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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859年

12.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4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现在来谈谈《弗兰茨·冯·济金根》(1)。首先,我应当称赞结构和情节,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其次,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批判的态度不谈,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就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对于比我更容易激动的读者来说,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产生这种效果。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现在来谈谈不足的一面:第一,———这纯粹是形式问题——既然你用韵文写,你本来可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但是,不管专业诗人对这种疏忽会感到多么震惊,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一个长处,因为我们诗坛上专事模仿的庸才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保留下什么了。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做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我问自己:你所探讨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巴尔塔扎尔的确可以设想,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发动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会胜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济金根(而胡登多少和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从济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属于个人和他的特殊的教养、天生的才能等等的东西,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葛兹·冯·伯利欣根了。在后面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体现出骑士阶层同皇帝和诸侯的悲剧性的对抗,因此,歌德理所当然地选择他做主人公。在济金根———甚至胡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虽然对于他,正像对于某个阶级的所有意识形态家一样,这种说法应该有相当的改变——同诸侯作斗争时(他转而反对皇帝(2),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诃德。他在骑士纷争的幌子下发动叛乱,这只意味着,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的时候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

因此,如果你不想把这种冲突简单地化为《葛兹·冯·伯利欣根》(3)中所描写的冲突——而你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么,济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覆灭,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革命者(对于葛兹就不能这样说),而且他们完全像1830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族那样,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皇权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像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而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市民的统一就是你的主要思想。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你自己不是也有些像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

其次,我感到遗憾的是,在人物个性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色,查理五世、巴尔塔扎尔和特里尔的理查除外。难道还有别的时代比16世纪具有更加突出的个性吗?照我看来,胡登过多地一味表现“兴高采烈”,这是令人厌倦的。他不也是个聪明人,机灵鬼吗?因此你对他不是很不公平吗?

甚至你的济金根———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也是十分苦于不以他的一切个人打算为转移的冲突,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传与城市友好等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乐于对城市施行强权司法。

在细节方面,我必须责备你在有些地方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这是由于你对席勒的偏爱造成的。例如,在第121页上,胡登向玛丽亚叙述身世时,如果让玛丽亚把从“情感的全部阶梯”等等一直到“它的分量比我度过的岁月更沉重”这些话说出来,那就极为自然了。

前面的诗句,从“人们说”到“变老”,可以摆在后面,但是“一夜之间处女就变成妇人”这种回忆(虽然这表明玛丽亚不仅仅知道纯粹抽象的恋爱),是完全多余的;无论如何,让玛丽亚以回忆自己“变老”来开始,是最不应该的。在她说了她在“一个”钟头内所叙述的一切以后,她可以用关于她变老的警句把她的情感概括地表现出来。还有,下面的几行中,“我认为这是权利”(即幸福)这句话使我愤慨。为什么把玛丽亚所说的她迄今对于世界持有的天真看法变成关于权利的说教,从而把它斥为谎言呢?也许下次我将更详细地对你说明我的意见。

我认为济金根和查理五世之间的一场是特别成功的,虽然对话有些太像是对簿公堂;还有,在特里尔的几场也是成功的。胡登关于剑的格言很出色……

(1)斐·拉萨尔的剧本。———编者注

(2)查理五世。———编者注

(3)歌德《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编者注

13.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5月18日于曼彻斯特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这样久没有给您写信,特别是我还没有把我对您的《济金根》的评价告诉您,您一定觉得有些奇怪吧。但这也正是我拖延了这样久才写信的原因。由于现在到处都缺乏美的文学,我难得读到这类作品,而且我几年来都没有这样读这类作品:读了之后还要提出详细的评价、明确的意见。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值得这样费力的。甚至我间或还读一读的几本比较好的英国小说,例如萨克雷的小说,尽管有其不可辩驳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意义,也从来没有能够引起我这样的兴趣。但是我的判断能力,由于这样久没有运用,已经变得很迟钝了,所以我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过和那些东西相比,您的《济金根》是值得另眼看待的,所以我对它不吝惜时间。第一、二遍阅读您这部在各个方面——从题材以及处理上看———都堪称德意志民族戏剧的作品时,我的情绪激动不已,以致我不得不把它搁一些时候,特别是因为在这个贫乏的时期里,我的鉴赏力减弱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不得不惭愧地说:有时甚至价值不大的东西,在我第一遍阅读时也会给我留下一些印象。为了有一个不偏不倚、完全“批判的”态度,我把《济金根》往后放了一放,就是说,把它借给了几个相识的人(这里还有几个多少有些文学修养的德国人)。但是,“书有自己的命运”(1)———如果把它们借出去了,就很少能再看到它们,所以我不得不用暴力把我的《济金根》夺了回来。我可以告诉您,在读第三遍和第四遍的时候,印象仍旧是一样的,并且深知您的《济金根》经得住批评,所以我现在就把我的“意见”告诉您。

我知道,当我说出如下的事实,即当前德国的任何一个官方诗人都远远不能写出这样一个剧本时,我对您并没有作过分的恭维。再说,这的确是事实,而且是反映我国文学特点的,因而是不能不谈论的一个事实。如果首先谈形式的话,那么,对情节的巧妙安排和剧本的从头到尾的戏剧性使我惊叹不已。在韵律方面您确实处理得比较随意,而这给阅读时带来的麻烦比给上演时带来的麻烦还要大。我很想读一读舞台脚本;就眼前的这个剧本来看,它肯定是不能上演的。我这里来了一个德国青年诗人(卡尔·济贝耳),他是我的同乡和远亲,和戏剧打过相当多的交道;他作为普鲁士近卫军的后备兵也许要到柏林去,那时我也许冒昧地托他带一封短信给您。他对您的剧本评价很高,但是认为,由于道白很长,根本不能上演,在念这些长篇道白时,只有一个演员做戏,其余的人为了不致作为哑角一直站在那里,只好三番两次地尽量做各种表情。最后两幕充分证明,您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对话写得简洁生动,我觉得,除了几场以外(这是每个剧本都有的情况),这在前三幕里也是能做到的,所以我毫不怀疑,您的舞台脚本大概考虑到了这一点。当然,思想内容必然因此受损失,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您不无理由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但是还应该改进的是,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所谓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不过,我很高兴在这些辩论中又看到了您昔日在陪审法庭和民众大会上表现出来的雄辩才能)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您对舞台剧和文学剧作了区分,看来您自己也是把这种理想当做目标的;我相信,《济金根》是能够按照上面所说的那样改编成一个舞台剧的,虽然确实有困难(因为达到完美的确不是简单的事)。与此相关的是出场人物的个性描绘。您反对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是完全正确的。这种个性化不过是玩弄小聪明而已,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此外,我觉得刻画一个人物不仅应表现他做什么,而且应表现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已经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多注意一下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然而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我提到它们仅仅是为了使您看到,我在您的剧本的形式方面也用过一些心思。

至于历史内容,您以鲜明的笔调和对以后的发展的正确提示描述了您最关心的当时运动的两个方面:济金根所代表的贵族的国民运动和人道主义理论运动及其在神学和教会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即宗教改革。在这里我最喜欢济金根和皇帝(2)之间,教皇使节和特里尔大主教(3)之间的几场戏(在这里,您把世俗的受过美学和古典文学教育的、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有远见的使节同目光短浅的德国僧侣侯爵加以对比,从而成功地直接根据这两个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在济金根和查理的那场戏中对性格的描绘也是很动人的。不过,您对胡登的自传(您公正地称它的内容是本质的东西)采取了一种令人失望的做法,即把这种内容放到剧本中去了。第五幕里的巴尔塔扎尔和弗兰茨的对话也非常重要,在这段对话里前者向自己的主人说明他应当遵循的真正革命的政策。在这里,真正悲剧的因素出现了;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意义,我认为在第三幕里就应当对这方面更强调一些,在那里有好几次机会这样做。但是,我现在又陷到次要问题上来了。———那个时代的城市和诸侯的态度在许多场合也都描写得非常清楚,这样,那时的运动中的所谓官方分子差不多被您描写得淋漓尽致了。但是,我认为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农民运动像贵族运动一样,也是一种国民运动,也是反对诸侯的运动,遭到了失败的农民运动的那种巨大的斗争规模,与抛弃了济金根的贵族甘心扮演宫廷侍臣的历史角色的那种轻率举动,正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因此,在我看来,即使就您对戏剧的观点(您大概已经知道,您的观点在我看来是非常抽象而又不够现实的)而言,农民运动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那个有约斯·弗里茨出现的农民场面的确有它的独到之处,而且这个“蛊惑者”的个性也描绘得很恰当,只是同贵族运动相比,它却没有充分表现出农民的鼓动在当时已经达到的高潮。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会给在前台表演的贵族的国民运动提供一幅十分宝贵的背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这个运动本身显出本来的面目。在这个封建关系解体的时期,我们从那些流浪的叫花子王、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身上,什么惊人的独特的形象不能发现呢!这幅福斯泰夫式的背景在这种类型的历史剧中必然会比在莎士比亚那里产生更强烈的效果。撇开这一点不说,我觉得,由于您把农民运动放到次要地位,所以您在一个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同时您也就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据我看来,当时广大的帝国直属贵族并没有想到要同农民结成联盟;他们靠压榨农民获得收入,所以不可能与农民结成联盟。同城市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倒是大一些;但是这种联盟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小部分地出现了。而贵族的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者结成联盟才能实现。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不可能出现,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您假定济金根和农民确实有某种联系,这究竟有多少历史根据,我无法判断,而问题也根本不在这里。此外,就我的记忆所及,在向农民呼吁的文件中胡登只是略微触及这个与贵族有关的麻烦问题,而企图把农民的愤怒都特别集中到僧侣身上去。但是我丝毫不想否认您有权把济金根和胡登看做是打算解放农民的。而这样一来马上就产生了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却被置于这两方面之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您忽略了这一因素,把这个悲剧性的冲突缩小到相当有限的范围之内:使济金根不立即向皇帝和帝国宣战,而只向一个侯爵宣战(这里虽然您也非常恰当地把农民引进来),并且使他仅仅由于贵族的冷漠和胆怯就遭到了灭亡。但是,如果您在此以前就先着力地强调气势凶猛的农民运动以及由于先前的“鞋会”和“穷康拉德”而必然变得更加保守的贵族的心情,那么这一点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论证。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可以把农民运动和平民运动写入戏剧的一种方法而已;此外至少还有十种同样好的或者更好的其他方法。

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亦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是的,几年来,在我们中间,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尽可能坦率的;此外,每当出现一个新的例证,证明我们的党不论在什么领域中出现,都显出自己的优越性时,我和我们大家总是感到高兴。而您这次也提供了这样的例证……

(1)泰伦齐安·摩尔《论用词、音节和韵律》。———编者注

(2)查理五世。———编者注

(3)格赖芬克劳的理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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