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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893年

90.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博 肯

1893年1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在伦敦这里,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决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是地道的“有教养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市政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应当归公社所有,而不应当归国家所有,至少在开头应该这样。此外,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然而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策略:不是把自由党人当做敌人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而是推动他们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就是哄骗他们,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主义,不是用社会主义候选人去同自由党人相抗衡,而是把他们硬塞给自由党人,强加给自由党人,也就是用欺骗手段使自由党人接受他们。费边派这样做不是自己被欺骗,被愚弄,就是欺骗社会主义,这当然是他们所不了解的。

费边派除了出版各种各样的恶劣作品外,还尽力出版了一些好的宣传品,这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东西。但是他们一谈到他们的特殊策略——抹杀阶级斗争,那就糟糕了。他们之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阶级斗争问题。

费边派当然有许多资产阶级信徒,所以也有钱……

91.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 林

1893年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前进报》刊登的辛格尔关于交易所的演说(1)是很出色的,我急切希望看到它的速记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是我们大家容易忽略的: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自己相互剥削的机构;在交易所里转手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只有在这种剥削完成后,剩余价值才能为交易所里的尔虞我诈效劳。交易所首先只是间接地和我们有关,因为它对于工人所受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影响和反作用也只是间接的,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实现的。要求工人直接关心容克、工厂主和小资产者在交易所里受到的盘剥并要求对此表示愤慨,这等于要求工人拿起武器保护这些工人自己的直接剥削者占有从这些工人身上榨取来的剩余价值。我们敬谢不敏。但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成果,作为极端腐化行为的策源地,作为巴拿马和其他丑闻的温室,因而也作为积聚资本、瓦解和摧毁资产阶级社会中自发的联系的最后残余以及同时消灭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并使之转变为自己的反面的最卓越的手段——作为无比的破坏因素,作为即将爆发的革命的最强有力的加速器———在这种历史意义上,交易所与我们也有直接的关系……

(1)1893年1月20日《前进报》第17号详细报道了保·辛格尔就交易所税务法附则发表的演说。———编者注

92.恩格斯致弗拉基米尔·雅柯夫列维奇·施穆伊洛夫

德累斯顿

1893年2月7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同志:

您友好地祝愿我活90岁,我非常感谢;如果我仍然能够像现在这样,我并不反对,但是,如果我的肉体和精神注定要像许多人那样变得呆滞的话,那就敬请原谅,我不能从命了。

您在马克思传记方面的要求,很遗憾,我所能做到的很少;我没有这个时间,我正忙于《资本论》第三卷,一时一刻也不能丢开。

关于第一点,除了您已经有的传记材料,我介绍不出更多的东西。至少没有什么可靠的东西。

关于第二点,马克思1844—1849年的实际活动,一部分是在工人协会,特别是在1846—1848年布鲁塞尔协会,一部分是在同盟。但是您在印刷品中,如我们给《宣言》所写的那些序言(1892年柏林最新版本)和附有我的引言(1)的《揭露共产党人案件》(2)(1885年苏黎世版)中,只能找到某些有关他在同盟活动的东西。关于国际,可靠的只有艾希霍夫(3),他是根据马克思的批注写作的;其他所有人的东西,从弗里布尔(4)到拉夫莱(5)和察赫尔(6),完全是谎言和神话。宁可自己动手写一大本书来正确地阐明事实,也不要把材料交给第三者去加工。但是我可以向您提供有关总委员会同巴枯宁进行决定性斗争的两个出版物(《所谓的分裂》(7)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8))。埃里蒂埃给《柏林人民论坛》写的《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一文,渗透着对无政府主义者编造的一切谎言的盲目信任,这种信任超出了单纯幼稚的范围,而译者,正如埃里蒂埃给我写信所说的那样,又进一步作了无政府主义的歪曲。(不过,俄国书报检查机关的大删大砍,倒可使您避免许多错误。)

关于第三点,《神圣家族》(9)无论如何您必须弄到;我自己的这一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拿出去,而叙述该书的内容是一件力所不及的工作,摘出要点,也是办不到的。您应该了解全书。在柏林大概可以找到这本书。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10)其实就是它的起源!其次,在《宣言》的序言(1892年柏林新版)和《揭露共产党人案件》的引言中也可以找到。

马克思在50年代一个人埋头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11),在他没有完全弄清这一理论的所有结论时,他坚决拒绝发表关于这一理论的任何材料。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及以下各分册都没有出版。

给您寄去《分裂》和《同盟》,希望这些足够您用了;很遗憾,这就是我能为您做的一切。

衷心问候格拉德瑙尔和当地的全体同志们。

您的 弗·恩格斯

(1)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见本卷。———编者注

(2) 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3)威·艾希霍夫《国际工人协会》1868年柏林版。———编者注

(4)厄·爱·弗里布尔《国际工人协会》1871年巴黎版。———编者注

(5)埃·拉夫莱《现代社会主义》1881年布鲁塞尔—海牙版。———编者注

(6)格·察赫尔《赤色国际》1884年柏林第2版。———编者注

(7)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编者注

(8)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编者注

(9)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10)指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本选集第1卷。———编者注

(11)指马克思1857年10月中至1858年5月底所写的经济学手稿。———编者注

93.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1893年2月24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很久没有写信,请原谅。这也是不得已。我必须努力——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在这个冬春把第三卷(1)完成。为此我只好放弃所有其他工作,甚至连信也不写,除非非写不可。否则,我不会中止同您继续就那个十分有意思而且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2)

现在,除了一些形式方面的工作以外,我已经结束了第五篇(银行和信用)的编辑工作,这一篇无论从内容本身或就手稿的状况来说,都是最难的。现在只剩下两篇,占全卷三分之一,其中的一篇(地租)内容也很难,但这一篇的手稿,我记得,要比第五篇的手稿完善得多。因此,我仍有希望在预定期限内完成任务。原先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保证在3—5个月的时间里不受任何干扰,把全部时间都用在第五篇上,现在这一篇幸而已经完成。在工作的时候,我时常想到这一卷出版之后会带给您多么大的喜悦。我将把清样寄给您,就像过去第二卷那样。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

我们似乎在所有各点上都已取得一致意见,只有一个问题除外;您在10月3日和1月27日的两封信里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虽然两封信是从不同角度谈的。

在头一封信里您问道:1854年以后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种经济变革,不但不能促进俄国历史上形成的那些制度的发展,反而必然从根本上破坏它们吗?换句话说,农村公社不能作为新的经济发展的基础吗?

在1月27日的信中,您用下面的方式表达了同一思想:大工业对俄国来说已经成为必然,但是它以资本主义的形式来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吗?

好吧,我们来看看。在1854年前后,俄国的起点是:一方面存在着公社,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大工业。如果您考虑一下你们国家当时总的情况,难道您认为有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把大工业嫁接在农民公社上面:一方面使这种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原始的公社提高到世界上空前优越的一种社会制度的水平?而且是在整个西方都还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时候?我认为,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发展,它所要求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条件,同当时俄国所具有的条件是不同的。

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使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我完全同意我们的作者有关茹柯夫斯基的那封信。但无论他还是我都认为,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我们的作者在1882年1月给过去的一篇《宣言》写的一篇序言中,对于俄国的公社能否成为更高级的社会发展的起点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假如俄国经济制度的变革与西方经济制度的变革同时发生,“从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占有制便能成为新的社会发展的起点”。

如果在西方,我们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中走得更快些,如果我们在10年或20年以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俄国也许还来得及避开它自己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遗憾的是,我们的进展太慢,那些必然使资本主义制度达到临界点的经济后果,目前在我们周围的各个国家只是刚刚开始发展:当英国迅速丧失它在工业上的垄断地位的时候,法国和德国正在接近英国的工业水平,而美国正要不仅在工业品方面,而且在农产品方面把它们统统赶出世界市场。美国实行一种至少是相对的自由贸易政策,无疑会彻底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同时会破坏德国和法国的工业品出口贸易;然后危机就会到来,这就是到世纪末还剩下的一切。而在这期间你们那里的公社却在衰败,我们只能希望我们这里向更好的制度的过渡尽快发生,以挽救——至少是在你们国家一些较边远的地区———那些在这种情况下负有使命实现伟大未来的制度。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

其余的我都同意您的意见:俄国是被资本主义大工业征服的最后一个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所引起的动荡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剧烈。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50万地主和大约8 000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驾着凯旋车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骋。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

永远是您的 珀·怀·罗·

来信请寄给考茨基夫人,而不要寄给罗舍夫人。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编者注

(2) 参看恩格斯1891年10月29—31日、1892年3月15日、6月18日和9 月22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编者注

94.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

柏 林

1893年7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梅林先生:

直到今天我才有机会感谢您惠寄的《莱辛传奇》(1)。我不想仅仅是正式通知您书已经收到,还想同时谈谈这本书本身——它的内容,因此就拖延下来了。

我从末尾,即从《论历史唯物主义》这篇附录(2)谈起。在这里主要的东西您都论述得很出色,对每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都是有说服力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异议,那就是您加在我身上的功绩大于应该属于我的,即使我把我经过一定时间也许会独立发现的一切都计算在内也是如此,但是这一切都已经由眼光更锐利、眼界更开阔的马克思早得多地发现了。如果一个人能有幸和马克思这样的人一起工作40年之久,那么他在后者在世时通常是得不到他以为应当得到的承认的;后来,伟大的人物逝世了,那个平凡的人就很容易得到过高的评价——在我看来,现在我的处境正好是这样。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到那时那个人已经幸运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

此外,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3)。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或者从他自己的思维中,或者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一切行动既然都以思维为中介,最终似乎都以思维为基础。

历史方面的意识形态家(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本领域或其他领域的外部事实对这种发展可能共同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又被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而这种思维仿佛顺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顽强的事实。

正是国家制度、法的体系、各个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历史这种外观,首先迷惑了大多数人。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么,这仍然是神学、哲学、政治学内部的一个过程,它表现为这些思维领域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完全不越出思维领域。而自从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甚至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做纯粹的思想胜利;不是被看做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做对始终普遍存在的实际条件最终达到的真正理解。如果狮心理查和菲力浦—奥古斯特实行了自由贸易,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征讨,那我们就可以避免500年的贫穷和愚昧。

对问题的这一方面(我在这里只能稍微谈谈),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不应有的疏忽。这是一个老问题:起初总是为了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也这样做过,而且我总是在事后才发现错误。因此,我不仅根本不想为此对您提出任何责备——我在您之前就在这方面有过错,我甚至没有权利这样做———,相反,我只是想让您今后注意这一点。

与此有关的还有意识形态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做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们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例如在您的书中第475页上巴尔特讲到教士等级和宗教的地方,就是如此。我很高兴您收拾了这个平庸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家伙。而他们还让这个人在莱比锡当历史教授呢!那里曾经有个老瓦克斯穆特,这个人头脑也很平庸,但对事实很敏感,完全是另一种人!

此外,关于这本书,我只能再重复一下那些文章在《新时代》131上发表(4)时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讲过的话:这是现有的对普鲁士国家形成过程的最好的论述,我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出色的论述,对大多数事情,甚至各个细节,都正确地揭示出相互联系。令人遗憾的只是您未能把直到俾斯麦为止的全部进一步发展也包括进去,我不由地希望您下一次会做到这一点,连贯地描绘出自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到老威廉(5)为止的整个情景。您已经做过准备性的研究工作,至少在主要问题上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而在破马车散架以前这件事无论如何是必须做好的。打破保皇爱国主义的神话,这即使不是铲除掩盖着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度(因为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在德国还没有产生出来就已经过时了)的必要前提,也毕竟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有效的杠杆之一。

这样您就会有更多的余地和机会把普鲁士的地方史当做全德苦难的一部分描绘出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在某些地方不同意您的意见,不同意您对德国的割据局面和16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先决条件的见解。如果我有机会重新改写我的《农民战争》(6)的历史导言(希望这能在今年冬季实现),那么我就能在那里阐述有关的各点。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您列举的各种先决条件不正确,但是除此之外我还要提出其他一些,并加以稍许不同的分类。

在研究德国历史(它完全是一部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来作比较,才可以得出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那里是封建国家的各个分散的成员组成一个民族国家,我们这里恰好是处于最严重的衰落时期。那里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贯穿着罕见的客观逻辑,我们这里则表现出不可救药的,而且越来越不可救药的紊乱。在那里,在中世纪,英国征服者是外国干涉的代表,帮助普罗旺斯族反对北法兰西族。对英国人的战争可说是三十年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是外国干涉者被驱逐出去和南部被北部制服。随后是中央政权同依靠国外领地、起着勃兰登堡—普鲁士所起作用的勃艮第藩国的斗争,但是这一斗争的结果是中央政权获得胜利和民族国家最后形成。在我们这里,当时恰好是民族国家彻底瓦解(如果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德意志王国”可以称为民族国家的话),德国领土开始大规模被掠夺。这对德国人来说是极其令人羞愧的对照,但是正因为如此就更有教益,自从我们的工人重又使德国站在历史运动的前列以来,我们对过去的耻辱就稍微容易忍受了。

德国的发展还有一点是极其特殊的,这就是:最终共同瓜分了整个德国的两个帝国组成部分,都不纯粹是德意志的,而是在被征服的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的殖民地:奥地利是巴伐利亚的殖民地,勃兰登堡是萨克森的殖民地;它们之所以在德国内部取得了政权,仅仅是因为它们依靠了国外的、非德意志的领地:奥地利依靠了匈牙利(更不用说波希米亚了),勃兰登堡依靠了普鲁士。在最受威胁的西部边境上,这类事情是根本没有的,在北部边境上,保护德国不受丹麦人侵犯一事是让丹麦人自己去做的,而南部则很少需要保卫,甚至国境保卫者瑞士人自己就能从德国分立出去!

我已经天南地北地扯得太远了;让这些空话至少给您作个证据,证明您的著作使我多么兴奋吧。

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和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1)弗·梅林《莱辛传奇》1893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2) 弗·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附录收入《莱辛传奇》1893年版。———编者注

(3)指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1890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4) 弗·梅林《莱辛传奇》1892年1—6月在《新时代》杂志上连载。———编者注

(5)威廉一世。———编者注

(6)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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