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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892年

88.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1892年6月18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感谢您3月24日、4月30日和5月18日的很有意思的来信,很抱歉,我没有早日复信。我忙得很,连一分钟也抽不出来去整理第三卷(1),但愿下周能继续这项工作。

我想,无论对于表明你们国家目前经济状况的那些事实,还是对于这些事实的意义,实际上我和您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看来,只是您把我最近一封信(2)中的一些讽刺话,尤其是我关于各种事物最终都将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说法,看得太认真了。历史上确实没有一件事实不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但这毕竟是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你们国家当前的经济变革可能也是这样。

我特别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去年的歉收(用官方语言来说)并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现象,而是克里木战争结束以后俄国整个发展的必然后果,是从公社农业和宗法式家庭工业向现代工业过渡的结果;在我看来,这一变革最终必将危及公社的存在,并把资本主义制度扩展到农业方面去。

从您的来信可以断定,对于这些事实本身,您是同意我的看法的;至于我们是否喜欢这些事实,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些事实照样要继续存在下去。而我们越是能够摆脱个人的好恶,就越能更好地判断这些事实本身及其后果。

毋庸置疑,当前俄国现代“大工业”的迅猛增长是由人为的手段——禁止性关税、国家补贴等等引起的。从柯尔培尔时起就已实行禁止性关税制度的法国,以及西班牙、意大利都是这样,甚至德国从1878年起也是这样。尽管德国在1878年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时,几乎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当时这样做是为了使资本家能够迫使国内消费者按高价购买商品,以便他们能够按低于成本价格的价格在国外推销同样的商品。美国为了缩短其企业家尚不能按照同等条件与英国竞争的时间,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美国、法国、德国,甚至奥地利势必将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上成功地对付英国的竞争,至少在某些重要商品方面是这样,对此我是没有怀疑的。而现在法国、美国和德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打破了英国的工业垄断,对这一点我们这里感觉特别明显。俄国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呢?对此我是怀疑的,因为俄国和意大利一样,在最适合发展工业的地区却不产煤,此外,正如您在3月12(24)日来信中所明确指出的,俄国还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

不过,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1890年,俄国作为出口粮食并以此换回外国工业品的纯粹农业国,能够存在下去并保持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吗?我想,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不能。一个在世界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拥有一亿人口的民族,在现在的经济和工业情况下,不可能继续停留在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以前的那种发展阶段。采用蒸汽机和工作机,试用现代生产资料来制造纺织品和金属品(至少是为了国内的需要),或迟或早,想必已经实现了,无论如何是在1856—188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实现的。如果没有实现,你们国家的宗法式家庭工业也就会被英国机器的竞争所破坏,结果就会成为印度,成为一个在经济上受世界大工厂英国支配的国家。可是,连印度也通过保护关税来抵制英国棉织品,而不列颠的其他殖民地也是一获得自治,就立即保护本国的工业,抵制宗主国的压倒优势的竞争。代表英国利益的著作家不能理解:为什么全世界都拒绝学习他们的自由贸易的榜样,而去实行保护关税。他们当然不敢正视这样一种情况:目前几乎普遍实行的这种保护关税制度,正是对付使英国的工业垄断达到顶峰的这同一个英国自由贸易的自卫手段,这种手段或多或少是明智的,而在某些场合下是绝对愚蠢的。(例如对德国来说就是愚蠢的,德国由于实行自由贸易已经成了一个大工业国,而它现在把保护关税推行到农产品和原料方面,这就提高了工业生产的费用!)我认为,这种普遍倒退到保护关税的做法不是一种简单的偶然现象,而是对英国那种令人不能忍受的工业垄断的反应。这种反应的形式,正如我说过的,也许是不适当的,甚至是很糟糕的,但是,这种反应的历史必然性,我觉得是显而易见的。

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这一任务;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俄国实现工业革命的手段,是不是最适宜的手段,是另一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会使我们离题太远。只要我能证明这一工业革命本身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关于这种惊人的经济变化必然带来的一些现象,你说的完全正确,不过所有已经或者正在经历这种过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地力耗损——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干涸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因为给各大河流提供水源的地带是平原,没有像为莱茵河、多瑙河、罗讷河及波河提供水源的阿尔卑斯山那样的积雪。农业旧有条件遭到破坏,向大农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逐渐过渡——这些都是在英国和德国东部已经完成了的而在其他地方正在普遍进行着的过程。在我看来,很明显,“俄国的大工业必将扼杀农业公社”,除非发生其他有助于保留这种公社的巨大变化。问题是,俄国的社会舆论是否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以至于能使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嫁接在公社上面,同时又能对公社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组织这种现代生产和变这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为社会主义形式的适当而又有利的工具?您会同意,哪怕只是去设想这样一种变化,你们国家的社会舆论首先就要有一个巨大的进步。在资本主义生产连同这次危机的后果使公社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之前,是否会发生这种变化呢?我丝毫也不怀疑,在许多地方,公社在1861年受到打击以后,已经恢复过来了(像瓦·沃·描写的那样)。但是,工业变革、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家庭工业的破坏、公社对牧场及森林的无权地位、农民的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演变以及富农与恶霸的财富和权力的增长等等,对公社的打击连续不断,而公社是否能经受住这些打击呢?

另外,我还要感谢您盛情地给我寄来了几本书,特别是卡布鲁柯夫和卡雷舍夫写的书(3)。我现在非常忙,六个月以来不管是哪一种文字的书一本也没有看完;我要把您寄来的书留到8月间休假时再看。您信中谈到的关于卡布鲁柯夫的那些话,据我判断,看来是完全正确的,虽然他这本书我还没有看完。既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租地的农业工人,一年当中只是在一定时间能找到工作;如果他们只是靠这段工作得到报酬,那么,在整个失业期间他们就要挨饿,除非他们在这期间找到其他的工作。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剥夺了农业工人找到这类工作的任何希望。在西欧和中欧,这些困难在可能的限度内是这样解决的:(1)资本家农场主或土地所有者在自己的农场整年要留下一部分工人,尽可能让他们食用农场生产的东西,以便尽量少付现金。这个办法在德国东北部用得很普遍,而在英国却采用得较少,尽管在这里的气候条件下,冬季也有许多农活可干。此外,在资本主义农场中,即使冬天也经常有许多农活。(2)所有为维持农业工人冬季生活所需要的(只是为着维持生活所需要的)东西,通常通过妇女和儿童在新的家庭工业部门的劳动来取得(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8节(4))。英国南部和西部的情况就是这样,在爱尔兰和德国,对小农也是这样。当然,在发生这种演变时,农业和宗法式家庭工业分离的致命后果就会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目前你们国家的情况也正是这样。

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因此我不能再详谈您5月18日的来信。不过我觉得,您在那封信里援引的事实也证明了农民的破产和至少在一个时期内的地力耗损。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即这两个过程正在加速进行着。如果现在的制度继续存在下去,必然使地主和农民遭到破产并产生一个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但是,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担心《财政通报》不会对它加以认真研究。这就是国家财政的状况。最近在巴黎发行的公债(1891年)本想筹集2 000万英镑。这笔公债的认购数字超过了好几倍;但是这里有消息说,实际上只收到了1 200万,其余800万并未进入彼得堡的国库。既然法国在喀琅施塔得之后竟发生这样的事,那么,进行下一次公债谈判时,情况又会怎样呢?在歉收迫使国库作出重大牺牲以后,能否长期不再向外借债呢?威士涅格拉茨基会不会成为卡龙,在他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个内克呢?

忠实于您的 珀·怀·罗舍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编者注

(2)恩格斯1892年3月15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编者注

(3)尼·卡布鲁柯夫《农业工人问题》1884年莫斯科版;尼·卡雷舍夫《农民非份地的租佃》1892年杰尔普特版。———编者注

(4)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36—540页。———编者注

89.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博 肯

1892年12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在这里,在古老的欧洲,比你们那个还没有很好地摆脱少年时代的“年轻的”国家,倒是更活跃一些。在这样一个从未经历过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在资产阶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年轻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偏见在工人阶级中也那样根深蒂固,这是令人惊奇的,然而也是十分自然的。美国工人正是由于反抗还披着封建外衣的宗主国,便以为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天然就是,而且任何时候都是先进的、优越的、无与伦比的。这同新英格兰的情况完全一样,在那里,清教主义这一整个殖民地产生的根源,也正因为如此而变成了传统的遗产,并且同它的地方观念几乎不能分开。无论美国人如何抗争和坚持,也不能把他们那个确实宏伟的未来像票据一样贴现,他们必须等到支付日期;正因为未来是如此远大,他们现在主要的是要为这个未来做准备;而这种准备正如在每一个年轻的国家里那样,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它会造成人们思想上某种程度的落后,使人们留恋同新民族的形成相联系的传统。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这些可恶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马克思总是这样称呼他们———本来就脑筋迟钝,而他们在欧洲和美洲的历史(经济上的成就和政治上的主要是和平的发展),使他们的这一特点更加突出。在这里,只有发生重大事变,才能有所帮助;国有土地已经差不多完全转为私人占有,如果现在还能在不太狂暴的关税政策下扩展工业,并夺取国外市场,那么,你们那里的事情也就好办了。阶级斗争在英国这里也是在大工业的发展时期比较激烈,而恰好是在英国工业无可争辩地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沉寂下去的。在德国,1850年以来的大工业的发展也是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同时出现的,美国的情况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

此外,美国人早就向欧洲世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法国人通过巴拿马丑闻也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领悟这个道理,那里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早就懂得了这一点,并且不声不响地付诸实践。而那些立宪君主国也无法以品行端正自诩,它们个个都有自己的小巴拿马:英国有建筑协会丑闻,其中有一个“解放者协会”,把一大批小存户从大约800万英镑的存款中彻底“解放了”;德国有巴雷丑闻和勒韦的犹太枪丑闻(这证明,普鲁士军官仍在偷窃,不过是零星地干——这是他们唯一有节制的表现);意大利有罗马银行丑闻,它几乎已经可以和巴拿马丑闻媲美了,这家银行收买了约150名众议员和参议员;我听说,关于这件事的文件不久将在瑞士发表。施留特尔应该注意报纸上有关罗马银行丑闻的一切消息。而在神圣的俄罗斯,有古老俄罗斯公爵称号的美舍尔斯基,由于俄国对揭发出的巴拿马丑闻无动于衷而大动肝火,他认为这只能说明俄国的道德已经被法国的榜样败坏了,而且“我们自己家里不止有一个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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