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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888年

76.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

伦 敦

[草稿]

[1888年4月初于伦敦]

尊敬的哈克奈斯女士:

多谢您通过维泽泰利出版公司把您的《城市姑娘》转给我。我无比愉快地和急切地读完了它。的确,正像我的朋友、您这本书的译者艾希霍夫所说的,它是一件小小的艺术品。他还说——您听了一定会满意的———,他几乎不得不逐字逐句地翻译,因为任何省略或试图改动都只能损害原作的价值。

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表现在您敢于冒犯傲慢的体面人物而对救世军所作的处理上,这些体面人物也许从您的小说里才第一次知道救世军为什么竟对人民群众产生这样大的影响;而且还主要表现在您把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作为全书的中心时所使用的朴实无华的手法。平庸的作家会觉得需要用一大堆矫揉造作和修饰来掩盖这种他们认为是平凡的情节,然而他们终究还是逃脱不了被人看穿的命运。您觉得您有把握叙述一个老故事,因为您能够如实地叙述它,使它变成一个新故事。

您对阿瑟·格兰特先生的刻画十分出色。

如果我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够现实主义。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无力自助,甚至没有试图作出自助的努力。想使他们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说这种描写在1800年前后或1810年前后,即在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时代是恰如其分的,那么,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看来,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的了。工人阶级对压迫他们的周围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令人震撼的努力,不管是半自觉的或是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

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性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决不是这个意思。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无比精彩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腐蚀;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情况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为了金钱或衣着而给自己丈夫戴绿帽子的资产阶级妇女。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编了一部完整的法国社会的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衰落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寄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起来的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唯一的一批人,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大的特点之一。

为了替您辩解,我必须承认,在文明世界里,任何地方的工人群众都不像伦敦东头(1)的工人群众那样不积极地反抗,那样消极地屈服于命运,那样迟钝。而且我怎么能知道:您是否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这一次先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面,而在另一本书中再描写积极面呢?

(1)伦敦东头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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