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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界通史(修订版)中世纪卷

第六节 5世纪至15世纪的基督教会和西欧文化

在西欧,“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1)这样的历史条件,使得罗马天主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里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成了封建统治的巨大国际中心。基督教对西欧封建化发生过重大影响。教会僧侣们长期垄断着知识和教育,神学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十一二世纪以后,封建城市商品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教会内部的分化以及异端运动的兴起,欧洲的封建文化才有了新的进展。

(1)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0页。

(一)5世纪至15世纪的基督教会

基督教与西欧封建化

“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1)作为西欧上层建筑诸种因素之一的基督教及其教会组织并非在封建化完成之后,才对历史进程起着作用,这种作用也并非一开始就完全是反动的。历史事实是:日耳曼诸王国的封建化过程与基督教传播过程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基督教会协同世俗大封建主一起,以卑鄙的手法和赤裸裸的暴力掠夺,大量抢占土地,剥夺农民自由,促使西欧封建关系逐步确立。

首先,在日耳曼诸王国形成过程中,基督教会作为它们的重要政治支柱,直接参与了创建过程。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会不断宣扬“举凡权力皆为神授”。教会用“神总是把克洛维的敌人送到他的手中”来颂扬法兰克人的征服。在客观上就在被征服者和日耳曼人的心目中把法兰克王权神圣化,加速了克洛维从一个军事首长成为国王的过程。教皇格利哥里一世(590—604年在位)的《神父守则》谈到臣民与长官关系时说,即使当局的行为应受指责,而用暴力来反对当局也是不能容许的。教会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保持着以主教区为基本单位划分的组织系统,为日耳曼诸王国汲取罗马行政区划体制提供了蓝图。罗马教会所制定的教会法成为封建国家的法学依据。长时期来,对奴隶和农奴采用“神意裁判法”,宣扬凭上帝意旨来判定有罪无罪。在西哥特国家,主教们直接参与立法和草拟敕令工作。有的主教不仅主持审判宗教方面的案件,还有权监督法官。在西欧各国,主教们都踊跃参加赋税的征纳工作,甚至在某些地区,他们专门享有调整税制和规定臣民义务的权力。

基督教会是西欧各国最大的封建主。罗马教会在帝国末年,趁着混乱时机,抢占了不少地产。但它的黄金时代却是在法兰克人信奉基督教以后才开始。法兰克墨洛温王朝诸王,自克洛维以后,不仅让教会保有原来地产,还竞相向教会捐赠土地、黄金、珠宝等。810年的阿亨宗教会议,依据财产多少,把教会和神职人员划为三级:拥有3000—8000处领地的为第一级,第二级为1000—3000处领地,不满1000处的为第三级。一般说来,教会占有西欧各国耕地总数的三分之一,不过各地并不平衡。9世纪末,阿尔萨斯435个村庄中,就有399个属于教会所有。教会土地财产激增的来源,除捐献赠予外,还有教会本身对农民土地的兼并剥夺,仗着拥有豁免特权,招引小农托庇“让地”和利用农民的愚昧迷信进行欺骗勒索。教会力图使公社成员份地成为自主地的过程加速进行,使农民的土地转入可以自由出让、布施的状态。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各级神职人员都随意伪造文件,霸占土地,奴役农民。

基督教会的教阶制为世俗封建等级制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规范。自罗马帝国后期开始,基督教会参照帝国官阶体制形成了教会体制。教阶制分主教、神父、助祭三个品位。主教品位又分作教皇、枢机主教、大主教和一般主教等级别。依照这些等级层次,自教皇起逐级对下行使管理权。这种按照等级制度组成的教职体系和教会管理体制,进入中世纪后逐步扩展定型。教会指导君主们像瓜分战利品那样,把他们的土地分封臣下。这种分封,与“蛮族”的亲兵制结合,促进了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的形成。

在封建土地的经营上,教会亦有它一定的影响。6世纪起,基督教会开始在法兰克、意大利、英格兰各地创设修道院。位于意大利中部的由本尼狄克特主持的修道院,招收了大批生活无着被迫依附教会的人,从事农业劳动,经营葡萄园等。《圣本尼狄克特法规》后来成了各地修道院的通用章程。除修道院外,更大量的是教会把土地分成小块,给各类农民耕种,强迫他们纳租服役。6世纪末,教皇格利哥里一世的《通信登录簿》,就留下了他对各庄园管家应该如何经营庄园、控制农民的详细指示。对那些刚刚得到大片土地的日耳曼贵族们来说,这无疑起了某种示范作用。(2)

基督教的教义和宣传为正在形成中的封建制度与地主阶级统治进行辩护。它宣扬阶级存在的必要性,被压迫阶级命定要顺从驯服,以期得到统治阶级的恩典。它把被压迫者所受的种种苦难,解释为上帝对人们赎罪的考验。基督教会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将世俗的封建国家制度神圣化。

虽然,中世纪教会对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奴隶制和奴隶贸易,从来不抱敌视态度,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在西欧封建制确立过程中,基督教会起了历史的促进作用,他们同时扮演着刽子手与牧师双重角色。

(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2)如三圃制耕作方法,最早是使用在富尔达与赫尔斯斐尔德修道院内,到8世纪末,查理曼乃大力提倡。

封建统治的巨大国际中心

进入封建社会之初,基督教会与世俗权力两者之间关系的主要方面是互相利用,互为依存,政教勾结。从克洛维皈依基督教、教皇国的建立、查理加冕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等事实,足以说明这一点。查理曼在796年给利奥三世的信中道出了其中奥秘。他写道:“我的天职是用武力保护教会,使它不受异教徒的攻击践踏,在教会内部确保教会的纯正信仰。而圣父,你的职责则是用祈祷支持我的权力。”在这时,教皇权位需要强有力的君主保护,而世俗王权也要利用基督教会来巩固统治。不过,世俗权力占着一定优势。549年的奥尔良宗教会议,就正式承认过法兰克国王有任命主教的权力。

10世纪左右,封建割据势力鼎盛,王权软弱。教会乘机攫取了大量土地和财富,成了国际的大封建领主。教会所属庄园不但生产谷物,还经营森林、牧场、磨坊,从事造酒、制盐、海陆运输、抵押、放债等活动,利用大小什一税的征收,圣职买卖、赎罪券、诉讼费等各项名目,大肆聚敛。罗马教廷积累了大量财富,每年的收入比西欧诸国国王年收入的总和还要多。

教会为使神权超越王权,宣扬“教权至上”,在12世纪上半叶,先后附会出“两把刀子”的说教。他们把《新约·路加福音》中耶稣叫门徒预备两把刀那段话,说成是神权和王权都属于教会,教会可以把政权这把刀子暂时交给国王,因此,王权来自教权。君主的世俗权力只有在教皇的命令下才能行使。罗马教廷是十字军东侵的发动者与组织者。当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位时,罗马教廷全盛,成了主宰西欧的巨大国际中心。罗马教廷处于万流归宗的至高无上地位。

罗马教廷妄图建立一个由天主教会主宰一切的世界,阻碍西欧各国的统一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也严重阻滞了西欧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教皇的狂妄野心和反动行径,并不能挡住历史前进的车轮。14世纪经“阿维农之囚”后,世俗君主控制本国教会的趋势日益明显,这是神权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异端”运动的发展

基督教成为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工具。所以,“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1)。异端的教义是一种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异端运动是农民和市民在宗教外衣下所进行的反封建斗争。

异端运动有深远的历史渊源,早在君士坦丁大帝当政时期就有了。凡拒绝接受正统基督教教义的全部或部分的,就被正统教会判为异端。照中世纪罗马教廷看来,对教廷制定的信条表示怀疑,抗拒教皇,不遵守教仪等都属于异端。西欧自10世纪下半叶起,在法、意、英、德、瑞士等地,都先后出现较大规模的异端运动。

12世纪后半期,法国南部以阿尔比城为中心发生了阿尔比派异端运动。阿尔比派又分成两个教派:华尔多派和纯洁派。华尔多派反对教会贪财积产,斥责神职人员的奢侈腐化,主张穷困是灵魂得救的必要条件,提倡平均财富,过简朴生活,人人都有权传道。这一派得到城市贫民的拥护和参加。纯洁派吸取了摩尼教某些教义,认为世界存在善与恶,上帝与魔鬼两个对立因素,封建秩序和基督教会都是罪恶的化身,教皇是魔鬼的代理人,因而属于邪恶势力。主张教徒要以自身的纯洁同罪恶世界划清界线,号召打倒天主教会。这一派曲折地反映了城市市民的要求。法国南部不少城市的市民、贫民和某些地区的农民,都成了阿尔比派的信徒,声势浩大。英诺森三世勾结法国国王,于1208年组织了镇压阿尔比派的十字军。一些以掠夺富庶南方为目的的北法骑士也参加了。经过20年的顽强斗争,阿尔比派运动终于被残酷镇压,于1229年失败。早在1220年,教皇洪诺留三世(1216—1227年在位)便通令各地设立直属教皇的“异端法庭”(又称宗教裁判所、宗教法庭),以镇压异端和异端嫌疑者为名,残酷迫害一切揭露教会黑暗、反对封建制度的人。继任的教皇格利哥里九世又重申了这一决定。异端法庭规定,任何人,即使罪犯、恶棍也都可充当控告人、见证人,倘若被告不承认“罪行”,得反复用刑拷问。被告可不经审判即予处死,并没收全部财产。此后,异端法庭在意大利、西班牙、尼德兰均先后设置。阿尔比派运动失败后,法国富庶的南方经济遭到破坏。当十字军攻陷土鲁斯伯爵侍臣领地内的比塞埃城时,城中的两万人不分男女老少,也不分是异端,还是天主教徒,统统被杀死。

尽管遭到教会的残酷镇压,异端运动仍持续进行。13世纪晚期,意大利北部流行“使徒兄弟派”,反对教会腐化,预言“千年王国定会到来”,主张信徒间财产共有,地位平等,在北意贫苦农民和城市平民间有很多信徒。1300年,这一派的创始人工匠塞加烈里被烧死,其继承人多里奇诺等于1303年发动农民起义,坚持斗争四年之久,揭开了14世纪西欧各国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序幕。

14世纪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威克里夫,主张建立独立的英国教会,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反映了城市市民的要求。威克里夫与英国的王太子有密切来往,受到王家的保护,被认为是伟大的哲学家。他攻击当时风行的唯名论哲学,提倡柏拉图、奥古斯丁的唯实论。作为一个神学家,他提倡《圣经》的权威,走上与教会的权威对抗的道路。威克里夫主要攻击教会财富、神职人员的腐败,以及反对教皇干涉世俗政治。1376年,他在牛津大学发表题为《论世俗统治权》的讲演,提出职位是神授的主张,认为只有称职的好人才能担任神职和世俗职位,坏人无权担任公职,不称职的神职人员的世俗财产应由世俗统治者加以没收。威克里夫的观念得到王族的支持和人民的响应,却激怒了教皇和英国的宗教界。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连下五道敕谕,命令对他进行审判。由于得到王权的保护,威克里夫在1378年取得胜利。威克里夫提出重译《圣经》,对神父在圣餐礼上的神圣作用表示怀疑。威克里夫死于1384年,被英国公认为最有学问的人,因他同宫廷关系密切而得以善终。14世纪后期,出现了以下层教士约翰·保尔为代表的罗拉德派。他们激烈反对封建制度,要求社会平等。保尔的思想是中世纪农民和平民异端的代表。

农民、城市市民和平民的异端运动,沉重打击了罗马教会,成了摧毁神权统治的一种重要力量。

(1)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1页。

(二)5世纪至15世纪的西欧文化

西欧文化教育的一度衰落

日耳曼诸王国建立统治后,西欧文化较长时期处于落后状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中世纪早期西欧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是造成文化落后的基本原因。

连续几个世纪征服战争的破坏,使古典文化遗产屡遭浩劫(如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对罗马文化古迹的毁灭性破坏行动),加上日耳曼统治者的混战及其内外政策,更使残留的罗马文明遭到毁灭,使学术文化的衰落已达惊人地步。查理曼公开承认过这一点,他说长期以来,由于先人的忽略,文化教育工作已经被人忘记了。“教士不会书写,则不可能理解《圣经》”,“错误的理解非常危险”。

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使基督教会的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基督教在中世纪的西欧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都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效力。

当西欧各国处于分裂割据之时,罗马教会利用它在政治上的地位,支配着意识形态领域,使哲学、科学、教育、文学都为神学服务。为了达到控制人们思想的目的,教会宣扬来世主义、禁欲主义与蒙昧主义,鼓吹“由于信仰才产生知识”。把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视为“异教”邪说,肆意摧残。格利哥里一世说什么“不学无术是真正虔诚的母亲”,下令焚毁罗马一所藏书丰富的古老图书馆。他不准阅读古代作品,禁止研究数学。在教会怂恿下,许多古代艺术珍品和书籍被毁坏,一些僧侣把写在羊皮纸上的古代手稿文字刮去,在上面抄写那些荒诞无稽的神迹故事和修道院的编年史等。

封建统治者为了培养“给上帝”和王权服务的人员,兴办了一些初级、中级学校。学校办在修道院里,设有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七科。查理曼需要管理帝国的官员,注意提倡文化教育。他从意大利、不列颠聘请了一些有学问的教士来办宫廷学院。来自不列颠的阿尔琴说,他始创宫廷学院的宗旨是为了培养为教会神圣的上帝服务,并装饰帝国政权的人。

到了11世纪左右,随着城市的兴起以及反封建斗争的开展,西欧文化领域死气沉沉的局面开始有了改变。适应新兴市民阶级对文化知识的需要,西欧各地先后办起一系列大学。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早在12世纪已正式成立。13世纪时,英国的剑桥大学、西班牙的萨拉曼加大学建立。14世纪时,捷克(布拉格大学1348年成立)、德国(海德堡大学1386年成立)等许多国家的大学相继出现。13世纪至14世纪时新成立的大学,据统计,法国有16所,意大利为18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大学和专科学校共达15所。到15世纪末,西欧各国的大学共有近80所。教会企图掌握大学的领导权,把神学列为大学的主要学科,甚至公开迫害那些反对神学权威的学者。12世纪最著名的唯名论者、巴黎大学教授彼得·阿贝拉(1079—1142年)就因主张以知识为信仰的基础而被斥为异端,受尽迫害。他的学生阿诺尔德是一个市民异端运动著名领导者,曾多次领导反罗马教会的斗争。

基督教会对文化教育的垄断和摧残,其后果是严重的。不过教会早先所办的学校,虽然充满神学教条,但它毕竟是此后中世纪欧洲各类学校的先驱,它为日后大学提供了一大批师资。中世纪前期一些著名文化人物都出自教会。西欧中世纪最初几百年的文化教育也并非全部都在教会直接控制之下。意大利北部进入中世纪以来,一直有教师从事教育工作。到10世纪,意大利各大城市的非教会学校为法、德等国所仿效。在13世纪,教皇权力极盛时,教皇格利哥里九世于1231年授予巴黎大学以“不受宗教法庭干预”的特权。当然巴黎大学为了捍卫学术自由,曾经历过艰巨的斗争。

经院哲学、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斗争

经院哲学是西欧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哲学,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面对风起云涌的异端运动和人民反封建斗争,那些圣徒奇迹、迷信故事,直至罗马帝国后期以来的教父学已不能完全欺骗人民,不适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了。经院哲学乃应运而生。

经院哲学家们认为真理在《圣经》中已揭示无遗,哲学家的任务是阐述已由《圣经》提出来的真理,为信仰找到合理的依据。他们长年累月地在寺院、学院里谈经论道,既不研究自然万物,也不接触社会实际,他们否认感性认识的作用。他们皓首穷经,咬文嚼字,竭尽心血读《圣经》,释教义,从亚里斯多德那里袭取了唯心主义的糟粕和逻辑叙述方式来论证人类活动都受上帝意志的支配,神化封建制度,使人们屈从于教权统治。他们之间也有争论,但讨论的是一些荒唐而又可笑的问题,如“天使吃什么?”“要不要睡觉?”“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天堂里的玫瑰花有没有刺?”等。

经院哲学的著名代表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认为宇宙是按等级阶梯来安排的,从非生物体开始,经植物界、动物界、逐级上升到人、圣徒、天使,最高是上帝。其间下级隶属上级,归上级统摄,并以上级的意旨为目的,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他以此论证地上的秩序必须服从于天上的秩序,现世必须服从来世,哲学必须从属于神学,知识必须让位于信仰。他认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是自然合理的,如若有人想改变上帝关于社会等级的安排,就是犯罪。

经院哲学长期在西欧统治学校讲台,阻碍着科学文化的发展。但随着市民的成长,各种异端的流行,在经院哲学内部也展开了唯名论与唯实论两派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王权与神权、市民阶级与封建主阶级的斗争。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问题,即:一般(或共相)究竟是否在个别具体事物之外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一般概念是否仅仅是具体事物的名称?一般是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还是个别事物先于一般而存在?唯名论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是真实存在的,一般概念不过是一个名称。唯实论(实在论)则认为一般是实在的,独立存在的,个别事物是由一般派生出来的,因此它比个别事物更根本、更实在,它是上帝创造个别事物所依据的原型。唯实论把一般概念看成第一性东西,把物质世界看成第二性的东西,因而它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唯名论则相反。著名的唯名论哲学家有法国的洛色林(约1050—1112年)和彼得·阿贝拉,英国的邓斯·司各脱(1256—1308年)和威廉·奥卡姆(约1300—1350年)等。他们都认为个别的可以感觉的事物先于一般概念而存在;人们认识事物是从事物到感觉到概念,才是正确的。据此,经院哲学的那种从概念到概念那一套纯逻辑推理就站不住脚了,从而上帝创造世界、原罪说等等都要被否定。唯名论使人们注重实践,倡导实验,有利于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13世纪牛津大学教师罗杰·培根(1214—1294年)就是当时一位卓越的注重实验的先进思想家,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培根还揭露教皇和僧侣的丑事恶行,指斥教会是欺骗与谎言的渊源,因此,遭到教会的严重迫害,被囚禁在狱中达14年之久。

唯名论有其局限性,只承认单个物体的真实存在,不了解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看不到一般和个别的辩证关系,否认一般是客观存在,最后会导向否认物质的客观存在,滑向唯心论。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经院哲学在长期中断以后恢复了古典遗产的研究(虽然只研究了亚里斯多德等人少数代表著作的部分内容);唯名论者与唯实论者的斗争,开拓了近代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先声。

文艺复兴以前的文学艺术

在基督教会垄断下,中世纪早期西欧留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教会文学。那些由教士们写成的赞颂上帝的赞美诗,宣扬禁欲主义的歌咏和迷信的神话,以及修士创作的拉丁语诗歌(1)。

除了宗教文化之外,还有相对世俗的骑士文学,也缺乏理性,过分强调了宗教祈祷、英雄主义和浪漫精神。例如:《贝奥沃夫》(Beowull)是成文于8世纪的叙事诗,尽管被人誉为西方骑士文学的经典之作,却是一部幼稚的、简单的作品。故事描写丹麦国王赫鲁斯加(Hrothgar)的宫殿被一个名叫格伦德(Grendel)的半人半兽的怪物占据了12年,国王赫鲁斯加和他的武士们不能阻止格伦德的攻击,只得逃离。最后,瑞典国王的一位亲戚,年轻勇敢的武士贝奥沃夫知道了怪兽的事情。贝奥沃夫于是带领着他的14位卫士渡海来到了丹麦,经过激战,终于打败格伦德。丹麦国王赫鲁斯加和王后威尔丝尔(Wealhtheow)为勇敢的骑士举行盛大的宴会庆祝他的胜利。这时,格伦德的母亲来到了宴会场所为死去的儿子报仇,她带走了国王的一个最亲近的大臣。贝奥沃夫又一次打败了格伦德的母亲,于是国王又举行了更加隆重的宴会来答谢贝奥沃夫。最后,贝奥沃夫带着胜利的喜悦和丹麦国王送给他的丰盛礼物,回到了他的故乡瑞典。贝奥沃夫最后成为基特(Geats,为瑞典的一个部落)的国王,他长期统治基特,当他的国家遭到巨龙的攻击时,贝奥沃夫不顾自己年迈,又一次挺身而出保卫祖国。在同巨龙激烈的战斗中,贝奥沃夫身受重伤,他的伙伴中也只剩下了一人。最后,贝奥沃夫胜利了,但由于受重伤,获得胜利的骑士英勇牺牲了。

12世纪到13世纪,反映世俗封建统治阶级思想感情的骑士文学一度兴盛。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希德之歌》、德国的《尼卜龙根之歌》和英国关于阿瑟王的传奇故事:《阿瑟》、《阿瑟和梅林》、《阿瑟之死》等。骑士文学有诗歌、小说和散文,其内容往往是歌颂骑士效忠领主、怪诞不经的冒险、同恶魔和异教徒斗争,以及骑士向贵族妇女调情求爱等,除了把骑士制度理想化外,也显露出违反禁欲主义的倾向,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和道德风尚。

在中世纪的后期,在上述骑士文学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作为贵族道德规范的骑士风度。骑士风度是一种贵族的生活方式和贵族文化,虽然起源古老,但其真正的发展是在13世纪以后。那时,随着贵族的等级化,需要有一些特定的贵族理想来指导贵族的生活,显示贵族与众不同的特殊地位。骑士风度集所有的贵族气质于一体,强调忠诚、勇气、奢侈、慷慨和赞美女性。要求骑士们不仅只是会打仗的一介武夫,还要具备文学修养、懂宫廷礼节,以及会赞美妇女、写诗或至少能讨论诗歌。总之,从追求英勇之美到道德之美,从武功到文学,从世俗职责到保卫教堂,贵族处处都要透出优雅气质,他们必须为贵族的光荣和上帝的荣耀而生活。

骑士文学随着骑士制度的没落日益走向下坡,城市文学因城市的出现而兴起。城市文学有寓言、故事、笑话、诗歌、戏剧等多种形式,反映城市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具有较浓的反封建、反教会色彩。其代表作有法国的叙事诗《列那狐的故事》和笑剧《巴特兰的律师》等。《列那狐的故事》中,用愚蠢的驴代表僧侣,用狡猾的狐狸代表市民,用小动物代替普通人。流传至今的主要有四部:《列那狐传奇》、《列那狐加冕》、《新列那狐》和《冒充的列那狐》。这四部各有其不同特色,它的内容从反对封建领主,直到攻击以教皇为首的整个教会。产生于14世纪上半叶的《冒充的列那狐》中有段列那狐教训贵族的话,对封建贵族特权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

按照你们武断的说法,

你们生来有财宝珍珠。

但是上帝没有选你们,

做他的圣徒或者使徒。

他在人世羁留的时日,

以平民和渔夫为伙伴,

又认木匠为他的义父。

列那狐还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贫穷的女子死去,入葬时身裹15尺麻布。贵族得知,声称穷人不应该葬得如此体面,扒开坟墓,把尸体抛到荒野,用那15尺麻布来披盖贵族的马匹。较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阶级压迫,记录了1358年革命前夕激烈的社会对抗情况。

教会文学与骑士文学只为少数特权阶层所欣赏,城市文学拥有许多城市居民读者,而进入中世纪以来就存在的民间文学——民间口头创作,则传遍了西欧城乡。这种文学由于受教会敌视,很多都失传了。但仍有一部分被保留下来。民间诗人、歌手巡游各地,用通俗易懂的形式,表达人民的喜怒哀乐。这类作品代代相传,口口相传,内容有所散佚,也有所演变,也许最为人民所喜欢的一些部分,才能得到长期的流传。如英国的《柯克思国》、《农夫之歌》,就反映了在封建剥削下呻吟的人民痛苦的生活。但如法国的《罗兰之歌》和英国的《罗宾汉谣曲》等,本来产生于民间,经过封建文人的加工整理,增加了宗教观念、忠君思想等封建糟粕。

文艺复兴以前的西欧艺术,为宣传宗教迷信服务,引导人们虔信上帝,幻想天堂。那时的绘画,把人物画得干瘪呆板,毫无生气,公式化、偶像化。也有些生动的浮雕石刻,但都是以宗教神话为题材,系教堂建筑的附属品。建筑艺术经过一段时期萧条之后,在9世纪至11世纪又兴起了。那时主要是罗马式建筑。这种教堂建筑的特点是半圆拱门,厚石墙,圆屋顶,柱子粗矮,窗户窄小,内部光线很暗,使人望而生畏。这类教堂以法国的普瓦提埃教堂、德国的沃姆斯大教堂、意大利的比萨大教堂最为著名。从12世纪末起,法国北部最先出现哥特式建筑,后来流行于西欧各地。哥特式以矢形拱门,高耸的尖塔式屋顶,墙壁薄,门窗大,圆柱较细,光线充足,门窗装有彩色玻璃,四周及门前有许多雕像为特色。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力求使人们感到宗教的神秘、教会的权威,产生对彼岸世界——天堂的向往。哥特式建筑以法国巴黎圣母院、英国的坎特伯雷大教堂、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最为著名,与罗马式建筑明显有别。

(1)拉丁语是中世纪西欧正规使用的书面语言,国家和教会的文件以及神学、法学和哲学等著作都用拉丁语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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