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当前位置:博库网首页 > 电子书专题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 第59章

5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882年

51.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2年1月25—31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关于德国“领袖”中的情况的报道,使我们很感兴趣。我从来不讳言:在我看来,德国的群众要比领袖先生们好得多,特别是在党由于报刊和宣传而变成了为这些领袖提供黄油的奶牛,而俾斯麦和资产阶级却突然宰了这头奶牛之后,情况就更是这样了。上千人因此一下子被剥夺了生存条件,他们没有被直接置于革命者的处境中即没有被放逐到国外去,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否则,许多现在垂头丧气的人都会转到莫斯特的营垒里去,或者无论如何会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是过于温和了。这些人大部分都留在德国,而且必须这样做;他们大部分都去了相当反动的地方,受到社会排斥,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依靠庸人,因而大多数人也被庸俗习气所侵蚀。他们的一切希望很快都集中在废除反社会党人法上面来了。在庸俗习气的压抑下,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确实荒唐的幻想,以为只要温顺就可以达到目的,这是毫不足怪的。对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日常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狭隘琐碎,甚至在大城市中也存在的小城市风气,在同警察和官僚进行斗争时总要遇到的小小的但是层出不穷的刁难——这一切把人弄得精疲力竭,而不是激发人起来反抗;于是,在这个“大育儿所”(1)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以致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至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上万的这种人都具有的。

但是,无论这种用“客观的”过分聪明来掩盖自己缺乏判断力和抵抗力的倾向是怎样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我们还是必须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在这里,工人群众本身是最好的支点。在德国,只有他们是生活在比较现代的条件下,他们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不幸都是资本的压迫所造成的;德国的其他一切斗争,无论是社会斗争或政治斗争,都是琐碎的和微不足道的,都是围绕着一些在别的地方早已解决了的琐碎的事情打转,而工人的斗争是唯一伟大的、唯一站在时代高度的、唯一不使战士软弱无力而是不断加强他们的力量的斗争……

(1)见海涅诗集《时事诗》中《安心》一诗。———编者注

52.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维 也 纳

1882年9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和资产者对它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只有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激进派,工人十分安然地分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依我看,真正的殖民地,即欧洲移民占据的土地——加拿大、好望角和澳大利亚,都会独立的;相反地,那些只是被征服的、由土著人居住的土地———印度、阿尔及利亚以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属地,无产阶级不得不暂时接过来,并且尽快地引导它们走向独立。这一过程究竟怎样展开,还很难说。印度也许会,甚至很可能会闹革命,既然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不能进行殖民战争,那就必须容许它这样做,那时自然不会没有种种破坏,但是,这类事情恰恰是任何革命都免不了的。在其他地方,如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也可能发生同样情况,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我们在自己家里将有足够的工作要做。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做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完全自动地跟着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当然,这决不排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

埃及的事件是俄国外交制造的。让格莱斯顿侵占埃及(埃及还远未落入他的手中,他即使能得到埃及,也远不能守住),以便俄国占据亚美尼亚,按照格莱斯顿的说法,这样做又可以把一个基督教国家从伊斯兰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这件事上其余的一切都是幌子、托词、借口。这种企图是否会得逞,很快就会见分晓。

热情问好。

您的 弗·恩·

53.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2年10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早就想写信告诉您法国的情况,但是一直到现在才动笔。也好,这样倒可以一举两得了。

(1)圣艾蒂安。尽管有比利时人的好意劝告,不可避免的事还是发生了,互不相容的因素已经分开。这是一件好事。起初,在工人党创立的时候,必须容许所有接受纲领的人参加到党里来;如果他们在接受纲领的时候暗地里还有保留,这在以后是一定会表现出来的。在这里我们从来没有被马隆和布鲁斯所迷惑。他们两人都是在巴枯宁的阴谋学校里培养出来的;马隆甚至是建立巴枯宁的秘密“同盟”的共谋者(他是17个创始人之一)。但是,毕竟还应当给他们一个机会来表明,他们是否连同巴枯宁的理论一起放弃了巴枯宁的实践。事情的进程表明,他们接受了纲领(同时歪曲了它,马隆给它加进了许多坏的东西),不过暗中却想推翻纲领。在兰斯和巴黎开始的事情,在圣艾蒂安完成了。纲领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1880年的共产主义的导言,已经被1866年国际章程的导言所代替,而1866年的国际章程之所以不得不那么一般地表述,正是因为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非常落后,而又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纲领的正面要求都被取消了,因为每个地方组织有权为了任何一种它们随意设定的特殊目的制定自己特有的纲领。这个所谓的圣艾蒂安党,不仅不是工人党,而且根本不是一个党,因为它实际上没有任何纲领:它至多只是一个马隆—布鲁斯派。这两个人能够对旧纲领提出的最严厉的责难,就是这个纲领推出去的人比吸收进来的人还多。这一点现在已可以补救:蒲鲁东主义者和激进派再也没有理由留在党外了,而如果事情照马隆这一帮人所希望的那样发展,那么福尔马尔所抱怨的“革命稀粥”就会成为法国无产阶级的正式说法。

在所有的罗曼语国家中(可能还有其他地方),对待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证向来是很宽松的。这些代表资格证很多都是见不得阳光的。当这种事情还没有做得太过分的时候,当这还只涉及次要问题的时候,其危害性还不那么大。但是巴枯宁主义者把这种做法变成了常规(最初是在汝拉),他们一贯地伪造代表资格证,企图用这种办法来窃取领导地位。现在在圣艾蒂安就是这样。在筹备代表大会的时候,完全使用了巴枯宁的一整套旧策略,不惜采取撒谎、诽谤、搞阴谋诡计等一切手段。只有在这方面布鲁斯才是能手。但是这些人忘记了,这在小的支部里和在汝拉这样小的地区能够获得成功,而在一个大国的真正的工人党内则必然要使那些干这种事情和耍这种手腕的人遭到毁灭。圣艾蒂安的表面的胜利不会长久保持下去,马隆和布鲁斯很快就会彻底完蛋。

看来,一个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德国党就是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斗争中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在这种斗争中连吵架本身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是在被拉萨尔特意豢养起来充当其工具的一帮恶棍垮下来以后,合并才有可能,即便在那时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去争取合并也是过于匆忙了。在法国,有些人虽然抛弃了巴枯宁的理论,却继续运用巴枯宁的斗争手段,同时还想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而牺牲运动的阶级性质,这些人也必须先垮下来,然后重谈合并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合并就是十足的愚蠢。道德说教对于反对目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是没有帮助的。

此外,甚至罗阿讷派也很需要经常的尖锐的批评。他们常常醉心于革命的词句和软弱无力的行动要求……

54.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 比 锡

1882年10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终于可以给你写信了。马克思又在这里住了约三个星期,他后天要去怀特岛,因此我一直没法安静地做点事。

福尔马尔的两篇文章,我非常喜欢的是第一篇,因为它给了“右翼”先生们的哀怨以应有的回击,这些先生们甚至不惜接受那些对党来说要比反社会党人法本身还要坏的条件,来争取废除反社会党人法,这无非是想借此重新筹办像《审判报》之类的报纸,以便回到旧日的写作方面的“埃及的肉锅”。我认为,向这些先生们——文章就是针对他们的———指出下面的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即:如果反社会党人法被自愿废除,就很容易出现使党的处境更加恶化的条件;应当强调指出,靠屈膝乞求的办法我们是很难摆脱反社会党人法的。

其实,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也是纯理论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法律将会被那些导致革命而且不久就会到来的事件一扫而光。

第二篇文章我相当匆忙地看了一遍,当时有两三个人一直在旁边谈话,否则我就会从作者对革命的看法看出法国的影响,同时大概也就认清了我们的福尔马尔。你在这方面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反动的一帮”这种说法终于在长久期待之后被实现了。这边是所有的正式党派纠合在一起,那边是我们社会主义者组成严整的队伍;一场大决战,一举获得全线胜利。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恰好相反,实际上,正如你也指出过的,革命是在绝大多数人民和正式党派联合起来反对因此而遭到孤立的政府并要推翻它的时候开始的;而且只有在那些还能继续存在下来的正式党派在相互斗争中一个促使一个和一个接着一个地垮台以后,只有在这以后,才会出现福尔马尔所谈的彻底分裂,与此同时,我们取得统治权的时机也就来临了。假如我们和福尔马尔一起立刻从革命的最后一举开始革命,那对我们将是非常不利的。

末尾论及新策略的那一段话,我当时没有怎么重视,——无论如何,要是对照一下刑法典,就可以在这里发现许多能使人坐牢的东西。但是,如果有人偶尔向这方面偏了,那也不是了不得的事,因为偏向另一方面的人也不少。如果说我把这一点看得太轻了,那么我认为你则看得太重了。你看看菲勒克在《南德意志邮报》上那种兴高采烈的样子,就可以知道,右翼在怎样想方设法利用你的反驳。我不认为我们在德国的同志会由于福尔马尔的文章就真的立即接受他的说法。不过,对他要求宣布“我们要秘密组织起来”这一点,应当断然拒绝。

我焦急地等待关于俾斯麦的材料,但是现在你们两人(1)正在坐牢,我大概得再等一些时候。不过,如果我那时要埋头于另外的、也是我早该动手的长篇文章(2),那我就不能把它中途搁下,而不得不把俾斯麦往后推了(3)。

在法国,早已预料到的分裂发生了。在建立党的时候,盖得和拉法格同马隆和布鲁斯之间的最初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幻想这种合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像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也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做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我希望这封信能在你入狱以前到达你手里。马克思和杜西向你表示衷心的问候。马克思的健康正在完全恢复,如果胸膜炎不再犯,明年秋天他的身体将会比近几年以来都好。如果你在“塔笼”(4)(在伯尔尼的叫法)碰到李卜克内西,请代我们大家问候他。

你的 弗·恩·

(1)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见本选集第3卷。———编者注

(3) 恩格斯曾打算撰文评论俾斯麦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该计划没有实现。参看恩格斯1882年9月13日给爱·伯恩施坦的信。———编者注

(4)指监狱。———编者注

55.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2年1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巴枯宁主义者也完全是这样做的。据拉法格说,可能派只是在蒙马特尔才真正有些势力,并且在那里也组织得很好。

暂时处于少数———在组织上———而有正确的纲领,总比没有纲领而只是表面上拥有一大批虚假的拥护者要强得多。我们一辈子都处于少数,我们觉得这样也非常好。巴黎的组织力量较弱(果真如此,我还远不理解可能派为什么不敢出席罗阿讷派举行的关于两个代表大会的辩论会),这可以通过报刊的影响而两倍三倍地得到弥补。

在这样的情况下,您的巴黎通讯员们怎么会认为圣艾蒂安派是“真正的工人政党”,我真是无法理解。首先,这帮人根本不是什么党,更不是什么工人政党,就像此地的工人一样。他们其实从骨子里就是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正像此地的工人已经完全变成的那样。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他们根本没有工人的纲领。那些为激进派搜罗这类工人投票工具的工人领袖们的行为,在我看来,是直接的背叛……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