒芜的边疆地区驻扎下来,平时经营小块农田,战时集中联合抗敌。这种制度不仅有效地缓解了拜占庭帝国兵员和财源不足的问题,而且提高了灵活抵抗外敌入侵的军事能力。东正教会也获得了皇帝和贵族赠予的大量土地,8世纪初年,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在耕土地落入教会和寺院之手,使劳动力短缺的荒芜农田重新得到耕种。由于教会拥有大量土地,并享有免税特权,影响国家赋税收入,政府和教会之间的矛盾加深。皇帝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741—775年在位)下令禁止供奉偶像,封闭寺院,没收教会土地,强迫修道士还俗。没收的土地大部分由军事贵族占有。这场斗争经过三个阶段,历时百余年之久,被称为“毁坏圣像运动”,它是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社会斗争。通过毁坏圣像运动,军事贵族的势力更加强大。

为反抗封建主的奴役,拜占庭农民的斗争往往表现为异端教派的形式,8世纪至9世纪在小亚细亚农民中广泛流行的保罗派运动,就是以异端形式出现的。保罗派宣扬善恶二元论,认为现实世界的罪恶是恶元的化身。他们集中反对教权阶层的奢靡,主张取消教阶制,恢复早期基督教的平等,简化宗教仪式,取消偶像崇拜。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表现为821年斯拉夫人托马领导的小亚细亚人民起义。托马领导被奴役的下层民众、受军事贵族压迫的农兵以及城市贫民掀起斗争。保罗派和部分军区农兵也投入运动,得到广泛的支持。起义军不仅征服小亚细亚全境,并向首都进军,到达色雷斯和马其顿,又得到当地斯拉夫人的赞助。起义军曾包围首都一年之久,823年被镇压。个别起义队伍坚持到825年。

拜占庭“封建化”问题是国际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各地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军区制推行的严厉程度不同,土地关系呈现复杂的多样性。由于实行军区制以后,农兵和自由农民面对军事贵族的权势处于劣势地位,在大地主和小农之间的长期博弈中,地位不断下降。小农们被迫向贵族地主缴纳实物地租、服劳役,进而沦为依附农民(“巴利克”)。巴利克同豪强“吉那特”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10世纪初期在小亚细亚发生了“铜手瓦西里”领导的人民起义,旨在反抗贵族地主的压榨。瓦西里是马其顿人,据说因在战斗中失去一只手,装上铜手后继续作战而得名。拜占庭马其顿王朝(867—1056年)的多位皇帝深知以农兵为主的“兵役地产”的重要性,故颁布诏令,限制大地产贵族兼并土地,规定30年以来兼并的土地悉数归还给农兵或小农,后者享有收回土地的优先权。迄11世纪末,日益强大的军事贵族逐渐控制了封建国家政权,建立了科穆宁王朝(1081—1185年)。新王朝实行“普洛尼亚”(监领地)制度,把国有土地(包括城堡、耕地和牧场)及农村公社土地分给公职贵族终身监领。监领地上的农民受监领人管辖,缴纳租税和服劳役;监领人再将所收租税的一部分上缴国家。普洛尼制度加速了农民丧失土地和自由的过程,加速了拜占庭军区制的瓦解。类似于西欧普遍流行的封建土地制度逐渐占据统治地位。

此后,由于普遍推行普洛尼亚制度,终身监领地逐渐变为世袭监领地。世袭贵族取得了相当于西欧豁免权的特权,独立性越来越大,特别是参与争夺最高皇权的王公贵族势力坐大,破坏中央集权的基础,导致政治上的分裂。拜占庭帝国迅速趋于衰落,1204年被西欧第四次十字军的数千骑士攻陷了首都。

(1)奴隶主诬称起义的奴隶和隶农为“斯卡马尔”,意为“强盗”。

(2)参见列夫臣柯:《拜占庭简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37页。

拜占庭的衰亡

第四次十字军在拜占庭建立的拉丁帝国维持了57年的统治。1261年流亡到尼西亚的拜占庭帝国皇帝米凯尔八世(1259—1282年在位)兵不血刃攻灭拉丁帝国,拜占庭帝国得到了恢复。拜占庭复国后,领土只限于小亚细亚的西北角、色雷斯的一部分、马其顿的一部分、帖撒罗尼加、伯罗奔尼撒的一些据点、爱琴海北部一些岛屿及罗德斯岛等。伊比鲁斯虽已臣附拜占庭帝国,但很不牢固。(1)特拉布松仍维持独立。至于拉丁骑士、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等在拜占庭帝国境内都占有领土,拜占庭帝国四分五裂,国力衰微。

14世纪,拜占庭帝国进一步衰落。当时拜占庭运往西方的主要商品是粮食,大领地内扩大了出口粮食的生产,帖撒罗尼加、罗得斯托等城市都是相当巨大的粮食贸易中心。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促使货币地租逐渐盛行,农民分化加剧,约有三分之一农民失去土地,农村出现了雇佣劳动者。少数富裕农民拥有大量耕地、葡萄园和牲畜。农村中的这些变化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沿海的大城市如君士坦丁堡曾出现个别的手工工场。但拜占庭帝国的封建统治与割据状态阻碍了国内贸易的增长和国内市场的形成;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凭借日益强大的海军从拜占庭帝国获得许多特惠,各地都有他们的商业据点,使得帝国的商人难以与之竞争。拜占庭商业优势逐渐为意大利人所控制;根据1261年尼非条约,热那亚在君士坦丁堡城郊建立加拉太殖民地,加拉太成为拜占庭国中之国,热那亚每年从加拉太的关税收入达20万金币,而拜占庭皇帝在君士坦丁堡每年关税收入不过3万金币。拜占庭封建主在城市中居于支配地位,他们以为把谷物交给意大利和杜布洛夫尼克有利,而对本国城市并不采取保护政策,反而尽量维护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特权,凡此种种,都阻碍了拜占庭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

衰落中的拜占庭帝国社会矛盾激化。皇族子弟与各地军事贵族联手争权夺利,内战不已,兵连祸结,加深了劳动人民的痛苦。1432—1439年,帖撒罗尼加爆发“吉洛特”(2)起义,目标是争取城市的自由和独立,一度建立了城市共和国,提出并实行平等的社会改革政策。为了镇压起义,帝国政府竟向日益强大的土耳其借兵。封建主的反动政策使拜占庭进一步衰落,加速了国家的灭亡。

由于奥斯曼土耳其人侵占拜占庭的国土,所以14世纪以来土耳其成为拜占庭最危险的敌人。1331年,土耳其人占领了拜占庭小亚细亚的全部领土。1354年又乘拜占庭封建主内讧,交战双方向土耳其求援之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侵入巴尔干半岛。到1430年,拜占庭帝国仅保有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围的狭小地区。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拜占庭封建主仍继续内讧。封建贵族分成了亲拉丁派、希腊正教派和亲土耳其派三大集团。以皇帝约翰八世(1425—1448年在位)为首的一批亲拉丁派封建主,主张寻求西欧援助,以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地位并将东正教会合并于天主教会为代价,于1439年亲往意大利签订合并协定。以东正教大教长和部分宫廷贵族为首的希腊正教派封建主,在舰队长官卢卡诺塔拉领导下,表示反对屈服于罗马教皇。广大人民群众鉴于过去“拉丁帝国”统治的教训,亦一致反对东西方教会合并。但希腊正教派的领袖未能团结和组织人民,缺乏积极的抗敌政策。至于同土耳其及其占领区有经济利害关系的亲土耳其派封建主和富商,则公开主张投降土耳其人。

自1452年秋至1453年春,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军队围困。拜占庭的许多重要堡垒的防卫,交给了西班牙、意、德、法等国的雇佣军。1453年4月6日,奥斯曼土耳其素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大军分水陆两路攻城。素丹军队有25万人,300艘战船,而这时守城的除3000名外国雇佣军外,拜占庭将士仅6000人,双方兵力悬殊,但守城军民英勇抵抗达53天之久。5月29日,君士坦丁堡城陷,土耳其人烧杀抢劫,数万居民被俘为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随即迁都君士坦丁堡,并将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存在了千余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国终于灭亡。

(1)列夫臣柯:《拜占庭简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18页。

(2)希腊语,意为“人民之友”。是代表城镇劳动人民利益的组织。

拜占庭文化

拜占庭文化在中世纪欧洲占有重要地位。它既保存了希腊罗马时代(包括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传统,又吸收埃及、西亚等地的东方文明,使得拜占庭文化丰富多彩,具有综合性的特色。它的成就远远超过当时的西欧,对包括基辅罗斯、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在内的斯拉夫人产生过巨大影响,并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影响深刻。

基督教被定为拜占庭国教后,即与古典科学和哲学发生尖锐矛盾。4世纪时大主教提阿非罗曾焚毁著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企图毁灭这个异教学术中心。415年,宗教狂热的僧侣屠杀了著名哲学与数学女教师伊帕提亚。尽管如此,由于教权始终未能超越拜占庭的世俗政权,拜占庭东正教教会对文化的束缚毕竟有一定限度,因而拜占庭的文化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

在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新柏拉图主义。它综合了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柏拉图及亚里斯多德的哲学,虽曾为基督教神学所利用,但它本身只是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不属于神学体系。新柏拉图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普洛罗科尔·迪亚尔赫还是一位数学家,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做过注释。

拜占庭的建筑、艺术和绘画有其独特的风格。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是拜占庭建筑艺术最杰出的代表性作品,著名学者、建筑家依西多尔和安提密阿在查士丁尼皇帝的全力支持下,从532年至537年,用六年时间设计建造完成,成为拜占庭艺术的结晶。它采用了与西欧传统完全不同的中央圆顶式大厅。教堂高大明亮,巨大的穹顶盖在四个拱台支撑的四个拱门之上,有大理石镶嵌的精细雕刻,用各种彩色玻璃镶嵌成的壁画,光彩夺目。人物雕像庄严肃穆,并配有生动的狩猎、宴会和动植物图画,神态逼真,足资证明当时劳动人民高超的艺术造诣。

拜占庭人在地理和史学著述方面也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遗产。6世纪拜占庭的商人和旅行家“去过印度的”西姆著有《东方各国旅行记》,10世纪时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编著的《拜占庭国家及其邻近各国记》,都是富有参考价值的珍贵的史地资料。历史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仿古历史和编年史两类。著名历史学家普罗科比,是6世纪拜占庭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模仿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著有《查士丁尼战争史》八卷,论述东罗马帝国与汪达尔人、哥特人及波斯人的历次战争;《秘史》写于550年拜占庭对西哥特的战争失利时期。他大胆抨击查士丁尼的政策,描述了当时广大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牺牲和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上层统治阶级的黑暗腐败。他的另一部著作《论查士丁尼时代的建筑》也特别重要,这个时代凡教会、民间、军事上的重大建筑,均记述无遗。11世纪时女作家安娜·科穆宁著有《亚历克塞传》,叙述其父亚历克塞统治时期的历史。帝国后期,历史学有新发展,王公大臣甚至皇帝常常写有回忆录之类的作品,如皇帝约翰六世(1347—1354年在位)退位后,便写过回忆录。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体现了拜占庭文学、史学的较高水平。

拜占庭在10世纪时,还编纂了不少词典、诗文选集以及对古典作品加以评价和注释的工具书之类作品。11世纪中叶后,在拜占庭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君士坦丁堡大学(1045年成立)延揽学者,开展学术讨论,成为东欧的著名学术中心。拜占庭文化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起过重要作用。正是由于拜占庭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因此传留给后人大量文献和文物,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一些学者认为,拜占庭帝国是仅次于中国的古代文献资料和古代文物的大国,为后人认知这个已经灭亡的中古帝国的灿烂文明提供了不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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