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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865年

17.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1865年2月23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摩德纳别墅1号

尊敬的朋友:

昨天接到您的一封信,我很感兴趣,现在就来逐项回答。

首先我想对您简略地说明一下我与拉萨尔的关系。在他从事鼓动的时期,我们的关系就已经断绝了,这是(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极其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2)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所谓“普鲁士国家”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是荒谬的。他在给我的信(从1848年到1863年)中像同我会面时一样,老说他是我所代表的党的追随者。但是,一当他在伦敦(1862年底)确信,他对我不能施展他的伎俩,他就决定以“工人独裁者”的身份来反对我和原来的党。尽管如此,我还是承认他进行鼓动的功绩,虽然在他的短短的一生临近结束的时候,甚至这种鼓动也使我感到越来越暧昧了。他的突然死亡、旧日的友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诉苦信、资产阶级报纸对一个生前曾经使他们胆战心惊的人采取的那种怯懦无耻的态度所引起的憎恶,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发表一个简短声明来反对卑鄙的布林德(1)(哈茨费尔特把这个声明送交《北极星》发表了)。但是这个声明没有涉及拉萨尔活动的内容。由于同样的原因,并由于希望能够消除那些在我看来是危险的因素,我同恩格斯一起答应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该报刊登了《成立宣言》的译文,我还按照该报的愿望,就蒲鲁东之死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2)),而在施韦泽寄给我们一份令人满意的编辑纲领之后,我就同意把我们列为撰稿人。威·李卜克内西担任编辑部的非正式编委,这对我们又是一层保证。但是不久就表明——这方面的证据已经落到我们手中——拉萨尔事实上已经背叛了党。他同俾斯麦订立了一个正式的契约(他自然并没有得到任何保证)。他本来要在1864年9月底到汉堡去,在那里(同疯狂的施拉姆和普鲁士警探马尔一起)“迫使”俾斯麦兼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也就是以“工人”的名义来宣布兼并,等等,而俾斯麦为此则答应给予普选权和实行某些冒牌的社会主义措施。可惜拉萨尔未能演完这幕喜剧!否则这出戏一定会使他暴露出极其愚蠢可笑的面目!而所有这一类企图也一定会永远结束!

拉萨尔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因为他是米凯尔先生式的“现实政治家”,只是派头更大、目标更高罢了!(顺便说说,我早已看透了米凯尔,因此我认为,他的出场,是由于民族联盟对一个小小的汉诺威律师来说是个很好的机遇,可以借助它在德国、在自己的小天地以外扬名,这样既能提高他自己的“现实性”,反过来又能使他在汉诺威当地得到公认,并在“普鲁士的”保护下扮演“汉诺威的”米拉波。)正如米凯尔和他现在的朋友们抓住了普鲁士摄政王所宣布的“新纪元”,以便加入民族联盟并依附于“普鲁士的领导地位”一样,正如他们通常在普鲁士的保护下发展自己的“公民自豪感”一样,拉萨尔想在乌克马克的菲力浦二世面前扮演无产阶级的波扎侯爵(3),而让俾斯麦扮演他和普鲁士王权之间的撮合者。他只是仿效民族联盟中的先生们而已。不过,那些人是为了中等阶级的利益而引起了普鲁士的“反动”,而他则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同俾斯麦握手言欢。那些先生们这样做要比拉萨尔更有根据,因为资产者习惯于把眼前的直接利益看做“现实”,而且这个阶级实际上到处妥协,甚至和封建主义妥协,可是工人阶级按其本性来说应当是真正“革命的”。

对拉萨尔这样一个装腔作势、爱好虚荣的人来说(但是,他不是用市长等官职这样的小恩小惠可以收买的),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想法就是:为无产阶级建立了直接功勋的是斐迪南·拉萨尔!他对建立这种功勋的现实的经济条件的确太无知,以致不能批判地对待自己!另一方面,由于曾经使德国资产者容忍了1849—1859年的反动并对愚民措施采取旁观态度的那个卑鄙的“现实政策”,德国工人竟“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致对这位答应帮助他们一跃而进入天国的自吹自擂的救主表示欢迎!

现在我们再接着谈上面中断了的那个话题!《社会民主党人报》刚一创办,立刻就看得出,哈茨费尔特这个老太婆还想执行拉萨尔的“遗嘱”。她通过《十字报》的瓦盖纳同俾斯麦保持联系。她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社会民主党人报》等等都交给俾斯麦掌握。她打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宣布兼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完全承认俾斯麦为保护人等等。这一整套美妙的计划,由于我们有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并且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而破产了。虽然恩格斯和我都讨厌该报的方针,讨厌它对拉萨尔的阿谀和迷信,讨厌它一有机会就向俾斯麦谄媚,等等,但是,更重要的当然是暂时同该报保持正式联系,以防止哈茨费尔特这个老太婆的阴谋,使工人党不致声誉扫地。因此,我们采取了心里不高兴、表面上和颜悦色的态度,但是私下经常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信,要他们就像对进步党人一样地对俾斯麦进行斗争。我们甚至容忍了妄自尊大的公子哥儿伯恩哈德·贝克尔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这个人竟然一本正经地看待拉萨尔遗嘱赋予他的重要地位。

这时,施韦泽先生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文章已经越来越俾斯麦化了。以前我就写信对他说过,进步党人在“结社问题”上可能被吓倒,但是普鲁士政府绝对不会同意完全废除结社法,因为这样做就会在官僚制度那里打开缺口,就必须给工人以公民权,必须撕碎奴仆规约,废除贵族在农村中使用的笞刑等等,这是俾斯麦永远不会容许的,是同普鲁士的官僚国家根本不相容的。我还补充说,如果议会否决了结社法,政府就会用言辞(如社会问题要求“更深刻的”措施等等一类的言辞)来搪塞,使这些法律仍然有效。这一切都已经得到证实。而冯·施韦泽先生做了些什么呢?他写了一篇拥护俾斯麦的文章,并把自己所有的勇气都用来反对舒尔采、孚赫等等这样一些渺小得无法再渺小的人物。

我相信,施韦泽等人这样做是有诚意的,然而他们是“现实政治家”,他们要考虑现存的条件,不想把“现实政策”的特权都让给米凯尔先生之流。(后者似乎想给自己保留同普鲁士政府同流合污的权利。)他们知道,在普鲁士(从而在德国其他各地),工人报刊和工人运动只是由于警察的恩惠才存在。因此,他们愿意维持现状,不激怒政府等等,正如我们的“共和派的”现实政治家愿意“接受”姓霍亨索伦的皇帝一样。但是,因为我不是“现实政治家”,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和恩格斯一起公开声明同《社会民主党人报》断绝关系(您不久就会在某家报纸上看到这个声明)(4)。

同时,您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目前我在普鲁士任何事情也不能做。那里的政府直截了当地拒绝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我如果要在那里进行宣传活动,那就只有采取冯·俾斯麦先生所希望的形式才会被允许。

我倒万分愿意在这里通过“国际协会”进行我的宣传活动。这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极为重要的。现在我们正在这里搞普选权问题,这个问题在这里同在普鲁士,当然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总的说来,在这里,在巴黎,在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这个“协会”的进展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只有在德国,我很自然地遭到了拉萨尔的继承人的反对,因为他们(1)愚蠢地害怕失掉自己的重要性;(2)知道我公开反对德国人称为“现实政策”的那种东西。(正是这种“现实”使德国远远落后于一切文明国家。)

由于每人花一先令取得会员证就能成为协会会员,由于法国人(以及比利时人)受法律禁止不能以“协会”的形式参加我们的组织而选择了这种个别取得会员资格的方式,由于德国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所以我现在决定要求我在这里的和在德国的朋友们成立小团体,不管每个地方的成员有多少,这种团体的每个成员都购买一张英国会员证。由于英国的协会是公开的,所以,这种办法就是在法国也不会遇到任何障碍。我非常希望您以及您的亲朋好友用这种办法和伦敦建立联系……

(1) 马克思《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编者注

(2)马克思《论蒲鲁东》,见本选集第3卷。———编者注

(3)菲力浦二世和波扎侯爵是席勒的《唐·卡洛斯》一剧中的人物。“乌克马克的菲力浦二世”暗指威廉一世。———编者注

(4)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编者注

18.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杜伊斯堡

1865年3月29日于曼彻斯特南门街7号

阁下:

……我的回信不得已而拖延下来,倒使我有机会在此期间接到了您的关于工人问题的著作(1);我怀着很大的兴趣读了这本书。在我第一次读达尔文的著作(2)时,我也很快就发现他对动植物生活的描述同马尔萨斯的理论异常相似。不过我得出了和您不同的结论,我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还没有超出动物界的经济形式,这对它来说是极大的耻辱。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的规律,而现代政治经济学大全,只要是由经济学家真正客观地编纂出来的,对我们来说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赖以存在的规律和条件的总汇,一句话,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抽象的描述和概括。因此,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规律只要是表现纯粹资产阶级关系的,都不是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对过去的全部历史起过作用的规律则仅仅表现了以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为基础的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关系。所谓李嘉图规律就属于前者,它无论对农奴制还是对古代的奴隶制都不起作用;而所谓马尔萨斯理论中的站得住脚的东西则属于后者。

马尔萨斯牧师的这个理论,同他所有的其他思想一样,都是直接从他的前人那里剽窃来的,只有两种级数的纯粹武断的运用,才属于他自己。在英国,这一理论本身早就被经济学家纳入了合理的范围;人口不是对生活资料产生压力,而是对就业手段产生压力;人类可能增加得比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能承受的更快。在我们看来,这又是一个根据,它表明这个资产阶级社会是必须消除的发展中的障碍。

您自己提出了如何使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资料的增加相适应的问题;可是,除了序言中的一句话,我并没有发现您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意图。我们的出发点是:创造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那些力量——蒸汽机、现代化的机器、大规模的殖民、铁路和轮船、世界贸易,现在已经由于接连不断的商业危机而使这个社会走向解体并且最后走向灭亡;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也足以在短时间内使比例关系翻转过来,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同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欧洲东南部和美国西部在我们看来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肥沃的地区将以空前巨大的规模进行开发。如果这些地区都已经开垦出来,可是还有匮乏现象,那才是该说应该警惕的时候。

生产得太少,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但是,为什么生产得太少呢?并不是因为生产已经达到极限(即使是在今天,在使用现代化的手段的情况下)。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由于生产的极限并不取决于挨饿的肚子的数目,而取决于有购买力的有支付能力的钱袋的数目。资产阶级社会不希望,也不可能希望生产得更多。没有钱的肚子,即不能用来生产利润、因而也没有购买力的劳动,使死亡率不断提高。如果突然来一个工业繁荣(这是常有的现象),使这种劳动变得能用来生产利润,那么劳动就能得到钱买东西,而且总能找到生活资料。这就是整个经济所陷入的无尽头的恶性循环。人们总是把资产阶级关系的总体作为前提,然后证明,任何个别部分都是这个总体的必要部分,即“永恒的规律”。

您对舒尔采的合作社的描述使我非常感兴趣。这一切也都在这里按自己的方式存在过,而现在大体上都已经过去了。在德国的人们一定还会表现出无产阶级自豪感。

我不能不提一下您所说的关于老黑格尔缺乏较深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素养的意见。黑格尔的数学知识极为渊博,以致他的任何一个学生都没有能力把他遗留下来的大量数学手稿整理出版。据我所知,对数学和哲学了解到足以胜任这一工作的唯一的人,就是马克思。您说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细节中有荒谬的东西,这我当然同意,但是他的真正的自然哲学是在《逻辑学》第二部分即《本质论》中,这是全部理论的真正核心。现代自然科学关于自然力相互作用的学说(格罗夫的《力的相互关系》,我记得该书最初是在1838年出版的(3))不过是用另一种说法表达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正面证明了黑格尔关于原因、结果、相互作用、力等等的论述。当然,我已经不再是黑格尔派了,但是我对这位伟大的老人仍然怀着极大的尊敬和依恋的心情。

尊敬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 弗·阿·朗格《工人问题及其在目前和将来的意义》1865年杜伊斯堡版。———编者注

(2) 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59年伦敦版。———编者注

(3) 指威·罗·格罗夫《物理力的相互关系》,该书第1版于1846年在伦敦出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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