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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890年

78.恩格斯致保尔·恩斯特

柏 林

[草稿]

1890年6月5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至于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我首先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如果巴尔先生认为他抓住了您的这种错误,我看他是有点道理的。

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入小市民阶层的范畴,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在这个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事实横亘在您的面前。

第一,当对拿破仑的胜利在整个欧洲成了反动派对革命的胜利的时候,当革命还仅仅在自己的法兰西祖国引起这样多的恐惧,使从国外返回的正统王朝不得不颁布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法的时候,挪威已经找到机会争得一个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个宪法都要民主得多的宪法。

第二,挪威在最近20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些人无论是不是小市民,他们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人所创作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给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

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使我们有必要对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特性作一定程度的研究。

在这里,您也许会发现一个极其重大的区别。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和遏制了的发展的产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迅猛发展。后来,当德国再次被卷入历史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小市民阶层仍然保留着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十分顽强,在我国的工人阶级最后打破这种狭窄的框框以前,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德国典型,也给德国的所有其他社会阶级或多或少地打上它的烙印。德国工人“没有祖国”,这一点正是最强烈地表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摆脱了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狭隘性。

可见,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状态,而是一幅夸张到了极点的漫画,是一种退化,正如波兰的犹太人是犹太人的漫画一样。英法等国的小资产者和德国的小资产者决不是处于同一水平的。

而在挪威,掺杂着少量中等资产阶级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大致和17世纪时英法两国的情形一样),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的社会状态。在挪威,谈不上由于伟大运动的失败和三十年战争而被迫退回到过时的状态中去。这个国家由于它的闭塞和自然条件而落后,可是,它的状况是完全适合它的生产条件的,因而是正常的。只是直到最近,这个国家才零散地出现了一点点大工业,可是在那里并没有资本积聚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交易所,此外,海外贸易的猛烈扩展也正好产生了保守的影响。因为在其他各地轮船都在排挤帆船的时候,挪威却在大规模地扩大帆船航运,它所拥有的帆船队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疑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而这些船只大部分都为中小船主所有,就像1720年前后的英国那样。但是这样一来,旧有的停滞状态毕竟开始运动了,这种运动也表现在文学的繁荣上。

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卡斯蒂利亚的情形也类似)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在这种情况下,与堕落的德国小市民相比,他们是真正的人。同样,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与德国的小市民妇女相比也不知要好多少倍。就拿易卜生的戏剧来说,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虽然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与德国相比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精神,并且独立地行动,尽管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因此,在我对这类东西作出判断以前,我宁愿先把它们彻底了解清楚……

79.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柏 林

1890年8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米特:

……我在维也纳的《德意志言论》杂志上看到了莫里茨·维尔特这只不祥之鸟所写的关于保尔·巴尔特著作(1)的评论(2),这个评论使我也对该书本身产生了不良的印象。我想看看这本书,但是我应当说,如果莫里茨这家伙正确地引用了巴尔特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存在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那么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了。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么,他就决不可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但是,我已经说过,这全是第二手的东西,而莫里茨这家伙是一个危险的朋友。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做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用其他方式。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一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而合理的想法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趋向。可是,在整个辩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内容的。

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人们出大力,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那时就可能有一个巴尔特冒出来,并攻击在他那一圈人中间确实已经退化为套语的东西本身。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会好转的。我们在德国现在已经非常强大,足以经得起许多变故。反社会党人法给予我们一种极大的好处,那就是它使我们摆脱了那些染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德国大学生的纠缠。现在我们已经非常强大,足以消化掉这些重又趾高气扬的德国大学生。您自己确实已经做出些成绩,您一定会注意到,在依附于党的青年著作家中间,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还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呢!在这里,新闻工作者的自命不凡必定支配一切,不过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先生们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那就是犯罪!……

(1) 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1890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2) 莫·维尔特《现代德国对黑格尔的侮辱和迫害》,载于1890年《德意志言论》第10年卷。———编者注

80.恩格斯致奥托·冯·伯尼克

布雷斯劳

1890年8月21日于多佛尔附近的福克斯通

奥托·伯尼克先生

布雷斯劳

尊敬的先生:

对于您的问题,我只能给予简短而概略的回答,否则,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我就得写一篇论文。

一、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我国工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已经由他们的许多个生产和分配合作社所证明,在那些没有遭到警察蓄意破坏的地方,这种合作社同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样好,而且廉洁得多。我国工人在反对反社会党人法的胜利斗争中出色地证明了自己政治上的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您还谈论德国群众的无知,我是难以理解的。我觉得,我国所谓有教养的人那种好为人师的狂妄自大倒是更严重得多的障碍。当然,我们还缺乏技术员、农艺师、工程师、化学家、建筑师等等,但是在万不得已时我们也能像资本家所做的那样收买这些人,如果再对几个叛徒———在这伙人中间一定会有叛徒的——给以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那么他们就会懂得,就是为自己的利害着想,也不能再盗窃我们的东西了。但是除了这些专家(我把教员也包括在内)以外,我们没有其他“有教养的人”也是完全过得去的,而且,比方说,目前著作家和大学生大量涌进党内,如果不把这些先生们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带来种种的危害。

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大庄园,可以在必要的技术指导下毫不费力地租给目前的短工或雇农集体耕种。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出一些乱子,那么应由容克先生们负责,这些先生们无视所有现存的学校法,把人们弄得如此野蛮。

小农和那些咄咄逼人的聪明绝顶的有教养的人,是最大的障碍,这些有教养的人对一件事情越是不懂,就越要装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

总之,一旦我们掌握了政权,只要在群众中有足够的拥护者,大工业以及大庄园式的大农业是可以很快地实现社会化的。其余的也将或快或慢地随之实现。而有了大生产,我们就能左右一切。

您谈到缺乏一致的认识。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缺乏认识的是那些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他们甚至想象不到,他们还应当向工人学习何等多的东西。

二、马克思夫人是特里尔政府枢密顾问冯·威斯特华伦的女儿和曼托伊费尔内阁的反动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

致以敬意。

您的 弗·恩格斯

81.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1890年8月27日于福克斯通贝尔维尤旅馆

亲爱的拉法格:

……德国党内发生了大学生骚动。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著作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在种类繁多的新报纸的编辑部中占据了大部分位置;他们习惯性地把资产阶级大学当做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证甚至将军证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这些老兄的无能只能同他们的狂妄相比拟,他们在柏林的新党员中找到了支持。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这些特有的柏林习气,现在一下子似乎又都冒了出来;这就是大学生先生们的合唱……

82.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

柯尼斯堡

1890年9月21[—22]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决定的,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的(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勃兰登堡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事件,并因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这种关系在奥地利王室权力的形成过程中也起过决定性的作用)。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语音变的起源,那么,很难不闹出笑话来。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另外,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在马克思所写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一篇不是贯穿着这个理论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出色的例子。《资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再者,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2)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3),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不能不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

(1)见本选集第1卷。———编者注

(2)恩格斯《反杜林论》,见本选集第3卷。———编者注

(3)见本卷。———编者注

83.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柏 林

1890年10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米特:

我现在刚刚抽出空来给您写回信。我认为,如果您接受《苏黎世邮报》的聘请,那您做得很对。在那里,您总可以在经济方面学到一些东西,特别是如果您注意到,苏黎世毕竟只是第三等的货币和投机市场,因而在那里得到的印象都是由于双重和三重的反映而被削弱或者被故意歪曲了的。但是您会在实践中熟悉全部机制,并且不得不注意来自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维也纳的第一手交易所行情报告,这样,您就会看到反映为货币和证券市场的世界市场。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的眼睛中的反映完全一样,它们都通过聚光透镜,因而表现为倒立的影像——头足倒置。只是缺少一个使它们在观念中又正过来的神经器官。货币市场的人所看到的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好只是货币和证券市场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们看来结果就变成了原因。这种情况我早在40年代就在曼彻斯特看到过:伦敦的交易所行情报告对于认识工业的发展进程及其周期性的起落是绝对无用的,因为这些先生们想用货币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而这种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些征兆。当时的问题是有人要否认工业危机来源于暂时的生产过剩,所以问题还有让人们趋向于进行曲解这一方面。现在,至少对我们来说这一点已经永远消失,而且事实的确是这样:货币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这里还需要弄清和研究一些问题,特别是要考虑到最近20年的历史。

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局部劳动过程也都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本来的生产而独立起来,它就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对生产运动起反作用。美洲的发现是先前就已经驱使葡萄牙人到非洲去的那种黄金欲所促成的(参看泽特贝尔《贵金属的生产》(1)),因为14世纪和15世纪蓬勃发展的欧洲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贸易,要求有更多的交换手段,这是德国———1450—1550年的白银大国——所提供不出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1500—1800年间侵占印度,目的是要从印度输入,谁也没有想到要向那里输出。但是这些纯粹由贸易利益促成的发现和侵略,终归还是对工业起了极大的反作用:只是由于有向这些国家输出的需要,才创立和发展了大工业。

货币市场也是如此。货币贸易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并在这一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规律和独特阶段。此外,货币贸易在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到证券贸易,这些证券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货币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货币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货币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金融家是铁路、矿山、钢铁厂等的所有者。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它们的经营时而应当适合于直接生产的利益,时而应当适合于股东(就他们同时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北美的铁路。这些铁路的经营完全取决于杰·古尔德、万德比尔特这样一些人当前的交易所业务———这种业务同某条特定的铁路及其作为交通工具来经营的利益是完全不相干的。甚至在英国这里我们也看到过各个铁路公司为了划分地盘而进行的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斗争,这种斗争耗费了巨额资金,它并不是为了生产和运输的利益,而完全是由于竞争造成的,这种竞争往往只有一个目的,即让握有股票的金融家便于经营交易所业务。

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货币贸易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问题最容易理解。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像在商品贸易中和后来在货币贸易中发生的那种情形: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正如在货币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反映出,而且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正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上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此外,还有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从前在一定条件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被毁灭。现在,这种情况多半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间是如此:从长远看,战败者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有时比胜利者更多。

法也与此相似:产生了职业法学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领域,这个领域虽然一般地依赖于生产和贸易,但是它仍然具有对这两个领域起反作用的特殊能力。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越是不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否则就违反了“法的概念”),这种现象就越常见。1792—1796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底的法的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中被歪曲了,而就它在这个法典中的体现来说,它必定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力量而每天遭到各种削弱。但是这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纂一切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这样,“法的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的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一再突破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的原则,同样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映。这种反映是在活动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的,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头足倒置了。而这种颠倒——在它没有被认识的时候构成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继承法的基础是经济的。尽管如此,也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对经济起着很大的反作用,因为二者都影响财产的分配。

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它们都有一种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今天不免要称之为愚昧。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性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多半只是在消极意义上以经济为基础;史前时期低水平的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越来越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状态的愚昧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科学的历史,就是逐渐消除这种愚昧的历史,或者说,是用新的、但越来越不荒唐的愚昧取而代之的历史。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并且认为自己是致力于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例如在哲学上,拿资产阶级时期来说这种情形是最容易证明的。霍布斯是第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18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专制君主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期,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英国自然神论者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始终显现着德国庸人的面孔———有时积极地,有时消极地。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发生在各个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规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关于宗教,我在论费尔巴哈(2)的最后一章里已经把最必要的东西说过了。

因此,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需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3),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一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4),那里表明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也可以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5)。再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来评论这本书(6)了。首先必须出版第三卷(7),而且我相信,例如伯恩施坦也能把这件事情很好地完成。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

(1)阿·泽特贝尔《从发现美洲到现在的贵金属的生产和金银比值》1879年哥达版。———编者注

(2)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本卷。———编者注

(3)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本选集第1卷。———编者注

(4)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7—350页。———编者注

(5)同上,第820—875页。———编者注

(6) 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1890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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