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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894年

95.恩格斯致朱泽培·卡内帕

迪亚诺马里纳

[草稿]

[1894年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请原谅我用法文给您写信。近20年来,我已经失掉在运用意大利文方面所掌握的那点能力。

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找出一则您所期望的题词。我认为,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那位伟大的佛罗伦萨人(1)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共产主义宣言》(2)中的下面这句话(《社会评论》杂志社出版的意大利文版(3)第35页),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

要用几句话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而又不堕入空想主义或者不流于空泛辞藻,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如果我向您提供的这段文字不能满足您所希望的一切条件,那就请您原谅。但是,由于您要在21日(这是个充满吉兆的日子,是路易·卡佩公民被处死刑的日子)前做好准备,所以时间不能耽误。

衷心问好。

您的

(1)但丁。———编者注

(2)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3)1893年米兰版。———编者注

(4)见本选集第1卷第422页。———编者注

96.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

布雷斯劳

1894年1月25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先生:

对您的问题回答如下:

1.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在经济关系中还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包括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如果像您所说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则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在技术上的实用价值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东西。可惜在德国,人们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看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我们把经济条件看做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

(a)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的那种从1648—1830年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中产生的致命的疲惫和软弱(最初表现为虔诚主义,而后表现为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曾是重新振兴的最大障碍之一,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把慢性的穷困变成了急性的穷困才动摇了。所以,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

(b)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

在德国,达到正确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著作界对于经济史的不负责任的忽视。不仅很难抛掉学校里灌输的那些历史观,而且更难搜集为此所必需的材料。例如,老古·冯·居利希在自己的枯燥的材料汇集(1)中的确收集了能够说明无数政治事实的大量材料,可是他的著作又有谁读过呢!

此外,我认为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2)一书中所作出的光辉范例,能对您的问题给予颇为圆满的回答,正是因为那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我还认为,大多数问题都已经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九至十一章、第二编第二至四章和第三编第一章或导言里(3),后来又在《费尔巴哈》(4)最后一章里谈到了。

请您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句话,而要把握总的联系;可惜我没有时间能像给报刊写文章那样字斟句酌地向您阐述这一切。

请代我向……(5)先生问好并代我感谢送来的……(5),它使我十分高兴。

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的 弗·恩格斯

(1)古·居利希《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1845年耶拿版。———编者注

(2)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本选集第1卷。———编者注

(3)见本选集第3卷。———编者注

(4)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本卷。———编者注

(5) 原信此处缺损。———编者注

97.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1894年3月6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拉法格:

……前激进派会对你们说,是啊,但是我们法国有共和国!我们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可以利用政府来实现社会主义措施!

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你们比我们优越的地方是,你们已经有了共和国,而我们则不同,我们还必须花费24小时去建立它。但是,共和国像其他任何政体一样,是由它的内容决定的;只要它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它就同任何君主国一样敌视我们(撇开敌视的形式不谈)。因此,无论把它看做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还是当它还被资产阶级掌握时,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都是毫无根据的幻想。我们可以迫使它作出某些让步,但是决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工作交给它去完成;即使我们能够通过一个强大得随时就能使自己变为多数派的少数派去监督它,也不能那样做……

98.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博 肯

1894年11月10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左尔格:

……这里的运动至今仍然同美国的运动相似,只是多少走在你们前面一点。群众本能地感到,工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来同两个官方的政党相对抗;这种本能日益增强,而且在11月1日的市政选举中又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但是由于各种陈旧的传统观念以及缺乏能把这种本能变成自觉行动并在全国范围内把它联合起来的人,运动停滞在思想不明确和各地分散行动的早期阶段上。盎格鲁撒克逊宗派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也很盛行。社会民主联盟同你们那里的德国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完全一样,竟把我们的理论变成了正统教派的死板的教条;它目光短浅,故步自封,而且由于海德门的缘故,它在国际政策中固守着腐朽透顶的传统,这种传统固然时有松动,但是还远远没有被彻底打破。独立工党在策略上十分含糊,它的领袖基尔·哈第是一个极其狡猾的苏格兰人,对他的蛊惑人心的诡计是丝毫不能相信的。他虽然是一个出身于苏格兰煤矿工人的贫民,却创办了一家大型周刊《工人领袖》,要是没有一大笔钱,这是办不到的,毫无疑问,这笔钱是他从托利党或自由党人合并派即从反对格莱斯顿和地方自治的人那里弄来的。他在伦敦文坛上臭名昭著的交往和一些直接资料以及他的政治态度都能证实这一点。因此,他很可能由于爱尔兰选民和激进派选民的背弃而在1895年的普选中失去他的议席,这将是幸事,因为这个人目前是一块最大的绊脚石。他只是在有蛊惑人心的机会时才在议会中出现:说几句关于失业者的空话来抬高自己,却不去为他们争得任何东西,或者在某个王子(1)诞生的时候向女王(2)说一些蠢话(这种做法在这里是极其陈腐和一钱不值的),等等。不过,无论是在社会民主联盟内,还是在独立工党内,特别是在地方上,都有一些很好的人,但是他们很分散;当然,他们至少使得领袖们唆使这两个组织互相倾轧的一切企图每次都遭到了失败。约翰·白恩士在政治上相当孤立,他受到海德门和基·哈第的猛烈攻击,表现出一副似乎对工人的政治组织失去信心、仅仅对工联还抱有希望的样子。的确,他同这两个人打交道是有惨痛教训的,如果机械工人联合会不给他支付议会津贴,他就会饿死。他爱慕虚荣,完全让自由派即激进党人“社会派”牵着鼻子走,他无疑过分重视他所争得的许多个别的让步;虽然如此,在整个运动中,即在领袖们中间,他是唯一真正诚实的人,并且具有真正无产阶级的本能,我认为,比起其他人的狡猾和自私打算来,这种本能在紧要关头是能够引导他走向比较正确的道路的。

在大陆上,随着各种成果的取得,渴望获得更大成果的心理也在增强,而名副其实的争取农民的活动也就风行起来了。起初,法国人在南特通过拉法格不仅声明说:通过直接干预去加速小农的破产,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这一点资本主义会替我们操心(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写信和他们谈过(3));而且还说:必须直接保护小农,使他们不受国库、高利贷者和大地主的剥削。但是这一点我们是不能赞同的,因为第一,这是愚蠢的;第二,这是不可能的。接着,福尔马尔又在法兰克福发表演说,他打算收买全体农民,但是他在上巴伐利亚要收买的农民,不是莱茵地区的负债累累的小农,而是剥削男女雇工并大批出卖牲口和粮食的中农甚至大农。除非我们放弃一切原则,否则是不能同意这一点的。我们要把阿尔卑斯的农民以及下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大农争取过来,就只有把雇农和短工出卖给他们,而这样做,我们在政治上就会得不偿失。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作出决定;不过也好,这个问题现在可以深入研究。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对农民和各省的根本不同的土地关系了解太少,所以他们除了胡说一通以外,不能作出什么决议。不过,这个问题迟早总是要解决的。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4)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被迫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到欧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迅速地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

(1)爱德华·阿伯特,约克亲王。———编者注

(2)维多利亚。———编者注

(3)参看恩格斯1894年8月底给保·拉法格的信。———编者注

(4)指1894年发生的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编者注

99.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 林

1894年11月24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已经写信给倍倍尔并向他指出,在政治争论中,一切都必须冷静考虑,决不要匆忙行事或者凭一时的冲动,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常常吃亏。因此我现在也要向你提出一个小小的警告。

倍倍尔在会议上的做法是否不够聪明,这可以争论。但就事情本身而论,他无疑是正确的。你作为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当然应当起调解作用,应当通过争论消除确实存在的分歧,应当做到各方都能接受,只要党还没有分裂,就应当致力于党的团结。你作为编辑对倍倍尔的行为可能感到不愉快。然而,编辑感到不愉快的东西应当是党的领袖所期望的东西,就是说,有些人用不着总是把必不可少的编辑眼镜架在鼻子上,而且他们还可以提醒编辑本人,他作为党的领袖,有时不妨摘掉玫瑰色眼镜,用自己的肉眼来观察世界。

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前夕,巴伐利亚人在纽伦堡建立了真正的宗得崩德。他们带着明白无误的最后通牒来到法兰克福。另外,福尔马尔还说什么各走各的路,而格里洛(1)则说,随便你们通过什么决议,反正我们不服从。他们宣布了巴伐利亚人的特权,并把他们在党内的反对者称为“普鲁士人”和“柏林人”。他们要求党同意他们投票赞成政府预算,同意那种甚至比小资产阶级的政策还右的农民政策。这次党代表大会不是像以前经常做的那样,坚决制止这种行为,而是不敢通过任何决议。如果说倍倍尔在这种情况下谈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活动的加强不合时宜,那么,我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谈才合时宜。

而《前进报》在干什么呢?它紧紧抓住倍倍尔的攻击形式不放,说事情并不是那样糟糕,并采取同倍倍尔“完全相反”的态度,以致你因倍倍尔的反对者事后必然产生的“误会”才被迫发表声明,说你的完全相反的态度仅仅涉及倍倍尔的攻击形式,而就事情本身而论(在政府预算和农民问题上),他是正确的,你也是站在他一边的。我觉得,你事后被迫发表声明这一事实本身就向你证明,你所犯的右倾错误比倍倍尔可能犯的左倾错误要严重得多。

整个这场争论所涉及的归根到底仅仅是巴伐利亚人的行动,这种行动最明显地表现为以下两点:为了争取小资产者而以机会主义的态度赞成政府预算,福尔马尔为了争取中农和大农而在农村进行机会主义的宣传。这两点和巴伐利亚人的宗得崩德立场,是当前存在的唯一实际的问题。如果说倍倍尔正是在党代表大会置党于不顾的时候抓住了这些问题,那么你们应当为此而感谢他。如果说他把党代表大会所造成的这种难以容忍的状况看做是党内庸俗习气日益增长的结果,那也不过是他从正确的总观点出发来看这个具体问题,这一点同样是应当肯定的。如果说他急于对这一切进行辩论,那是他在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是在设法使下一次党代表大会能够对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不知所措的那些迫切问题作出完全正确的判断。

分裂的危险并不是来自倍倍尔方面,他不过是直言不讳而已。这种危险来自巴伐利亚人,他们采取了党内前所未有的行动方式,使《法兰克福报》的那些把福尔马尔和巴伐利亚人看做自己人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欣喜若狂;这家报纸兴高采烈,而且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你说福尔马尔不是叛徒。也许是这样。我也不认为他自己会把自己看做叛徒。但是,你把一个竟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使拥有10—30公顷土地的上巴伐利亚大农和中农的现状(这种现状的基础是剥削雇农和短工)永远保持不变的人叫做什么呢?无产阶级政党是专门为了使雇佣奴隶制永远保持不变而建立的吗!这种人可以叫做反犹太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伐利亚分立主义者,随便叫什么都可以,但是难道可以叫做社会民主党人吗?!其实,在一个日益壮大的工人政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增多是不可避免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就像“学士”、考试不及格的大学生等的增多一样。他们在几年前还是一种危险。现在我们能够消化他们。但是消化总得有个过程。为此就需要盐酸;如果盐酸不够(像法兰克福所表明的那样),那么现在就应该感谢倍倍尔,他为了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消化这些非无产阶级分子而加了盐酸。

建立党内真正和谐的关键就在这里,而不在于否认和隐瞒党内一切真正有争论的问题。

你说,重要的是“引起有效的行动”。这好极了,但是这种行动究竟什么时候才开始呢?

(1)卡·格里伦贝格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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