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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德国的圣经批判———迄今我们在原始基督教史领域中的认识的唯一科学基础——曾经按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方向是蒂宾根学派,广义来说,应该把大卫·弗·施特劳斯也算在内。在批判研究方面,这个学派做到了一个神学派别所能做到的一切。它承认,四福音书并不是目击者的传述,而是已佚典籍的后来的加工品,在据说是使徒保罗写的使徒书信中,最多有四篇是真的,如此等等。它把历史记叙中的一切奇迹和矛盾都作为无法接受的东西而勾销了;但对于其余部分,它却企图“挽救一切还能挽救的”,这就非常清楚地显示出它的神学家学派的性质。这样它就使在很大程度上以这个学派为依据的勒南,得以通过同样的方法,“挽救”了还要更多得多的东西,除大量的显然可疑的新约故事以外,还想把许多其他关于殉道者的传说,也都当做历史上可资信考的资料硬塞给我们。但是无论如何,蒂宾根学派从新约中作为非历史的或伪造的东西而摒弃的那一切,可以认为在科学上已经被最后清除了。

另一个方向,只有一个代表人物,即布鲁诺·鲍威尔。他的巨大功绩,不仅在于他对福音书和使徒书信作了无情的批判,而且还在于他第一个不但认真地研究了犹太的和希腊—亚历山大里亚的成分,并且还认真地研究了纯希腊的和希腊—罗马的成分,而正是后者才给基督教开辟了成为世界宗教的道路。说什么基督教从犹太教产生时就已经定型,并凭大体上已经确定的教义和伦理从巴勒斯坦征服了世界,这种奇谈怪论从布鲁诺·鲍威尔时起再也站不住脚了;它只能在神学院里和那些要“为人民保存宗教”而不惜损害科学的人们中间苟延残喘。斐洛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希腊罗马庸俗哲学———柏拉图派的,特别是斯多亚派的——给予在君士坦丁时代成为国教的基督教的巨大影响,虽然还远没有彻底弄清,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已经得到证明,这主要归功于布鲁诺·鲍威尔;他基本上证明了基督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地亚地区输入而强加给希腊罗马世界的,至少就其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形成而言,它正是这个世界的最道地的产物。当然,鲍威尔也像一切对根深蒂固的偏见作斗争的人们一样,在许多地方是做得过分的。为了也要根据文献来肯定斐洛,尤其是塞涅卡对形成中的基督教的影响,为了要说明新约的作者们是上述两位哲学家的直接剽窃者,鲍威尔不得不把新宗教的兴起推迟半个世纪,而不顾罗马历史编纂学家们的记述与此不符,总是十分轻率地对待历史。照他的意见,基督教直到弗拉维王朝时才真正诞生,而新约的著作则是直到哈德良、安敦尼和马可·奥勒留的时代才有的。因此,在鲍威尔心目中,新约中耶稣及其门徒的故事的任何历史背景都消失了;这些故事就成了这样一种传说,其中把最初团体的内在发展阶段和内部精神斗争都归之于多少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在鲍威尔看来,这一新宗教的诞生地不是加利利和耶路撒冷,而是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

所以,蒂宾根学派以新约的历史和文献中未被它批驳的残余部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目前尚可被科学承认为有待争论的问题的最高极限,布鲁诺·鲍威尔则给我们提供了在这一历史和文献中可以为科学所批驳的最高极限。实际真理存在于这两个极限之间。凭现有的资料能否确定这真理,是很大的疑问。新发现,特别是罗马的,东方的,首先是埃及的新发现,在这方面的贡献将比任何批判都要多得多。

但在新约中有唯一的一篇,判定写作时间可以精确到几个月以内:它大概是在67年6月和68年1月或4月之间写成的;所以属于基督教的最初期,它以最朴素的真实性和相应的习惯语言反映出了当时的观念;因此,我认为,要确定原始基督教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比起今本新约中所有其余在写成时间方面晚得多的各篇来要重要得多。这一篇就叫《约翰启示录》;它原来似乎是全部圣经中最令人迷惑不解的,现在由于德国的批判已经变得最易懂、最清楚的了,所以我想同读者来谈谈它。

只要把这一篇浏览一下,你就会确信,不仅它的作者,甚至连作者在其中活动的“周围环境”,都是何等动荡不安。我们这篇《启示录》并不是当时这种著作中独一无二的一篇。从纪元前164年第一篇流传至今的此类著作《但以理书》写成时起,差不多到约为康莫迪安写《护教歌》(1)时的纪元250年止,根据勒南的统计,传至今日的古典“启示作品”不下15种之多,较晚的仿作还不计算在内(我所以援引勒南,是因为他的书(2)并不是只有专家才熟悉,而且也最容易找到)。当时,甚至罗马和希腊,尤其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都把由各种不同民族的极端粗陋的迷信观念构成的毫无批判的混合物无条件地信以为真,并且用虔诚的蒙蔽和直截了当的欺骗来加以补充;当时,奇迹、狂热、幻觉、神咒、占卜、炼金术、喀巴拉以及其他神秘荒诞的东西占据着首要地位。原始基督教就产生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而且是产生在特别易于接受这种对超自然事物的玄想的那一类人中间。这就无怪乎在埃及,如莱顿城的纸草书之类的资料所证明的,基督教诺斯替教派曾在基督纪元2世纪时热衷于炼金术,并把炼金术的观念引入他们的教义中。而迦勒底的和犹太的数学家———根据塔西佗的说法,他们曾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和维特利乌斯时代先后两次因施用巫术而被逐出罗马(3)——所从事的,正是我们将要看到的构成《约翰启示录》之核心的那种几何学。

此外,还要补充第二点。所有启示作品都认为有权蒙蔽读者。这些作品(例如《但以理书》、《以诺书》,以斯拉、巴录、犹大等人的启示作品,《西维拉占语集》)不仅通常都根本是别人所写(这些作者比名义上的作者晚得多),而且所预言的也都是早已发生并为真正作者所熟知的一些事情。例如《但以理书》的作者,在164年名王安条克死前不久的时候,把关于波斯、马其顿的世界统治的兴衰和罗马的世界统治的开始的预言,放到好像生在尼布甲尼撒时代的但以理的嘴里,以便通过这种效验来证实自己的预言,使读者能够接受最后关于以色列人会克服一切苦难,终将胜利的预言。所以,如果《约翰启示录》果真是那位署名的作者所作,就会是所有启示著作中唯一的例外。

托名为约翰的作者,无论如何是在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中极孚众望的一个人。这可以由给七教会的书信中的语气来证明。因此,可能这就是那位使徒约翰,此人历史上是否存在尚无法完全肯定,但也可能确有其人。假如作者真的就是这位使徒,就只会加强我们的看法。这会有力地证实,书中的基督教,的的确确是真正的原始基督教。但是应该顺便指出的是,《启示录》和那也被认为是约翰写的一篇福音书或三篇使徒书信决不属于同一作者。

《启示录》是由一连串幻景构成的。在第一个幻景中出现了穿着最高祭司装束的基督;他在代表七个亚细亚教会的七个灯台中间行走,并把给这些教会的七个“天使”的书信口授给“约翰”。在这里,一开头就很尖锐地显示出这种基督教和尼西亚宗教会议151所制定的、君士坦丁大帝的世界宗教不同。在这里,不但没有听说过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神圣的三位一体。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后来的一个圣灵,而是犹太教的拉比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的基础上构成的“神的七灵”。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是阿拉法也是俄梅戛,但绝不就是神本身,或与神等同;相反,他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因而也就同上述七灵一样,是永远存在的,但却是居于属位的、神的流出体。在第十五章第三节里,殉道者在天上唱“神的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以赞美神。这样看来,基督在这里不仅是作为神的下属,而且甚至于在某些方面被放在与摩西同等的地位。基督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第十一章第八节),但复活了(第一章第五节、第十八节);他是为世界赎罪而牺牲的“羔羊”,各族各方的信徒都由于他的血而在神面前得蒙赦罪。这里我们看到了使原始基督教后来得以发展成为世界宗教的那种根本观念。当时,闪米特人和欧洲人的一切宗教里都存在有一种共同的观点,认为被人们的行为冒犯了的众神是可以用牺牲求其宽宥的。基督教最初的一个革命的(从斐洛学派抄袭来的)根本观念就是,在信徒们看来,一切时代的、一切人的罪恶,都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一次伟大自愿牺牲而永远被赦免。于是,以后就没有必要再作任何牺牲,许许多多的宗教礼仪也就随之而失去依据;而摆脱这些妨碍或禁止与异教徒交往的礼仪,则是世界宗教的首要条件。然而,供献牺牲的习俗在各民族的风尚中毕竟是根深蒂固的,以致吸取了很多异教做法的天主教感到有必要实行一种哪怕是象征性的弥撒祭礼来适应这种情况。关于原罪的教义,在我们分析的书中反而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但是在这些信中,也像在全书中一样,最大的特点却是,无论何时何地,作者都不曾想到要对自己或自己的教友用别的称呼,而只是称做犹太人。对于他所痛斥的士麦那和非拉铁非的宗派分子,他发出的指责是:

“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一会的人。”

谈到帕加马宗派分子,则说他们遵从巴兰的教训,而巴兰曾教巴勒引诱以色列孩子们去吃祭偶像之物,去行奸淫的事。可见,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不是自觉的基督徒,而是一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诚然,他们的犹太教是先前的犹太教发展的新阶段,但正因为如此,才是唯一真正的犹太教。因此,当圣徒在神的宝座前出现的时候,前来归附的先是144 000个犹太人,每一支派各12 000人,随后才是无数改宗这种革新了的犹太教的异教徒群众。请看,我们这位作者在基督纪元69年的时候,对于他代表着宗教发展的崭新阶段,即行将成为人类精神史中最革命因素之一的阶段,是很少意识到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还不曾有自我意识的基督教,同后来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用教条固定下来的那种世界宗教,是有天渊之别的;二者如此不同,以致从后者很难认出前者。这里既没有后世基督教的教义,也没有后世基督教的伦理,但是却有正在进行一场对整个尘世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有斗争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这种渴望和信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完全丧失,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只存在于社会的另一极———社会主义者方面。

事实上,对起初极其强大的尘世作斗争,同时又在革新者自己之间作斗争,这既是原始基督教教徒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特点。这两个伟大的运动都不是由领袖们和先知们创造出来的(虽然两者都拥有相当多的先知),两者都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在起初的时候必然是混乱的;其所以混乱,是由于群众的任何思想开始都是矛盾的,不明确的,无联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先知们起初在运动中还起着的那种作用。这种混乱表现为形成许许多多的宗派,彼此进行斗争,其激烈至少不亚于对共同外敌的斗争。在原始基督教是如此,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也是如此,尽管这会使那些在根本无统一之可能的情况下宣扬统一的好心的庸人感到非常难过。

难道国际是靠某种统一的教条联合起来的吗?恰恰相反。那里有谨守1848年以前法国传统的共产主义者,而这些人又是带有各种不同色彩的;有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者和重整旗鼓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另一种共产主义者,有在法国和比利时占优势的蒲鲁东主义者,有布朗基主义者,有德国工人党,最后,还有一度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占上风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而这还只是些主要的集团。从国际建立时起,为了在各处彻底同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至少在最一般的经济观点上能够达到统一,竟花费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而且这还是依靠了现代的交通工具,依靠了铁路、电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集会才达到的。

最初的基督徒也分裂成无数宗派,而这恰好成了引起争论并从而获致后来的统一的手段。就在我们这篇无疑是最古的基督教文献中,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裂成宗派的情况,而我们的作者,就像抨击整个罪恶的外部世界那样,势不两立地激烈地抨击这些宗派。这里首先是以弗所和帕加马的尼哥拉派,接着是士麦那和非拉铁非的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并非犹太人而是属于撒旦一会的人,帕加马的那些信奉名叫巴兰的伪先知的教训的人,以弗所的那些自称是使徒而其实并非使徒的人,最后是推雅推喇的那些信奉名叫耶洗别的伪女先知的人。关于这些宗派的详情,我们毫无所知,只是听人谈到巴兰和耶洗别的徒众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人们企图把所有这五个宗派说成是保罗派的基督徒,而把所有这些书信说成是反对保罗,反对伪使徒,反对虚构出来的巴兰和“尼哥拉”的。勒南在其1869年巴黎出版的《圣保罗》一书中(第303—305、367—370页)收集了一些相应的、很难使人信服的论据。所有这些论据,不外乎要从使徒行传和所谓的保罗书信出发来解释这些书信,其实这些著作至少就目前的版本来说其成书时间起码比《启示录》要迟60年,因而其中包含的与此有关的事实资料不仅极为可疑,而且是彼此完全矛盾的。有决定意义的倒是:我们这位作者不会想到要用五个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同一个宗派;单对以弗所就使用了两个(伪使徒和尼哥拉派),对帕加马也使用了两个(巴兰派和尼哥拉派),而且每次都清清楚楚地是两个不同的宗派。当然,不能否认,这些宗派里也完全可能有现在该称之为保罗信徒的那种人。

在讲得较详细的这两个场合,所谴责的都不外乎是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这是犹太人———不论是古代的还是基督教的——同改宗的异教徒争论不休的两点。异教徒不仅把祭神肉拿到庆宴上,在此种情况下拒绝食用是非礼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而且祭神肉还在公共市场上出售,在这里并不是每次都能分辨出是否已按教规清洁过。讲到奸淫的事,这些犹太人所指的不仅是婚姻以外的性关系,而且指犹太法律所禁止的、某亲等以内的人的通婚,也指犹太人与异教徒之间的通婚;这个词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二十和二十九节里一般都作此解释。但我们这位约翰对于正统犹太人所认可的那种性关系,也另有自己的看法。他在第十四章第四节里谈到天上的144 000个犹太人: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

而在我们这位约翰的天上,确实是一个妇女都没有。因而他是属于原始基督教其他著作中也常遇到的那个笼统地视性关系为罪恶的派别。如果我们还注意到,他把罗马叫做大淫妇,说地上的君王们与她行淫并被她淫乱之酒所醉倒,而她的商人因她的骄奢淫逸而发了财,那我们对上述的那个词就决不能按照神学的护教论所要赋予它的那种狭窄意义来理解,神学的护教论是要借此为解释新约中的其他地方找证据。与此相反,书信中这些地方清楚地显示出一切深刻动荡时代所共有的一种现象,即对性关系的传统束缚也同所有其他藩篱一起发生动摇。在基督教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一方面有禁止肉欲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把或多或少不受限制的男女关系列入基督教自由的概念的倾向,也相当常见。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情况也是这样。30年代圣西门派的“肉体复权”——德文译做“Wiedereinsetzung des Fleisches”———在当时德国这样一个“虔诚的育儿所”(4)曾引起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啊!而恐惧得最厉害的,恰恰是那个在柏林也像在自己的庄园里一样,不经常使自己的肉体复权就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当时居统治地位的高贵等级(当时我们还没有阶级)!如果这些正人君子还知道傅立叶给肉体规定的自由不止这些的话,不知道该怎样啊!随着空想主义被克服,这些放荡行为让位给较为理智的而实际上更激进得多的概念;而且自德国从海涅的“虔诚的育儿所”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时候起,崇尚美德的上流社会那种伪善的愤慨,就被人们嗤之以鼻了。

那些书信里包含的全部教理就是如此。此外就是强烈号召同道者进行热心的宣传,在敌人面前勇敢而高傲地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不屈不挠地对内外敌人作斗争———就这些而论,国际的某个有先知气概的狂热者也可以写得毫不逊色。

(1)即康莫迪安《反犹太人和异教徒的护教歌》。———编者注

(2)厄·勒南《基督教起源史》(八卷集)1863—1883年巴黎版。———编者注

(3)塔西佗《编年史》第12篇第52章和《历史》第2篇第62章。———编者注

(4)见海涅诗集《时事诗》中《安心》一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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