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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现代工人运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两者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信从者遭到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做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虽然有这一切迫害,甚至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产生300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60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

所以,如果说安东·门格尔教授先生在其所著《十足劳动收入权》一书中表示惊异:为什么在罗马皇帝时代土地占有大集中的情况下,在几乎纯粹由奴隶构成的当时的工人阶级受着无限痛苦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并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出现”,那是他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主义”在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是存在过的,甚至还取得了统治地位———那就是基督教。只是这种基督教———由于历史的先决条件,也不可能是别个样子,只能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中,在即将来临的“千年王国”中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现世里。

这两个历史现象的类似,早在中世纪,在被压迫农民,特别是城市平民的最初的起义中就有突出的表现了。这些起义同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的原始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1);但是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这在光荣不朽的扬·杰士卡所领导的波希米亚塔博尔派的组织中表现得最清楚;但是这种特征贯串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逐渐消失,到1830年以后又再现于工人共产主义者身上。厄内斯特·勒南说过:“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在他说这句话之前很久,法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者,还有特别是魏特林及其追随者早就提到原始基督教了。

这个用甚至在当代新闻界都找不到先例的抄袭德国圣经批判的办法写了教会历史小说《基督教的起源》(2)的法国文学家,自己并不知道在他上述的话里含有多少真理。我很想看看有哪位过去的国际活动家,在比方说阅读所谓《保罗达哥林多人后书》的时候,他的旧日的伤口,至少在某一方面的伤口,能不迸裂开来。这整篇使徒书信,从第八章起,发出永远不断的,可惜竟是那么熟悉的诉苦的调子:les cotisations ne rentrent pas——捐款没有来!好多60年代的最热心的宣传家会大有同感地握着这位使徒书信作者——不论他是谁——的手悄悄地对他说,“你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呀!”这个题目我们也有话要说的———我们的协会里也挤满了哥林多人;这些在我们眼前捉摸不定地晃来晃去的、带来唐达鲁士之苦的拿不到手的会费,恰恰就是盛传的“国际的百万财产”!

关于最初的基督徒,我们最好的资料来源之一是萨莫萨塔的琉善;这位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对任何一种宗教迷信都一律持怀疑态度,因而对基督徒,比起对其他任何宗教社团来,都不会由于异教的或政治的原因而另眼相待。相反,对他们的迷信,他一律大加嘲笑——对丘必特的崇拜者并不比对基督的崇拜者嘲笑得少一些;从他那肤浅的理性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两种迷信是同样荒谬的。这位在任何场合都不抱偏见的证人,曾经讲述过生于赫勒斯滂海峡的帕里城、自称普罗特斯的冒险家佩雷格林的生平。这个佩雷格林年轻时的事业是在亚美尼亚以通奸开始的,他在犯罪现场就地被拿获,按当地习俗被判处私刑。侥幸逃脱之后,在帕里由于勒死了他的父亲又不得不躲藏起来。

我来引一段肖特的德译文:“这时,他凑巧在巴勒斯坦遇到些基督徒里的教士和学者而知道了基督徒的奥妙的道理。不久他就获得很大的成功,他的老师们同他相比反倒有如童稚。他成了先知、教会首脑、犹太寺院主持——总而言之,他成了一切的一切;他解释他们写的圣书,自己也写了一大批,结果,基督徒们最终把他视为神明,奉为立法者,并把他拥立为首领(主教)……由于这种原因〈即由于做基督徒〉,普罗特斯有一次被当局逮捕,投入监狱……当他因此而身戴镣铐的时候,基督徒们认为他受囚禁是他们的大不幸,就用尽一切办法营救他。但是,营救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就无微不至地从各方面去照料他。天刚刚亮,就有些老太婆、寡妇和孤儿守在他的监狱门口;较有势力的基督徒则买通狱卒,去整夜地陪伴他;他们带着饭去,在他的身边读他们的圣书———一句话,敬爱的佩雷格林(当时他还是叫这个名字)在他们看来至少也是另一位苏格拉底。有的基督教会的使者甚至从若干小亚细亚城市跑来援助他,安慰他,并在法庭上替他辩护。这些人,只要关系到他们的团体,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会立即到场,快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这时既不辞辛劳,也不惜费用。因此,佩雷格林当时从四面八方都拿到钱,监禁竟成了他大笔收入的来源。这些可怜的人自以为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不死,他们将永生;所以他们对死毫不在意,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情愿去死。而且他们的第一立法者还向他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只要他们一改宗,即放弃希腊诸神而信奉那个被钉十字架的智者并按照他的指示生活,他们大家就都成为兄弟了。因此他们无区别地轻视一切身外的财富,而把这些财富归共同所有——这是他们不经检验和证明而径直接受的教义。于是巧于利用环境的狡猾的骗子来到他们当中,很快就能变成富翁,而且还要暗中嘲笑这些傻子。后来,佩雷格林又一次被当时的叙利亚当局释放了。”

在叙述了他的一些新的冒险之后,作者接着写道:

“于是我们这位伟大人物第二次动身〈从帕里〉漫游各地,而且他一点旅费也不用花,只靠基督徒的慷慨厚待就够了,他们到处都保护他,保证他什么也不缺乏。他就这样被供养了一个时期。可是当他也犯了基督徒的规矩——我想是被发现吃了他们所禁忌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把他赶出了他们的团体。”(3)

读琉善这段文字,引起我多少青年时代的回忆啊!首先想起的就是“先知阿尔布雷希特”。他大约从1840年起,好多年间简直使瑞士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支部处于危险状态;他是个健壮的长须大汉,徒步走遍了整个瑞士,为他那神秘的新救世福音寻找听众,看来他是个颇为无害的糊涂蛋。不久就死了。接替他的是一个不那么无害的后继人——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他趁魏特林坐牢的时候,要瑞士法语区的各支部改信他的那种福音,而且在一段时期内做得很成功,甚至他们之中最有才能但也最轻狂的奥古斯特·贝克尔也被他引诱。这位库尔曼给他们作过讲演,这些讲演于1845年在日内瓦出版,总标题是:《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在他的门徒(也许就是奥古斯特·贝克尔)写的序里有这样的话:

“需要有人来表达我们的一切痛苦、一切渴求和希望,简言之,一切使我们的时代深感不安的东西……这个人,我们的时代所期待的人出现了。这就是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他带来了关于新世界或体现于现实中的精神王国的学说。”

当然用不着我说,这种关于新世界的学说,不过是饰以拉梅耐式的半圣经味的词句,并用先知的傲慢口吻讲出的一种最庸俗的伤感的胡诌。这并没有妨碍老实的魏特林派像亚细亚的基督徒拥戴佩雷格林那样拥戴这个骗子。这些人的超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达到了极点,甚至把每个小学教师、新闻记者,总之一切非手工业者,都看成有意剥削他们的“学者”,总是怀疑他们;正是这些人,竟让库尔曼这个装腔作势的能手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在“新世界”中,最大的圣贤,也就是库尔曼,将调节享受的分配,因而,现在在旧世界里,弟子们就已经应该把一切享受大把大把地供献给这位至圣,而自己则应该对残羹剩饭感到满足。于是,当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时候,佩雷格林—库尔曼就靠支部的破费过着十分阔绰和心满意足的生活。诚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延续很久;怀疑者和不信仰者中间日益增长的怨言,沃州政府进行迫害的威胁,结束了洛桑的这个“精神王国”,于是库尔曼不见了。

凡是亲身经历过欧洲初期工人运动的人,都会记起几十个类似的事例。现在,这样的极端情况,至少在大中心地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在运动争得新地盘的边远地方,这一类小号的佩雷格林还可望获得暂时的、有限的成功。各国工人政党里都会钻进一些在官方世界中毫无指望或在其中走完红运的形形色色的分子——种痘反对者、戒酒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反活体解剖者、用自然疗法行医者、已散掉的自由公理会的传教士、世界起源新学说的编造者、无结果或未成功的发明者、被官僚指为“爱打官司的无赖汉”的或真或假的受屈者、诚实的傻子和不诚实的骗子———同样,最初的基督徒的情况也是如此。旧世界解体过程所解放出来的,也就是所扔出来的各种分子,都一个接一个地掉进基督教的引力圈子里——基督教是唯一抵抗了这一解体过程(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它的必然产物)从而得以保存下来并且不断成长起来的成分,而其他成分则只不过是短命蜉蝣而已。每一种狂想、胡说或骗术都会钻进年轻的基督教会,找到热心的听众和热诚的信徒,至少在一些地方和一段时期不会找不到。最初的基督徒也像我们最初的共产主义工人支部那样,对于一切投合他们口味的东西都无比轻信,这就使我们甚至无法肯定,我们的新约中是否没有掺杂着佩雷格林给基督徒们写的“大批圣书”中的某个片断。

(1)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伊斯兰教世界的宗教起义,特别在非洲,是一种奇特的与此相反的情况。伊斯兰这种宗教适合于东方人,特别适合于阿拉伯人,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因游牧民族。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教律’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厉习俗的贝都因人,则以忌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叛教者,恢复对教义、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叛者的财富作为奖赏而收归己有。100年之后,他们自然也处于这些背叛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时需要再来一次信仰净化,于是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再从头演起。从非洲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和阿尔摩哈德王朝对西班牙进行侵略战争起,直到喀土穆的那位最后的马赫迪非常成功地抗击英国人止,情况就是如此。波斯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起义,情况也相同或大致相同。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让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与此相反,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的人民起义中,宗教外衣只是用来作为进攻陈旧经济制度的旗帜和掩盖物;陈旧的经济制度最终被摧毁,为新的经济制度所取代,世界向前迈进。”———编者注

(2)厄·勒南《基督教起源史》(八卷集)1863—1883年巴黎版。———编者注

(3) 琉善《佩雷格林之死》第11—14和16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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