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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868年

21.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8年1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关于杜林。他几乎完全接受了《原始积累》这一节(1),这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还年轻。作为凯里的信徒,他是直接反对自由贸易派的。此外,他还是非公聘讲师,所以妨碍他们这些人的前程的罗雪尔教授挨了脚踢,他并不伤心。他的评论中有一处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这就是:当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像在李嘉图本人的书里那样还“不明确”的时候,它并没有引起这些人不安。但是,一旦把它同工作日和工作日的变化准确地联系起来时,他们就感觉到这是一种令人十分难堪的新见解。我相信,杜林完全是由于憎恨罗雪尔才来评论这部书的。他害怕自己也陷入罗雪尔的处境,这的确是十分明显的。奇怪的是,这个家伙并没有觉察到这部书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

(1)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做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

(2)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对问题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

(3)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在高等数学中常常可以找到这样的公式,这对我很有帮助。)

至于杜林先生对价值规定所提出的温和的反对意见,他在第二卷中将会惊奇地看到:价值规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不是“直接”实现的。实际上,没有一种社会形式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节生产。但是,只要这种调节不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这只有在公有制之下才有可能———来实现,而是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么,结局就始终像你在《德法年鉴》中已经十分正确地说过的那样(2)……

(1)指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第6章《所谓原始积累》这一节。———编者注

(2)参看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本选集第1卷。———编者注

22.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68年3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现在能够理解杜林先生的评论中的那种异常尴尬的语调了。就是说,这是一个往常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俨然以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者自居。他做过两件事。第一,他出版过一本(以凯里的观点为出发点)《国民经济学批判基础》(约500页),其次,出版过一本新的《自然的辩证法》(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我的书(1)在这两方面都把他埋葬了。他是由于憎恨罗雪尔等人才来评论我的书的。此外,他在进行欺骗,这一半是出自本意,一半是由于无知。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不是黑格尔的阐述方法,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至于说到李嘉图,使杜林先生感到不自在的,正是在我的论述中没有凯里以及他以前的成百人曾用来反对李嘉图的那些弱点。因此,他恶意地企图把李嘉图的局限性强加到我身上。但是,我不在乎这些。我应当感谢这个人,因为他毕竟是谈论我的书的第一个专家……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编者注

23.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8年3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昨天我本来想在博物馆里给你写信,但是我突然感到很不舒服,只好合上手中那本非常有趣的书。我两眼发黑,头痛得要命,胸部闷得慌。我就慢慢走回家了。空气和阳光使我感到舒服一点,到家后我睡了一会儿。照我的情况来看,本来应当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丢开一些时候;但是,这对我来说,即使有钱去游荡,也很难做到。

关于毛勒:他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是原始时代,就是后来的帝国直辖市、享有豁免权的地主、公共权力以及自由农和农奴之间的斗争的全部发展,都获得了崭新的说明。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性,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对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用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甚至像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第二个反应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应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有什么联系。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

我们大家被这种判断的盲目性束缚得多么厉害啊:恰好在我的故乡,即在洪斯吕克(1),古代德意志的制度一直保存到最近几年。我现在还记得,我的当律师的父亲还和我谈到过这件事呢!另一个证明是:地质学家,甚至像居维叶那样一些最优秀的地质学家也把某些事实完全解释错了,同样,像格林那样一些大语文学家也把最简单的拉丁文句子译错了,因为他们深受默泽(我记得,他所叹赏的是:德意志人那里从来没有“自由”,但是“空气造成占有”)等人的影响。例如,塔西佗有一句名言,“arva per annos mutant,et superest ager”(2),意思是:他们更换(通过抽签,后来所有蛮族法典中的sortes[抽签]一词就是由此而来的)田地(arva),而仍然保留公有地(ager同arva相反,是ager publicus[公有地]),格林等人却把它译成:他们每年耕种生地,但仍有(荒)地存在!

同样,“他们单独地和分散地进行耕作”(3)这句话可以证明,德意志人自古以来就像威斯特伐利亚的容克那样,经营单个的田庄。但在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他们建立村庄的方式和我们的不同,他们不是把房屋聚集在一起并使之互相毗连,而是每家住所周围都有一块空地”;像上面所描写的那种日耳曼原始村落,如今在丹麦的一些地方仍然存在。斯堪的纳维亚对德国的法学和经济学,就像对德国的神话学一样,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才能重新认清我们的过去。此外,甚至格林等人也在凯撒的书中发现,德意志人总是按血族共同体集体定居,而不是单独定居的:“他们是按氏族和亲属关系一起居住的”(4)。

不过,要是老黑格尔有在天之灵,他知道德文和北欧文中的Allgemeine[一般]不过是公有地的意思,而Sundre,Besondre[特殊]不过是从公有地分离出来的Sondereigen[私人财产],那他会说什么呢?真糟糕,原来逻辑范畴还是产生于“我们的交往”!

弗腊斯的《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1847年)一书十分有趣,这本书证明,气候和植物在有史时期是有变化的。他是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物种甚至产生于有史时期。但是他同时是农学家。他断定,农民非常喜欢的“湿度”随着耕作的发展(并且与耕作的发展程度相适应)逐渐消失(因此,植物也从南方移到北方),最后形成了草原。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这个人既是化学家、农学家等等,又是知识渊博的语言学家(他曾经用希腊文著书)。结论是: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他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点)———会导致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可见,他也具有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

这位弗腊斯还具有德国人的那种有趣的特点。他最初是医学博士,后来是视察员,化学和工艺学教师,现在是巴伐利亚兽医管理局局长,大学教授,全国农艺实验所所长,等等。他在担任最后这几项职务时年事已高,但仍然像个精神饱满的小伙子。他曾游历过希腊、小亚细亚和埃及的许多地方!他的《农业史》也很有意义。他称傅立叶是一位“虔诚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者”。关于阿尔巴尼亚人等等是这样写的:“各种缺德的通奸和强奸”。(5)

必须认真研究全部近代和现代农业文献。物理学派同化学派是对立的。

别忘了把库格曼寄来的那个厂主(6)的信还给我。

再没有比即将在这里看到你更使我高兴的了。

你的 卡·马·

又及:埃德加(7)的种植场主的帽子又找到了,这一次你可以把它带给莉希夫人。

(1)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山区。———编者注

(2)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26章。———编者注

(3)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16章。———编者注

(4)凯撒《高卢战记》第4卷第22章。———编者注

(5)卡·弗腊斯《农业史》1852年布拉格版第12页。———编者注

(6)古·迈耶尔。———编者注

(7)埃·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2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68年7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至于《中央报》,那个人已经作了尽可能大的让步,因为他承认,如果想象价值这个东西总还有点什么内容,就只好同意我的结论。这个不幸的人看不到,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我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仍然会包含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以证明,只不过是由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小孩子同样知道,要想得到与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与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1)里就把尚待阐明的一切可能的范畴都假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是等同的。

另一方面,如您所正确地指出的,理论的历史确实证明,对价值关系的理解始终是同一个东西,只是有时比较清楚,有时比较模糊,有时掺杂着较多的错觉,有时包含着较多的科学的明确性。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成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理解着的思维永远只能是同一个东西,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其余的一切都是废话。

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鼓吹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所鼓吹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做最终的东西。这样一来,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在这里事情还有另外的背景。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那些造谣中伤的空谈家不凭这一点,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他们除了根本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的科学王牌了。

但是,够了,足够了。这无论如何表明,这些资产阶级的传教士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工人,甚至工厂主和商人都读懂了我的书,并且了解得很清楚,而这些“博学的〈!〉著作家”却抱怨我对他们的理解力要求过高……

(1)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编者注

25.马克思致约翰·巴蒂斯特·施韦泽

柏 林

1868年10月13日于伦敦

阁下:

……首先,关于拉萨尔的联合会,它是在一个反动时期成立的。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15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他受直接的时代条件的影响太深了。他把一个小小的出发点———他同舒尔采—德里奇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对立——当做自己的鼓动的中心点:以国家帮助反对自助。这样,他不过是重新提出了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为反对法国的真正的工人运动而于1843年和以后几年提出的口号。拉萨尔是够聪明的,当然认为这个口号是权宜之计,所以他只能以这个口号(据说!)可以直接实现为理由来为之辩护。为了这个目的,他不得不断言这个口号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实现。因此,这种“国家”就变成了普鲁士国家。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向普鲁士君主制、向普鲁士反动派(封建党派)、甚至向教权派让步。他把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同毕舍所说的国家对协作社的帮助结合起来。他忽略了德国和英国的条件是不同的。他忽略了衰落帝国在法国普选权问题上的教训。其次,就像每一个说自己的口袋里装有能为群众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的人一样,他一开始就使自己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性质。其实,任何宗派都带有宗教性质。再次,正因为他是一个宗派的创始人,所以他否认同德国和外国以前的运动有任何天然的联系。他陷入了蒲鲁东的错误之中,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

在我现在的追述中,大部分内容早在拉萨尔1862年来到伦敦要求我同他一起领导新的运动的时候,我就对他讲过。

您本人根据切身的体验,知道宗派运动和阶级运动是对立的。宗派不是在它和阶级运动的共同之处中,而是在把它和阶级运动区别开来的特殊护符中,寻求自己存在的权利和自己的荣誉。因此,当您在汉堡建议召开工会成立大会时,您只有以放弃主席职务相威胁,才粉碎了宗派的反抗。此外,您曾经不得不把自己变成双重人物,宣布您时而作为宗派首脑进行活动,时而作为阶级运动的代表进行活动。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解散曾使您有机会向前迈进一大步,并有机会声明,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证明,现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把宗派运动融合于阶级运动和消除一切宗派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至于说到宗派的真实内容,那么像过去的一切工人宗派一样,宗派会把它当做丰富运动的因素带到总的运动中去。但是您并没有这样做,您实际上是要求阶级运动服从特殊的宗派运动。与您为敌的人就由此得出结论,说您千方百计地想保持您“自己的工人运动”。

至于柏林代表大会,首先是不应匆忙召开,因为结社法还没有通过。因此,您本应同拉萨尔集团之外的领袖们商量,和他们共同制订计划并召开代表大会。但是您并没有这样做,您只是让他们二者择一:公开地附和您或者反对您。这次代表大会本身不过是汉堡代表大会的增订版。

至于章程草案,我认为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我相信我在工会方面的经验并不比任何同时代人少。在这里,我不想再作详细的说明,只想指出,集中制的组织不管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多么有用,但它同工会的本质是相矛盾的。即使这种组织是可能存在的——我说它根本不可能存在———,那它也是不适宜的,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管束,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所以在这里首先应当教会他们自己走路。

您的计划在其他方面也是不切实际的。在“联合会”中有三个来源不同的独立的权力机构:(1)由工会选出来的委员会;(2)由普选产生的主席(他在这里完全是多余的);(3)由地方选出来的代表大会。这样一来,到处都是冲突,而竟说这样有利于“迅速行动”!在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中,也设有协会的主席。但是,实际上他的职能只不过是主持总委员会的会议。我在1866年拒绝了主席的职务,1867年根据我的建议根本取消了这个职位,而代之以在总委员会的每周例会上选出的执行主席(Chairman)。工联伦敦理事会也只有一个执行主席。书记才是它的常设的负责人员,由他处理日常事务。拉萨尔从1852年法国宪法中搬用了“由普选产生总统”的做法,是极大的失策。况且是搬用到工会运动!这种运动多半是围绕着钱的问题兜圈子,您很快就会发现,在这里任何独裁都将完结。

但是,不管在组织方面出现了什么样的错误,这些错误大概都可能被合理的实践或多或少地克服掉。作为国际的书记,我准备充当您和直接参加了国际的纽伦堡多数派之间的调解人,——当然是在合理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我已经把同样的意思写信告诉莱比锡方面。我不会忽视您的难处,并且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更多地受环境的支配,而不是受自己的意志的支配。

我向您担保,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将是公正的,这是我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能向您担保,我不会在某一天——在我认为是工人运动的利益所绝对需要的时候———作为著作家以个人名义公开批判拉萨尔派的偏见,就像当年我对待蒲鲁东派的偏见那样(1)。

我向您保证,我对您个人怀着最良好的愿望。

忠实于您的 卡·马·

(1) 参看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和《论蒲鲁东》,本选集第1卷和第3卷。———编者注

26.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8年11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艾希霍夫的信和狄慈根的手稿(1)一并寄还。由于女人们要收拾屋子,我把这份手稿放到一个保险的地方去了,因而就完全把它忘了。

要对这本书作出完全确定的评价是困难的;这个人不是天生的哲学家,而且一半是靠自学出来的。从他使用的术语上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一部分知识来源(例如,费尔巴哈、你的书(2)和关于自然科学的各种毫无价值的通俗读物),很难说他此外还读过什么东西。术语自然还很混乱,因此缺乏精确性,并且常常用不同的术语重复同样的东西。其中也有辩证法,但多半是星星点点,没有什么关联。关于自在之物是想象之物的描述,如果能够肯定这是他自己的创造,那么这种描述应当说是很出色的,甚至是天才的。他这本著作中有许多地方很机智,而且,尽管语法上有缺点,但是表现了出色的写作才能。总的说来,他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本能,能够在这样缺乏基础性研究的情况下苦思冥想出这么多正确的东西……

(1)约·狄慈根《人脑活动的实质》,1869年在汉堡出版。———编者注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编者注

27.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68年12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请转告您亲爱的夫人,我从来没有“猜疑”她听命于白痴将军夫人(1)。我提的问题只是开开玩笑。何况妇女对于“国际”是无可抱怨的,因为它任命了一位妇女罗夫人担任总委员会委员。说正经的吧。美国“劳工同盟”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有很大进步,别的不说,这也表现在它对待女工完全平等,而英国人在这一方面还受某种狭隘观点的束缚,对妇女彬彬有礼的法国人更是如此。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2)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1) 指玛·戈克。“戈克”这个姓的原文是“Gogg”,同“白痴”(Geck)发音相近。———编者注

(2)此处“女性”照德文字面意思是“美性”。———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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