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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870年

29.马克思致齐格弗里德·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

纽 约

1870年4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迈耶尔和亲爱的福格特:

……后天(4月11日)我将把我刚刚拿到手的一些国际的文件寄给你们。(今天已经来不及送邮局了。)同时,我将再补寄给你们一些“巴塞尔”的材料。

在我寄给你们的材料中,还有几份你们所知道的总委员会11月30日就爱尔兰大赦通过的决议(由我起草的),以及一本关于被囚禁的芬尼社社员所受待遇的爱尔兰文小册子。

我曾打算再提出几个关于必须把现在的这种合并(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为同大不列颠的自由平等的联盟的决议案。由于我无法出席总委员会,这件事情就暂时搁置起来,未能作出公开的决议。总委员会里没有一个委员可以在这方面代替我,因为他们对爱尔兰问题没有足够的了解,而且在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中也没有足够的威信。

可是时间并没有白白地过去,我请你们特别注意下列各点:

对爱尔兰问题作了多年研究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在英国,而是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而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

1870年1月1日(1)总委员会发出一个由我用法文草拟的秘密通告(2)(就对英国的反作用而言,重要的仅仅是法文报纸,而不是德文报纸),其中阐述了爱尔兰的民族斗争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关系,从而也就阐述了国际工人协会对爱尔兰问题应该采取的态度。

在这里,我只简略地把要点告诉你们。

爱尔兰是英国土地贵族的堡垒。对这个国家的剥削不仅是他们的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力量。英国土地贵族事实上代表着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所以,爱尔兰是英国贵族用来保持他们在英国本土的统治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如果英国军队和警察明天从爱尔兰撤走,那么爱尔兰立刻就会发生土地革命。而英国贵族如果在爱尔兰被推翻,其后果就是他们在英国也必然会被推翻。这就为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前提。因为在爱尔兰,土地问题一向是社会问题的唯一形式,因为这个问题对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民来说是一个生存问题,即生或死的问题,同时它又是同民族问题分不开的,所以,在爱尔兰消灭英国的土地贵族比在英国本土要容易得多。何况爱尔兰人比英国人更热情,更富于革命性。

至于英国资产阶级,它首先是和英国贵族有着共同的利益,都想把爱尔兰变成一个纯粹的牧场,向英国市场提供最廉价的肉类和羊毛。他们也都想用驱逐佃户和强制移民的办法使爱尔兰的人口尽量减少,少到能够让英国资本(租佃资本)“安全地”在这个国家里发挥作用;他们都想清扫爱尔兰领地,就像过去清扫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区一样。此外,现在每年流入伦敦的在外地主的收入和其他从爱尔兰得到的收入6 000—10 000英镑,也应当计算在内。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在爱尔兰当前的经济中还有更重要得多的利益。由于租地日益集中,爱尔兰就不断为英国的劳动市场提供自己的过剩人口,因而压低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工资,使他们的物质状况和精神状况恶化。

而最重要的是:英国所有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做会降低自己生活水平的竞争者。英国工人在爱尔兰工人面前觉得自己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把自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和以前美国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大致相同。而爱尔兰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同时,他们把英国工人看做英国对爱尔兰统治的同谋者和愚笨的工具。

报刊、教堂讲坛、滑稽小报,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都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持它的权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祸害还不止于此。它还越过了大洋。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对立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的隐秘的基础。它使两国工人阶级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认真的和真诚的合作。它使两国政府能够在它们认为合适的时候用互相恐吓的手段,必要时用两国之间的战争去缓和社会冲突。

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作为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强国,在目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因此,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而加速这一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因此,“国际”的任务就是到处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这个通告的几个要点大致就是这样,同时,通告借此说明了中央委员会就爱尔兰大赦作出的决议的理由。此后不久,我寄给《国际报》(设在布鲁塞尔的我们的比利时中央委员会(3)的机关报)一篇论述英国人对芬尼社社员及其他人的待遇并反对格莱斯顿等人的措辞激烈的匿名文章(4)。我在这篇文章中还同时谴责了法国的共和派(《马赛曲报》登载了居住在这里的可怜的塔朗迪埃所写的论述爱尔兰的一篇乌七八糟的东西(5)),说他们由于民族的自私心,而把自己全部的愤怒都蓄积起来准备对付帝国。

这篇文章发生了作用。我的女儿燕妮用“燕·威廉斯”的笔名(她在给编辑部的私人信中自称燕妮·威廉斯)给《马赛曲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并且还公布了奥顿诺凡—罗萨的一封信。(6)由此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格莱斯顿多年来一直无耻地拒绝对被囚禁的芬尼社社员的待遇问题进行议会调查,最后他也因此不得不同意了。燕妮现在已经是《马赛曲报》在爱尔兰问题方面的正式通讯员了。(这一点当然不要对外人说。)英国政府和报刊感到非常恼火的是,爱尔兰问题目前在法国成了关注的中心,而且整个大陆正在通过巴黎来监视和揭露这些坏蛋。

还有一个附带的收获:我们已经迫使在都柏林的爱尔兰领袖和新闻工作者等等同我们建立了联系,而这一点是总委员会至今没有做到的!

在美国,你们有广阔的天地来按同样的精神进行工作。使德国工人同爱尔兰工人(当然,也同那些愿意联合的英国工人和美国工人)联合起来,这就是你们现在能够从事的最重要的工作。这必须以“国际”的名义去做。必须把爱尔兰问题的社会意义解释清楚。

下一次,我将专门谈谈英国工人的情况。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1)手稿上是:“1869年12月1日”。———编者注

(2) 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编者注

(3)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4) 马克思《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社社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编者注

(5) 阿·塔朗迪埃《爱尔兰和天主教》,载于1870年2月18日《马赛曲报》。———编者注

(6) 燕·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附录。———编者注

30.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70年4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保尔·洛朗(1):

下星期二我将请杜邦推荐您。

同时请你们注意,巴枯宁的代理人罗班参加了你们的委员会(2)。罗班在日内瓦曾竭力破坏总委员会的威信(他曾在《平等报》上公开攻击总委员会)并为巴枯宁在国际协会中实行独裁统治准备条件。他是专门被派往巴黎进行同样性质的活动的。因此,必须密切注意这个家伙,但是不要让他发觉。

为了使你们了解情况,应当扼要地谈一谈巴枯宁的阴谋。

巴枯宁加入国际总共只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他是一个新会员。在和平和自由同盟(他是这个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伯尔尼(3)代表大会(1868年9月)上,巴枯宁扮演了一个他最得心应手的江湖骗子的角色。他提出了一系列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目的是以夸张的激进主义语调激起资产阶级蠢货们的恐惧。由于这个缘故,当他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决时,他吵吵嚷嚷地退出了同盟,并煞有介事地在欧洲报刊上宣布了这一巨大事件。他几乎同维克多·雨果一样善于张扬,用海涅的话来说,雨果不仅仅是利己主义者,而且是雨果主义者(4)。

于是巴枯宁加入了我们的协会,加入了协会的日内瓦罗曼语区支部。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策划阴谋。他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团体的纲领无非是巴枯宁向和平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些决议案。这个团体是作为一个宗派创立起来的,其主要中心在日内瓦,它是一个有自己的代表大会的国际组织,它既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联合组织而存在,同时又要成为我们的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之,我们的协会由于这个钻进来的秘密团体而势必会逐渐变成俄国人巴枯宁的工具。建立这个新团体的借口是为了达到一个所谓的专门目的———“进行理论宣传”。如果考虑到巴枯宁及其信徒在理论上的无知,会觉得这真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巴枯宁的纲领就是“理论”。它实际上包含三点:

(1)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要求——废除继承权,这是圣西门派的旧货色,江湖骗子和无知之徒巴枯宁却冒充是这种货色的首倡者。显然,如果有可能通过全民投票在一天之内完成社会革命,那么马上就会废除土地所有权和资本,因而也就根本没有必要研究继承权。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当然,设想有这种可能性是荒谬的),那么宣布废除继承权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举动,而是一种愚蠢的威胁,这种威胁会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围拢在反动派周围。请设想一下,比如美国佬未能用武力废除奴隶制,那么,宣布废除奴隶继承权会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这全部货色来源于一种陈旧的唯心主义,它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状况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状况看做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至于巴枯宁,他只是想炮制他自己的纲领。如此而已。这是一个应景的纲领。

(2)“各阶级的平等”。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种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而他却认为自己的“特殊使命”就是在“理论”上开导我们。

(3)工人阶级不应当从事政治。它只可以在工联中组织起来。而工联借助于国际总有一天会取代所有现存国家的地位。你们看,他把我的学说变成了什么样的漫画!既然把现存的国家改造成协作社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允许各国政府,即统治阶级的这些庞大的工联做它们愿意做的一切事情,因为同它们打交道,就意味着承认它们。原来如此!旧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正是这样说的:你们不应当研究工资问题,因为你们想消灭雇佣劳动。为提高工资水平而同资本家作斗争就意味着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这头蠢驴甚至不了解,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

先知巴枯宁,这个没有古兰经的先知的全部理论货色就是这样。

他秘密地继续进行他的阴谋活动。他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有一些拥护者,在巴黎和日内瓦也有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善良的老贝克尔竟愚蠢到这种程度,听任巴枯宁把他当做主角推到前台。他现在对自己的错误感到懊悔。

在巴枯宁认为自己的计划已经是既成事实之后,才把情况告诉总委员会,并要求它批准“同盟”的章程。然而他错了。总委员会在一份经过仔细研究拟定的文件(5)中宣布“同盟”是用来瓦解组织的工具,并拒绝同它发生任何联系。(我将把这个文件寄给你们。)

几个月之后,“同盟”的中央局寄给总委员会一封信,内容如下:这些大人物同意解散自己的组织并使它同国际合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以“是”或“否”来明确回答我们是否承认他们的原则!如果不承认,他们那一方面就要实行公开的分裂,而我们却要对局势恶化负责!

我们回答说,总委员会不是教皇,我们容许每个支部对实际运动抱有自己的理论观点,但是有一个前提,即不得提出任何与我们的章程直接抵触的论点。我们委婉地暗示,我们认为他们的“理论”是一种欺骗。我们坚持用“消灭阶级”来代替“阶级平等”,这一点他们做到了。我们要求他们提供关于同盟成员数量的材料,他们没有这样做。(你们也将收到这第二个文件(6)。)

这样,同盟名义上是解散了。实际上它继续作为国中之国而存在。它的支部同总委员会没有任何联系,唯一的联系就是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同盟听从巴枯宁的独裁统治。而巴枯宁做好了一切准备,企图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发动决定性的袭击。一方面他唆使日内瓦委员会(7)提出继承权问题。我们接受了挑战。另一方面,他到处搞阴谋,破坏我们的威信,以便使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日内瓦。在代表大会上这个骗子作为“那不勒斯和里昂的代表”出现(在里昂追随他的是阿尔伯·里沙尔,这是一个在其他方面非常积极且又正派的年轻人)。这个家伙是从什么地方弄到钱来耍弄他的全部阴谋诡计、开支旅费、委派代理人等等,目前还是一个谜。他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生中从来没有靠自己的劳动挣过一分钱。

在代表大会上巴枯宁遭到挫败。代表大会以后,他在自己的私人通报———《进步报》(勒洛克勒)和《平等报》(日内瓦)上公开攻击我们,《进步报》是由他的喽,瑞士的一名教师詹姆斯·吉约姆出版的。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听任事态发展,后来我们向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发出了一封通告信(8)。(瓦尔兰有这个文件的副本。)而对巴枯宁和同盟从来没有好感的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早在收到我们的通告信以前就同他断绝了关系。罗班及其同伙被逐出了《平等报》编辑部。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举行了反对同盟及其俄国佬独裁者的阴谋的政变。

这时巴枯宁从日内瓦迁回泰辛。他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赫尔岑突然逝世。不久前还猛烈攻击赫尔岑的巴枯宁(大概是因为赫尔岑的钱袋没有向他开放),忽然在法国的和其他地方的报刊上成了他的热烈辩护者。为什么?因为赫尔岑(尽管他本人是百万富翁)每年为自己的《钟声》和“俄国宣传”从俄国的“民主主义者—泛斯拉夫主义者”那里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钱。巴枯宁虽然极端仇视继承权,但还是想继承赫尔岑的地位和钱。他通过颂扬死者成功地把《钟声》、资金等等都转入自己手中。

与此同时,在日内瓦形成了俄国流亡者的侨民团体,他们是巴枯宁的反对者,因为他们了解这个极平庸的人(虽然作为阴谋家他是很能干的)纯粹的个人野心,因为他们知道,巴枯宁在他的“俄国的”作品中所鼓吹的教条是完全违反国际的原则的。

巴枯宁及其一群盲从者不久前利用在拉绍德封举行的瑞士罗曼语区代表大会(今年4月5日)来制造公开分裂。结果代表大会分裂成两个:一个是宣布放弃一切政治的巴枯宁派的代表大会,代表着大约600人;一个是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大会,代表着2 000人。吴亭(一个年轻的俄国人)公开揭露了巴枯宁的阴谋。他(巴枯宁)的拥护者宣称自己是瑞士罗曼语区的“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并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团结报》,由巴枯宁的喽詹姆斯·吉约姆出版。这家报纸的“原则”就是“巴枯宁”。双方都向总委员会提出了申诉。

这样,这个可恶的俄国佬就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了一场公开的大争吵,他把自己当做一面旗帜,用宗派主义的毒药毒化我们的工人协会,并以密谋来遏制我们的行动。

他期望在我们的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取得强有力的地位。为了在巴黎引起注意,他开始同《马赛曲报》通信。但是我们已同弗路朗斯谈过,弗路朗斯将加以制止。

现在你们已经了解到足够的情况,可以在我们的巴黎各支部中抵制巴枯宁的阴谋。

谢谢洛朗的来信。下一次请设法给你们的信件找一个不易拆开的信封。顺便说一下,请看一看,你们是否还保存着《女王信使报》上关于克兰里卡德勋爵的文章。我们这里需要这篇文章,但是我们哪里也无法弄到。

你们的 老尼克

(1)保·拉法格的笔名。———编者注

(2)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3)此处以及下面一处,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是“洛桑”。———编者注

(4)见海涅《吕太斯》第1部分。———编者注

(5)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编者注

(6)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编者注

(7)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8) 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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