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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881年

47.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维 也 纳

1881年2月1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耽搁了很久,终于动手给您写回信。

不过,既然您打算很快就到这里来,对您惠寄给我的那本书写详细的书面评论,看来也许是多余的了,我将有机会和您面谈这一问题,所以这里只稍微谈点意见。

(1)第66页以及后面几页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剩余价值和资本利润之间,除了对可变资本或总资本的百分比计算的差别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实际差别。《反杜林论》第182页上汇总了《资本论》中与此有关的一些重要段落。(1)

(2)即使讲坛社会主义者硬要我们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向他们解答一个谜,即我们用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可能发生的人口过剩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社会制度垮台的危险,那我也决无义务去满足他们的愿望。为这些人解决他们由于自己的混乱的超智慧所产生的一切顾虑和疑问,或者,比如说,哪怕是仅仅反驳一个谢夫莱在他的许多厚书中所写的那一大堆荒谬已极的胡言乱语,我看,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光是修改这些先生们加上引号从《资本论》中摘引的错误引文,大概就可以凑成一大本书。在他们要求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让他们首先学会阅读和抄写吧。

况且,我决不认为这个问题在当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当前刚刚处于形成时期的美国的大规模生产和真正的大农业,生产出堆积如山的生活资料,使我们大有窒息的危险;当前是变革的前夜,这种变革除了其他后果之外,还会使地球上住满居民———您在第169—170页上所谈的,只是很浅地涉及这个问题———,这种变革在欧洲也必然要求大量增加人口。

欧拉的计算法,其价值跟下面这种计算克劳泽的方法完全一样,即假定从公元1年起按复利存放一个克劳泽,则每隔13年增加一倍,那么现在就应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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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登,这是体积超过地球的一大块银子。您在第169页上说美洲的社会关系和欧洲差别不大,这只有在您观察的都是一些沿海的大城市,或者只是这些关系的表面的法律形式的情况下才是对的。广大美洲居民的确生活在非常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条件下。移民源源而来,就能证明这一点。而要使人口增长一倍,仍然需要30年以上。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那么正是这个社会,而且只有这个社会才能无困难地做到这点。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现在法国和下奥地利在自发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那种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和我们一样聪明。

其实,早在1844年我就谈过这个问题(《德法年鉴》第109页):“即使马尔萨斯完全正确,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社会主义)变革,原因是只有这种变革,只有通过这种变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繁殖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有效和最简易的办法。”(2)

暂时告一段落———其余的问题等以后和您面谈。您要到这里来,很好。您是年轻一代中真正想学到点东西的少数人之一,而在无批判的气氛下,现在德国出的一切历史和经济书籍越来越糟,对您来说,摆脱这种气氛将是很有益处的。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1)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78年莱比锡版。参看本选集第3卷第592—593页。———编者注

(2)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本选集第1卷第43页。———编者注

48.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海 牙

1881年2月22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尊敬的同志:

我长时间没有回信,是因为我想在答复您1月6日的来信时附上一份修正表,这些修正也许是您在再版《资本与劳动》时必须做的。由于家务事忙乱以及一些预料不到的工作和其他的干扰,这份表我还没有完成,因此暂且先寄给您这封短信,没有附表,因为我再继续沉默可能会引起您的误会。我认为必须修改的地方都是一些细节;主要的东西,问题的实质,已经讲清楚了。

感谢您的友好的献词;您用这一献词亲自向我们的资产阶级敌人提出了挑战。

《伟人传》的作者(1)是一个学校视察员之类的人,他曾写信请我把我的传记材料寄给他;此外,他还让他的出版者找我的妹夫尤塔,要尤塔说服我答应他的请求,因为我通常对这类请求都加以拒绝。这位先生———《伟人传》的作者——给我写信说,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承认这些观点的重要性,并对我表示尊敬等等。就是这个人后来厚颜无耻地把声名狼藉的普鲁士间谍施梯伯的诽谤谰言写入了他的小册子,即硬说——大概是在某一个波恩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怂恿下———我有意捏造引文;然而这位正人君子甚至都没有花点力气去读读我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的同尊敬的布伦坦诺论战的文章,如果他读了我的文章,他会看到布伦坦诺起先是在《协和》杂志(工厂主的刊物)上责备我“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进行了伪造”,后来又作狡辩,说他对此不是这样理解的等等。一家荷兰杂志愿意向我提供版面来驳斥那个“学校视察员”,不过我对这种臭虫的叮咬原则上是置之不理的。即使在伦敦,我对这种文坛上的谎言也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要是采取相反的做法,那我就不得不花费我的大部分时间从加利福尼亚起到莫斯科止到处辟谣。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有时会给以迎头痛击,但是,人上了年纪也就学聪明了,不去徒劳无益地浪费精力了。

您告诉我的要在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提得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而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此外,一个由于人民的胜利而突然产生的政府陷入窘境,这决不是什么特别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恰好相反。胜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由于自己的“胜利”立刻感到束手束脚,而社会主义者至少可以无拘无束地采取行动。有一点您可以深信不疑,这就是,如果在一个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赢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那么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取得政权。

也许您会向我指出巴黎公社;但是,且不说这不过是在例外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公社中的大多数人也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而且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只要懂得一点常理,公社就可能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妥协——这是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只要夺取法兰西银行,就能吓住凡尔赛分子,使他们不敢再自吹自擂,如此等等。

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以前所提出的一般要求,除了必要的改变之外,大体上同无产阶级当前提出的最基本的直接要求一样明确,而无产阶级的这些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大致相同。但是,在18世纪有哪一个法国人曾经事先、先验地哪怕是极模糊地意识到用什么方式实现法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呢?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世界末日日益临近的幻梦曾经煽起原始基督徒反对罗马世界帝国的火焰,并且给了他们取得胜利的信心。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所必然发生而且也一直在我们眼前发生着的解体过程的科学认识,被旧时代幽灵的化身即各国政府折磨得日益激愤的群众,以及与此同时生产资料大踏步向前的积极发展——所有这些就足以保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旦爆发,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行动方式的种种条件(虽然决不会是田园诗式的)也就具备了。

我确信,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关键性的形势还不具备;因此,我认为,任何工人代表大会或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只要它们不和这个或那个国家当前的直接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只能在没完没了的翻来覆去的陈词滥调之中化为乌有。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1)阿·凯迪伊克。———编者注

49.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1年3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专卖、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都叫做“社会主义”,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胡说。对这种胡说我们应当批判,而不应当相信。如果我们相信它,并且根据它建立起一套理论,那么,只要提出下面的简单论据就会使这套理论连同它的前提一起破产,这种论据就是:此类所谓的社会主义一方面不过是封建的反动,另一方面不过是榨取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成依赖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即除了一支有纪律的士兵和公务员大军以外,再组织一支类似的工人大军。在国家长官,而不是在工厂监工的监视下举行强制性的选举——好一个美妙的社会主义!但是,如果相信资产阶级这一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装相信的说法,那就会得出结论:国家等于社会主义……

50.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1年10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但是盖得的确到这里来过,当时是为了起草法国工人党的纲领草案。导言(1)就是在这里,在我的房间里,我和拉法格都在场,由马克思口授,盖得笔录的:工人只有在成了他们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获得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形式或集体形式;个体占有形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排斥,而且将日益被排斥;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形式,等等。这真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杰作,寥寥数语就可以对群众说得一清二楚,这样的杰作是我少见的,措辞这样精练,真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叹。接下去就讨论纲领的其他内容,在这里我们作了某些增减,但是很难说盖得是马克思的传声筒,这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来:盖得硬要把他的那一套最低工资额的谬论放到纲领里去,因为对纲领负责的不是我们而是法国人,所以最后我们只得随他的便,虽然他也承认这一点在理论上是荒诞无稽的。

布鲁斯当时在伦敦,他是很乐意出席的。但是盖得的时间很有限,并且不无根据地预料到布鲁斯会引起一场关于他自己也不懂的无政府主义论调的无聊争论,所以坚持不要布鲁斯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他的事情。可是布鲁斯对盖得的这种做法耿耿于怀,从此他那反对盖得的小集团便产生了。

法国人后来讨论了这个纲领,作了一些改动以后便通过了,其中马隆所作的改动决不是什么改进。

后来,我还在《平等报》第2期上写了两篇关于“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的文章(2),就我所知,这就是我们积极参加法国运动的全部经过。

可是,最使那些微不足道而又自命不凡的满腹牢骚的小人恼火的是:马克思由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他已经在德国、法国、俄国赢得了这种地位,至于在比较小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

马隆也曾想到这里来,但是他想通过拉法格得到马克思的特别邀请;他当然没有得到这种邀请。我们愿意同其他任何怀有良好意愿的人,也愿意同他进行商谈,但是要邀请他!为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这样邀请过人呢?

马克思,其次是我,对其他国家的运动所持的态度同对法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我们总是同他们保持接触,如果值得花力气这样做,而且有机会这样做的话;但是,违反别人的意志去影响别人的任何企图,都只会对我们有害,只会毁灭在国际时期取得的原有的信任。在革命事业中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实在太多了……

(1)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见本选集第3卷。———编者注

(2)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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