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当前位置:博库网首页 > 电子书专题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 第57章

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879年

44.马克思致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

莫 斯 科

[1879年4月于伦敦]

卡列耶夫先生的著作非常好(excellent)。只是我不完全同意他对重农学派的看法。就拿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来说吧。从配第开始到休谟为止,这个理论只是根据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一部分一部分地——零零碎碎地——发展起来的。魁奈第一个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它的真正的即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不过奇怪的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看起来却像是土地所有者的一个佃户。卡列耶夫先生说,重农学派只是把一种社会职业即农业与其他社会职业即工业和商业对立起来,却从来没有像斯密那样把社会各阶级对立起来,他的这种说法根本不对。如果卡列耶夫先生还记得李嘉图在他那部名著(1)的序言中所表述的主要思想(在序言中他分析了国家的三个阶级: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耕种土地的工人),那么他就会相信,只有在农业系统中才能首先发现经济领域里的三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正像魁奈所做的那样。此外,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这甚至对哲学体系也是适用的:例如,斯宾诺莎视为自己体系的基石的东西和实际上构成这种基石的东西,两者完全不同。因此,毫不奇怪,魁奈的某些拥护者,如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认为妻的动产是整个体系的实质,而1798年从事写作的英国重农学派却与亚·斯密相反,根据魁奈的学说第一次证明了消灭土地私有制的必要性。

(1)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编者注

45.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1879年4月10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收到您2月的来信时(珍贵的出版物和您提到的其他书籍也同时寄到),我妻子正病得很厉害,医生甚至怀疑这次发病她能否挺得过去。与此同时,我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出了一些问题。(实际上,自从德国和奥地利的局势(1)使我无法继续我的一年一度的卡尔斯巴德之行以来,我的健康状况就一直不太好。)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研究您寄给我的资料,而这种情况直到不久以前才有所好转。在此期间,我曾请一个去圣彼得堡的德国人给您带去一封信,信中只是说明收到了您的信并向您介绍送信人。但是,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昨天这个人又在这里出现了,他告诉我,由于出了些事,他最远只到了柏林并已完全放弃了彼得堡之行。

现在我首先要告诉您(这一点请不要对外人说),据我从德国得到的消息说,只要那里现行的制度仍然像现在这样严厉,我的第二卷就不可能出版。鉴于目前的状况,这个消息并没有使我感到惊奇,而且我还应当承认,它也一点没有使我感到气愤,其原因在于:

第一,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这一次的现象十分特殊,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不同,完全撇开其他各种正在变化着的情况不谈,这很容易用下列事实来解释:在英国的危机发生以前,在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如此严重的、至今几乎已经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因此,必须注意目前事件的进展,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

目前形势的特点之一是,正如您所知道的,在苏格兰以及在英格兰的一些郡,主要是西部各郡(康沃尔和威尔士),出现了银行倒闭。然而货币市场的真正中心(不仅是联合王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伦敦直到现在仅仅受到些微的影响。与此相反,除了少数例外,那些大股份银行,如英格兰银行,至今还只是从普遍停滞中获利。至于这种停滞意味着什么,您可以从英国工商业界的庸人们的极端绝望中去判断,他们害怕再也看不到较好的日子了。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从来没有目睹过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现象,尽管1857年和1866年我都在伦敦。(2)

毫无疑问,法兰西银行的状况是有利于伦敦货币市场的条件之一,自从最近两国之间的交往发展以来,法兰西银行已经成了英格兰银行的一个分行。法兰西银行握有大量的贵金属储备,它的银行券的自由兑现还没有恢复,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稍稍出现一点骚乱迹象的时候,法国货币就会涌来购买暂时跌价的证券。假如去年秋天法国货币突然被撤回的话,英格兰银行肯定会采取最后的极端的医治手段,即中止实行银行法,那样一来,我们的货币市场就要崩溃了。

另一方面,美国不声不响地恢复了现金支付,这就消除了从这一方面加于英格兰银行的储备的种种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使伦敦货币市场免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兰开夏郡和其他工业区(西部矿区除外)各银行的明显的稳定状况;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这些银行不仅把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为工厂主无利可图的交易进行票据贴现和垫款,而且把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用来创办新的工厂,例如在奥尔德姆就是这样。同时,以棉织品为主的存货,不仅在亚洲(主要是在印度)——这是运到那里去委托销售的———,而且在曼彻斯特等等地方都一天天地堆积起来。如果不是首先在工厂主当中、继而在地方银行当中发生一次直接影响伦敦货币市场的普遍崩溃,这种情况会怎样结束,是很难预见的。

在这期间到处都是罢工和混乱。

我顺便说明一下,当去年所有其他行业都很不景气的时候,唯独铁路事业很繁荣,但这只是一些特殊情况,如巴黎博览会(3)等等造成的。事实上,铁路不过是通过增加债务从而日益扩大自己的资本账户来维持着繁荣假象的。

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仔细观察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和职业理论家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它总会像以前的各次危机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开始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

但是,在这个“表面上”如此稳固的英国社会的内部,正潜伏着另外一个危机——农业危机,它将在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方面引起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个问题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来谈。(4)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未免扯得太远了。

第二,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些资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

第三,我的医务顾问(5)警告我,要我把我的“工作日”大大缩短,否则就难免重新陷入1874年和以后几年的境地,那时我时常头晕,只要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小时就不能再坚持下去。

关于您的极其值得注意的信,我只想讲几句。

铁路首先是作为“实业之冠”出现在那些现代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比利时、法国等。我把它叫做“实业之冠”,不仅是因为它终于(同远洋轮船和电报一起)成了和现代生产资料相适应的交通联络工具,而且也因为它给巨大的股份公司提供了基础,同时形成了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总之,它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金融欺诈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

另一方面,铁路网在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点面上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并把这种上层建筑扩大到同主要生产仍以传统方式进行的社会机体的躯干完全不相称的地步。因此,毫无疑问,铁路的敷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就像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发展,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彻底变革一样。在一切国家中(英国除外),政府都让铁路公司依靠国库发财和发展。在美国,铁路公司除了赢利外,还无偿地得到大量国有土地,其中不仅有敷设铁路所必需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线路两旁许多英里之内布满森林等等的土地。这样,它们就变成了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移民中的小农场主当然优先选择这种为他们的产品提供现成的运输工具的土地。

路易—菲力浦在法国创立的把铁路交给一小帮金融贵族、让他们长期占有并靠国库保证一定收入等等的制度,被路易·波拿巴发展到了顶点。路易·波拿巴的制度事实上主要是建立在铁路承租权的交易上,在这方面他竟仁慈到把运河等等赠送给某些承租者。

但是,在奥地利,特别是在意大利,铁路成了难以承受的国债和群众负担的一个新的根源。

一般说来,铁路当然有力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贫困。不仅是政府为了发展铁路而举借的新债增加了压在群众身上的赋税,而且从一切土产能够变成世界性的黄金的时候起,许多以前因大量卖不出去而很便宜的东西,如水果、酒、鱼、野味等等,都变得昂贵起来,人民再也消费不起了;另一方面,生产本身(我指的是特殊种类的产品)也都按其对出口用途的大小而有所变化,而它在过去主要是适应当地的消费的。例如,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农田就变成了牧场,因为出口牲畜收益更大;但同时农村居民被赶走了。这一切变化对大地主、高利贷者、商人、铁路公司、银行家等等的确是非常有利的,但对真正的生产者来说却是非常悲惨的!

在结束我的这封信(投邮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时,我再指出一点:要找出美国和俄国之间的真正的相似之处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政府的开支日益减少,国债也逐年迅速减少,而在俄国,国家破产好像越来越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美国已经摆脱了自己的纸币(尽管采取的是有利于债权人而有损于平民的极端可耻的方式),俄国却没有任何工厂像印钞厂那样兴隆。在美国,资本的积聚和对群众的逐步剥夺不仅是空前迅速的工业发展、农业进步等等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它们的自然结果(虽然被内战人为地加速了);俄国则同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更为相像,那时财政、商业和工业方面的上层建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大厦的正面,看起来好像是对生产的主体部分(农业)的停滞状态和生产者的贫困现象的一种讽刺(诚然,法国当时有一个比俄国稳固得多的基础)。美国经济进步的速度现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英国,虽然美国在已获得的财富的数量方面还落后于英国;同时,群众更为活跃,并掌握着更为强大的政治手段,可用来拒绝那种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的进步形式。我用不着再继续对比下去了。

顺便问一下:您认为关于信贷和银行业的最好的俄文著作是什么?

考夫曼先生非常友好地把他的《银行业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寄给了我,但是,使我感到有些惊讶的是,这个曾在彼得堡《欧洲通报》上批评我的聪明人竟变成了玩弄现代交易所欺骗把戏的平达式的人物。此外,这本书即使完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总的来说,我对这类书已不再抱什么期望———,在细节上也没有什么独到之处。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反纸币的论战。

据说,某国政府想从某些国外银行家那里得到新的借款,这些银行家要求它以实施宪法作为保证。我难以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们用现代的方法做生意,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对政体一直是满不在乎的,而且他们也有能力这样做。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6)

(1)指由于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而形成的严酷局势。———编者注

(2)这两年发生了影响英国经济的世界危机。———编者注

(3)指1878年5月1日在巴黎开幕的世界博览会。———编者注

(4)参看马克思1880年9月12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编者注

(5)乔·艾伦。———编者注

(6)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46.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 比 锡

1879年1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在关税问题上,您的信恰恰证实了我所谈的看法。(1)既然事实上发生了意见分歧,那就要考虑到这种意见分歧,而在表决时正好应当弃权。没有这样做就只是考虑了一部分意见。不过实在看不出,为什么主张保护关税的那部分意见应当比主张自由贸易的那部分意见更受到重视。您说,您不能在国会里采取单纯否决的立场。可是,既然他们最后全都投票反对那项法律,那也就是采取了单纯否决的立场。我只是说,一开始就应当知道该采取什么态度;应当使行动同最后的表决一致。

社会民主党议员可以在哪些问题上超出单纯否决,这个范围是很有限的。这全是些直接涉及工人和资本家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工厂立法,正常工作日,企业主的责任,以实物发工资等等。其次是具有进步性质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改良:统一币制和衡制,迁徙自由,扩大个人自由等等。您暂时还不会为这些问题所困扰。对于所有其他的经济问题,如保护关税、铁路和保险业的国有化,社会民主党议员必须始终遵循一个基本原则:不投票赞同加强政府对人民的权力的任何措施。由于党内在这些问题上经常发生意见分歧,自然而然地要求在表决时弃权和否决,这一点就更加容易做到。

……我主要指的是报告(2)中的这几处:(1)有一处认为争取舆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好像舆论这个因素反对谁,谁就要失掉活动能力似的;生命攸关的问题是“把这种仇恨变成同情”云云(同情!从不久前在恐慌时期表明自己是恶棍的人们那里来的同情!)。根本不需要走得这么远,尤其是因为恐慌早已过去了。(2)另一处说,党谴责任何形式的战争(就是说也谴责它本身必须进行的战争,它尽管这样做却仍要进行的战争)并以一切人的博爱作为自己的目的(在口头上,这是一切政党的目的,而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不打算和资产者讲博爱,只要他们还想当资产者),这样的党不会主张国内战争(就是说,即使在国内战争是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个论点也可以理解为:党谴责任何形式的流血,它就不会主张放血,也不会主张切除坏疽的肢体,也不会主张科学上的活体解剖。讲这样的话干什么?我并不要求你们把话说得“很厉害”;我批评这个报告,不是因为它讲得太少,相反,是因为不该讲的话讲得太多了。后面的要好得多,因此,汉斯·莫斯特(3)幸好忽略了几处他能够从中捞到一点油水的地方。

……顺便说一句,我们决不否认,我们在这里,如人们所说的,评论容易,你们的处境比我们要困难得多。

小资产者和农民的加入的确证明,运动有了极大的进展,但是同时这对运动也是危险的,只要人们忘记,这些人是被迫而来的,他们来,仅仅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的加入表明,无产阶级已经确实成为领导阶级。但是,既然他们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来的,那就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作出让步,它就会丧失自己在历史上的领导地位。

致以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1)参看恩格斯1879年11月14日给奥·倍倍尔的信。———编者注

(2)指《社会民主党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的报告》,载于1879年10月12、19 和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3)约·莫斯特。———编者注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