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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主义宣言》(1)中,用这个理论大略地说明了全部近代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一直被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关键而又很典型的多年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照作者看来,就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各个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时,人们总是不能追溯到最终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经有相应的专业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逐日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从而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随时作出全面的总结,更何况其中那些最重要的因素,在还没有突然有力地显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长时期处于隐蔽作用状态。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清晰的概况,决不会在当时就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之后。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所研究的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本身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为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大体相应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源。但是,概括叙述眼前的事件时所面对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产生错误的根源,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眼前的事件。

当马克思着手撰写本书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根源就更难了。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要跟踪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是掌握它们的概况,也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流亡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1849—1850年的秋冬,情况也是一样。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撰写本书的。虽然有这些不利的情况,但是,由于马克思准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事件,所以他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这样的叙述,这一叙述对事变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并且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检验。

第一次检验是这样来的:从1850年春天起,马克思又有空从事经济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最近10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孕育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从1848年年中开始逐渐复兴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状态的工业繁荣,是重新强大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在前三篇文章中(载于1850年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月号、2月号和3月号)还在期待不久革命力量新高涨就会到来,那么由马克思和我为1850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5—10月)所写的那篇《时评》,就已经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那里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作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几篇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上面提到的那篇时评中对1850年3月10日至秋季的续评就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我就把这个续篇作为第四篇文章编入了本版。

第二次检验更为严格。在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政变之后,马克思立刻重新探讨了从1848年2月起直到这次暂时结束了革命时期的事变为止的法国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2)第三版,1885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出版)。在这本小册子里,又一次谈到了本书中所描述的时期,不过较为简略一些。如果把这个参照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决定性事变作出的第二次记述与本书比较一下,就可看到作者只须作很少的改动。

使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在第二章中,讲到被称做“初次概述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说:“其实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3)可见,这里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说马克思后来把这个公式也扩大到占有交换手段上,那么这种扩大不过是从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结论罢了,况且,按《共产主义宣言》(4)来看这种扩大是不言而喻的。最近英国有些聪明人对此还提出了一个补充,说“分配手段”也应该转交给社会。这些先生大概很难说清楚,这些不同于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经济分配手段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他们莫不是指政治的分配手段,如捐税、包括萨克森林地(5)及其他各种奖赏在内的贫民救济。但是,首先,这些分配手段现今已经归社会整体即国家或市镇所有;其次,这些分配手段正是我们想要废除的。

当二月革命爆发时,在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我们大家都受过去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因为正是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导作用,而现在它又再次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步骤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当巴黎起义在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中获得响应时;当整个欧洲直至俄国边境都被卷入运动时;当后来6月间在巴黎发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第一次大搏斗时;当甚至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如此震撼各国资产阶级,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刚被推翻的君主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时———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

在1849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在国外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们指望“人民”很快就会一举彻底打败“压迫者”,我们却估计到在铲除“压迫者”之后,这个“人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彼此之间将进行长期的斗争。庸俗民主派等待着不久将再次爆发革命;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经宣布,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什么也等待不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做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拉拢,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

以往的一切革命,结果都是某一阶级的统治被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排挤;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取代它执掌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上台的都是一个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而有能力并且负有使命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安然听之任之。但是,如果撇开每一次的具体内容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的态度,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在初次取得巨大的成就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表面的利益的。在个别场合,这些比较激进的要求也曾实现过;不过,往往只是瞬间的,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了上风,刚取得的成果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败者就高呼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大多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有通过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而一旦达到这一点,从而实现当前所必需的东西,激进派及其成就又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17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1848年,哪怕只是稍微懂得一点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的。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白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然而终究已经有了运动,有了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遏止的运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吗?虽然这次革命是由少数人领导的,但这一次已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而进行的革命。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如此容易被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花言巧语所欺蒙,那么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对于那些正好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了他们自己尚未理解,而只是刚刚模糊地感觉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当幻想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几乎总是,而且往往很快就变为心灰意冷,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不是欺蒙,而是实现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虽然这些利益当时还根本没有为这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亲眼目睹而令人信服,一定很快就会为他们所认识。并且,正如马克思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证明的,1848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到1850年春季,已经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而另一方面则使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以致在共同胜利时和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已经不是大资产阶级,而是有了经验教训已经变得聪明起来的无产阶级。在这些条件下,难道不是完全存在着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的前景吗?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才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式,造成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因此,在1848年除英国之外只在巴黎以及充其量在几个大工业中心发生的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经遍及全欧洲,并且达到了在1848年还难以想象的激烈程度。那时存在的是许多模模糊糊的宗派福音及其各自的万应灵丹;现在则是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明确地表述了斗争的最终目标的理论。那时按照地区和民族来划分和区别的群众,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现在则是一支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大军,它不可阻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增。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大军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么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资产阶级分裂成两个王朝保皇集团,但是它要求的首先是它的金融活动所需的太平和安全;与之相对抗的,是虽被打败但仍然很可畏的无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日益聚集在它的周围———这就始终存在突发暴力事件的威胁,而这种突发事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提供任何最终解决问题的希望———,这就像是专为第三个,即冒牌民主主义的王位追求者路易·波拿巴举行政变造成的局势。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借助军队结束了紧张局势,保障了欧洲内部的安宁,同时又赐给了它一个新的战争时代。从下面进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从上面进行革命的时期。

1851年的向帝制倒退,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意愿还不成熟。但是向帝制倒退本身必定会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意愿成熟起来的条件。内部安宁为新的工业繁荣的充分发展提供了保证;由于需要使军队有事可做,并且由于需要将革命潮流引开,使之关注国外,结果就产生了战争,而波拿巴就利用这些战争,借口实现“民族原则”,千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他的效尤者俾斯麦为普鲁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1866年俾斯麦实行了他自己的政变,对德意志联邦和奥地利,同样也对那个跟政府发生冲突的普鲁士议院,实行了一个从上面进行的革命。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就出现了历史的讽刺,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普鲁士国王威廉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德意志帝国,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然而总的结果则是,欧洲除波兰以外的所有各个大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内部统一都成了现实。诚然,疆界是小了点,但是毕竟已宽广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的发展进程不再受民族纠纷的阻碍了。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而在他们旁边则已经有1848年革命的继承者令人生畏地站立起来,这就是以国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在1870—1871年的战争以后,波拿巴从舞台上消失了,俾斯麦的使命也已经完成,于是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平庸的容克了。可是,结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梯也尔想窃取巴黎国民自卫军大炮的险恶企图,引起了一次胜利的起义。这再次表明,在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经不可能了。在胜利后,统治权就自然而然地、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这又表明,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描述的那个时期的20年以后,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多么不可能。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数)使公社本身发生分裂,这两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无谓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惫。1871年的送上来的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没有什么成果。

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发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所有适合服兵役的人都应征入伍,被编入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加之威力空前强大的火器、炮弹和炸药的采用——这一切在整个军事领域造成了全面的变革,从而一方面使得除了空前酷烈而结局绝对无法逆料的世界战争以外的任何其他战争都成为不可能,这样就立刻结束了波拿巴的战争时期并且保证了和平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它使得军费按几何级数增长,必然引起捐税的激增,从而迫使人口中较贫苦的阶级投入社会主义的怀抱。阿尔萨斯—洛林的兼并,这个引起疯狂军备竞争的最近原因,能够煽起法德两国资产阶级互相敌对的沙文主义情绪,但是它却成了两国工人的新的联系纽带。而巴黎公社的周年纪念日,则成了全体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同节日。

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暂时使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法国,要从1871年5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原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在德国则相反,工业因从法国获得的数十亿横财,简直像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而社会民主党也更加迅猛和持续地成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开始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1871年为102 000张,1874年为352 000张,1877年为493 000张。接着就是当局以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方式承认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打散了,所得选票在1881年降到了312 000张。但是这种状况很快就被克服了,当时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况下,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年为550 000张,1887年为763 000张,1890年为1 427 000张。这时,国家的手就软了。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1 787 000张,即超过总票数的四分之一。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巡夜人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被看不起的工人那里接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这种证据数以百万计。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起程。

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最强有力、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经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了头一个重大贡献,而除此以外,他们还对这个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的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

普选权在法国老早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它在那里因为被波拿巴政府滥用而声名狼藉。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选权也是自共和国成立时起就已经施行了的,但在西班牙拒绝参加选举早已成为所有严肃的反对党的通例。瑞士实施普选权的结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国家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情况就不同了。《共产主义宣言》(6)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又再次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认真地加以对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千百倍的好处,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transforme,de moyen de duperie qu'il aete jusqu'ici,en instrument d'emancipation—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7)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确认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同样又增加对手的恐惧,因而成为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了我们一把衡量我们的行动是否适度的独一无二的尺子,使我们既可避免不适时的畏缩,又可避免不适时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够多了。但是它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在竞选宣传中,它给了我们独一无二的手段到人民还疏远我们的地方去接触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抨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一个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既然竞选宣传和帝国国会中的社会主义演说不断地突破反社会党人法,那么这项法律对于政府和资产阶级还有什么用处呢?

而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些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够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职位,只要在确定该职位的人选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这里斗争的条件毕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

我们对此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像两支军队之间的那种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对起义者而言,关键在于用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而这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会有任何作用,或者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如果这一点做到了,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惊慌失措,而起义就会胜利。如果做不到,那么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也会显示出装备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兵力调度得当和遵守军纪等长处。起义在实际战术行动中所能达到的,至多也只是熟练地构筑和防卫个别街垒。至于互相支援、后备力量的配置或使用,简言之,各分队的互相配合和协同动作,在防卫一个市区时已经是必不可少的,更不用说防卫整个大城市了———但是这在起义的场合往往是根本做不到的,即使做到了也是漏洞百出;集中战斗力于决定胜负的一点,在这里也就谈不上了。所以,这里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消极防御;如果某些地方也采取攻势,那只是例外,只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侧翼攻击;通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所放弃的阵地。并且,军队拥有大炮以及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的工兵,而起义者则差不多总是完全缺乏这些战斗手段。所以无怪乎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月在维也纳,1849年5月在德累斯顿———,当进攻部队的指挥官抛开政治上的考虑而按纯粹军事观点采取行动,并且手下的士兵仍属可靠的时候,就都以起义失败而告终。

1848年以前起义者多次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在军队与起义者之间都站着市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向起义者方面,或者是因采取冷漠的、犹豫不决的态度而使得军队也发生动摇,并且它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凡是在这种市民自卫军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起义的地方,如1848年6月在巴黎那样,起义便会遭受失败。1848年柏林人民之所以获得胜利,一部分是由于3月18日夜间到19日早晨有许多新的战斗力量归附了他们,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疲惫和供应恶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指挥不力。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由于指挥官优柔寡断,或是由于指挥官的行动受到了束缚。

可见,即使在盛行巷战的时代,街垒在道义上也比在物质上起的作用更大。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能坚持到实现这个目的,就获得胜利;否则就遭受失败。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这也是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8)

在1849年,这种胜利机会就已经相当少了。资产阶级到处都投到政府方面去了;“教育和财产”的代表人物欢迎和犒赏了镇压起义的军队。街垒已经丧失了它的魅力;士兵已经不是把街垒后面的人们看做“人民”,而是把他们看做叛逆者、颠覆分子、抢掠者、分赃分子、社会渣滓;军官们渐渐掌握了巷战的战术形式:他们已经不是毫无掩蔽地径直冲向匆匆砌成的胸墙,而是穿过花园、庭院和房屋迂回前进。而这种办法,现在只要稍微用得巧妙一些,十回有九回都能得手。

而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并且都对军队有利。如果说大城市已经扩展了很多,那么军队就扩增得更多了。巴黎和柏林的人口自1848年以来增长不到四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到四倍以上。借助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24小时内就能增加一倍以上,而在48小时内则能扩增为一支大军。这些军队不仅人数大量增加,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在1848年是击发式前装滑膛枪,现在是小口径后装弹仓枪,它的射程是旧式枪的四倍,准确性和射速则是十倍。先前大炮发射的是威力不大的实心球形弹和霰弹,现在则是爆炸式的榴弹,只要命中一发,就足以摧毁最好的街垒。先前用以破坏防火壁的是工兵的丁字镐,现在则是炸药筒。

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个阶层都同情的起义,很难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间阶层大概永远不会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从而使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就是说,“人民”看来将总是分开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像在1848年那样非常起作用的杠杆了。如果有较多服过役的士兵投到起义者方面,那么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更为困难了。枪械商店中的猎枪和豪华枪,即使没有按照警察命令预先把枪机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在近战中也远比不上士兵的弹仓枪。在1848年以前,可以自己用火药和铅制造出所需的子弹,而现在每种枪的子弹都各不相同,其相同点只在于它们都是大工业的复杂产品,因而是不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没有专用的子弹,大部分枪支就都会成为废物。最后,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疯了。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经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今后在大规模革命初期将比在大规模革命的发展进程中要少,并且必须要用较多的兵力来进行。而这样多的兵力,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那样,到时候恐怕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9)

现在,读者是否已经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枪鸣剑啸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贸然走上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坚决恳求我们最终答应去当炮灰?

这些先生们发出的恳求和挑战完全是徒劳的。我们并不这么笨。他们也可以在下一次战争中同样要求敌人,把军队排列成老弗里茨(10)式的横队,或是排列成瓦格拉姆会战和滑铁卢会战中那样的整师构成的纵队,并且手持燧发枪。如果说国家间战争的条件已经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有了同样大的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11)。近50年来的历史,已经教会了我们认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已经使敌人陷于绝望。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逐渐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正。德国人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12)。在法国,虽然一百多年来地基已经被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掏空,那里没有一个政党不曾采取过密谋、起义和其他各种革命行动,因此政府丝毫也不能信赖军队,一般说来,环境对于突然起义要比在德国有利得多。但是甚至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除非预先把人口中的主体——在这里就是农民———争取过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这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成绩很快就做出来了。社会主义者不但夺得了许多市镇委员会,而且已经有50个社会主义者在议院中占有议席,他们已经推翻了共和国的三个内阁和一个总统。在比利时,工人去年争得了选举权,并在四分之一的选区中获得了胜利。在瑞士、意大利、丹麦,甚至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有社会主义者参加议会。在奥地利,所有一切政党都已经一致认定再不能继续阻挠我们进入帝国议会了。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现在争论的问题只是从哪一个门进去。甚至在俄国,如果召开著名的国民代表会议,即小尼古拉现在徒然反对召开的那个国民议会,我们也能很有把握地预期那里也将有我们的代表参加。

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连梅克伦堡也包括在内,那里的贵族革命是1755年以《继承条约》这个至今还有效力的光荣的封建主义文书而告终的。革命权已经如此普遍地深入人心,甚至冯·博古斯拉夫斯基将军也只是根据这个人民权利才为自己的皇帝引申出举行政变的权利。

但是,不管别国发生什么情况,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就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却拥护他们的那些男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的、坚不可摧的人群,构成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经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加,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的,经常不断的,不可遏止的,并且是平稳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对此进行的一切干预都毫无成效。我们现在就已经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间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行统治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13)。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遏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那就是使它同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从长远来看,这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成员以百万计的党派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动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弹仓枪都做不到。但是这种冲突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战斗(14)就会推迟、拖延并且会造成更大的牺牲。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多得多。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它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溃。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La le'galite'nous tue——合法性害死我们,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身强力壮,容光焕发,简直是一副长生不老的样子。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目前,它们在制定新的法律来反对颠覆。又是一切都颠倒了。难道今天狂热地反颠覆的人不正是昨天的颠覆者吗?难道是我们引起了1866年内战吗?难道是我们把汉诺威国王、黑森选帝侯、拿骚公爵驱出了他们世袭的合法的领土,并且兼并了这些领土吗?不正是这些颠覆了德意志联邦和三个奉天承运国王的人们,在那里埋怨颠覆吗?谁能容许格拉古埋怨叛乱呢?(15)谁能容许崇拜俾斯麦的人们咒骂颠覆呢?

他们尽可以去通过他们的反颠覆法草案,把这些草案弄得更残忍些,把全部刑法变成一块可以随便捏的橡皮,而他们所能得到的,只是再次证明自己无能为力罢了。他们要想认真地对付社会民主党就不得不采取完全不同的办法。现在社会民主党是靠遵守法律来从事颠覆的,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颠覆,他们就只能运用秩序党式的颠覆,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颠覆。普鲁士的官僚律斯勒先生和普鲁士的将军冯·博古斯拉夫斯基先生,已经给他们指明了也许能用来对付那些不愿被人骗入巷战的工人们的唯一手段。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以君主的意志为最高的法律!那就大胆干吧,先生们,这里闲谈没有用,需要的是实际行动!

但是请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同一切小国家,一般说来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是一种契约的产物:首先是君主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其次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整个契约就要作废,另一方也就不再受约束。这点已经由俾斯麦在1866年给我们绝妙地示范过。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可以放开手脚,能随意对付你们了。但是它届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16)

几乎整整1 600年以前,罗马帝国也有一个危险的颠覆派活动过。它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一切基础;它干脆不承认皇帝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它没有祖国,是国际性的,它散布在帝国各处,从高卢到亚细亚,并且渗入帝国边界以外的地方。它曾长期进行地下秘密活动,但是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感觉到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应该公开活动了。这个叫做基督徒的颠覆派,在军队中也有许多信徒;整个整个的军团都信奉基督教。当这些军团被派去参加非基督教的国教会的祭典礼仪时,颠覆派士兵们就大胆地在头盔上插上了特别的标志———十字架,以示抗议。连兵营里长官所惯用的惩戒手段也不能奏效。戴克里先皇帝不能再无动于衷地看着他军队中的秩序、服从和纪律败坏下去。他趁着还不太迟的时候采取了坚决措施。他颁布了一道反社会党人法,请原谅,我是想说反基督徒法。颠覆者被禁止举行集会,他们的集会场所被封闭甚至被捣毁了,基督教的标志——十字架等等——一概被禁止,正像在萨克森禁止红手帕一样。基督徒不得担任公职,甚至不能当上等兵。既然当时还没有在“讲体面”方面训练有素的法官,还没有冯·克勒尔先生的那个反颠覆法草案所需要有的那种法官,所以基督徒就干脆被禁止在法庭上寻求公道。但是连这项非常法也没有奏效。基督徒轻蔑地把它从墙上扯下来,并且据说他们甚至在尼科美底亚放火烧毁了皇帝当时所在的宫殿。于是皇帝就在公元303年用大规模迫害基督徒来进行报复。这是这类迫害的最后一次。而这次迫害竟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17年之后,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而继任的全罗马帝国君主,即教士们所称的君士坦丁大帝,则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了。

弗·恩格斯

1895年3月6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5年2月14日—3月6日

载于1895年在柏林出版的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32—554页

(1)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2)见本选集第1卷。———编者注

(3)见本选集第1卷第478—479页。———编者注

(4)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5)指1871年皇帝威廉一世赠给俾斯麦的汉堡附近的地产。———编者注

(6)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7) 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本选集第3卷第818页。———编者注

(8)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9)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整个这一段被删去。———编者注

(10)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编者注

(11)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是“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而是“他们应该拥护什么”。———编者注

(12)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13)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被删去。———编者注

(14)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被删去,而“决定性的战斗”印成“解决”。———编者注

(15)参看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2首。———编者注

(16)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一段的最后三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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