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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弗·恩格斯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首先我应当更正一下:准确地说,彼·特卡乔夫先生不是巴枯宁主义者,即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自己冒充的“布朗基主义者”。这个错误是很自然的,因为上面提到的那位先生,按照当时俄国流亡者的惯例,在西方面前表现自己同全体俄国流亡者团结一致,并且在他的小册子里实际上还为受到我抨击的巴枯宁及其一伙进行辩护,仿佛我的抨击是针对他本人似的。

他在同我的论战中所坚持的对于俄国共产主义农民公社的观点,实质上是赫尔岑的观点。赫尔岑,这位被吹捧为革命家的泛斯拉夫主义文学家,从哈克斯特豪森的《俄国概论》(1)中得知,他的庄园里的农奴不知道土地私有,而且时常在相互之间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没有必要去熟悉那很快就为大家知道的事情,即土地公有是一种在原始时代曾经盛行于德意志人、凯尔特人、印度人,总而言之曾经盛行于一切印度日耳曼语系各民族中的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在印度至今还存在,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只是不久前才遭到暴力压制,在德国,甚至现在在一些地方还能见到;这是一种衰亡中的占有形式,它实际上是所有民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现象。然而作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位充其量不过是个口头社会主义者的赫尔岑,却从中发现一个新的口实,使他能够在这个腐朽的西方面前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述自己“神圣的”俄罗斯和它的使命———使这个腐朽的、衰老的西方返老还童和得到新生,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老朽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实现的东西,俄国人在自己家里却有现成的。

“保存农民公社和保障个人自由,把乡村的自治扩展到城市和整个国家,同时保持民族的统一———这就是俄国未来的全部问题所在,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正在行动起来力求解决的同一个社会矛盾的问题所在。”(赫尔岑给林顿的信)

这就是说,在俄国也许还存在政治问题;但“社会问题”在俄国则已经解决。

赫尔岑的追随者特卡乔夫像赫尔岑一样把事情看得很简单。虽然在1875年他已经不能再断言什么“社会问题”在俄国已经解决,但是他仍然认为,俄国农民作为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同贫困的、被上帝遗忘的西欧无产者比起来,要无限地接近社会主义,并且他们的生活也要无限地好。如果说法国的共和主义者由于他们百年来的革命活动,认为自己的人民是政治方面的上帝选民,那么当时的许多俄国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俄罗斯是社会方面的上帝选民;据说旧的经济世界不是从西欧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而是从俄国农民的最内在的东西中得到它的新生。我的抨击就是针对这种幼稚观点的。

但是俄国的公社还引起了一些远比赫尔岑们和特卡乔夫们高明的人的注意,并且博得他们的承认。其中包括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难以估量的贡献,把他长年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中间而对他施行慢性谋杀,这将给“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留下一个永久的污点。

由于俄国的思想封锁,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未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当《资本论》问世的时候,他早已在中维柳伊斯克的雅库特人中间了。他的全部精神发展只能在这种思想封锁所造成的环境中进行。俄国书报检查机关不放过的东西,对俄国说来都是几乎不存在的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如果说他在某些地方有弱点,他的视野有局限性,那么令人惊奇的,只是类似的情况不是更多。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把俄国农民公社看做从现存社会形式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手段,这个新阶段一方面高于俄国的公社,另一方面也高于阶级对立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俄国拥有这种手段,而西方却没有这种手段,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是俄国优越的地方。

“在西欧,由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扩张,实行一种良好的制度异常困难……人们习惯上享有的东西,哪怕是放弃一点点也不容易,在西欧,个人已经习惯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性。只有经过痛苦的经验和长时间的思考才能够教人认识到相互让步的益处和不可避免性。在西方,建立一种经济关系的良好制度是不能没有牺牲的,因此建立这种制度很困难。它同英法两国农民的习惯是不相容的。”但是,“在一个国家里是空想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里却是事实……有些习惯,对英国人和法国人说来,要贯彻到人民生活中去是无比困难的,但在俄国人这里,却作为人民生活中的事实而存在着……西方目前正在经过如此艰难而漫长的道路来争取的那种制度,在我们这里却仍然是我们农村生活中强有力的人民风尚……我们看到,在西方土地公有制的衰亡带来了多么悲惨的后果,而西方人民要挽回自己失去的东西又是何等费力。西方的例子我们不应当视而不见。”(《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日内瓦版第5卷第16—19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日内瓦版)。

而在谈到乌拉尔哥萨克那里至今还盛行土地共耕然后在各户之间分配产品的制度时,他说:

“假使乌拉尔人在他们现在的制度下一直生活到在谷物生产中使用机器的时候,那时乌拉尔人将会因他们保存了那种允许使用机器(这些机器要求以数百俄亩计的大农庄)的制度而十分高兴。”(同上,第131页)

只是这里不应忘记,乌拉尔人和他们的出于军事考虑才保留下来的土地共耕制(我们这里也有兵营共产主义)在俄国是非常独特的,情形大致同我们这里摩泽尔河地区的农户公社及其定期的重新分配的做法一样。如果他们保存现有的制度到他们能够使用机器的时候,那么,从这里得到好处的不是乌拉尔人自己,而是奴役他们的俄国军事国库。

不管怎么说,事实是这样:当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西欧崩溃而它本身发展中必然产生的矛盾威胁着它的生存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在俄国,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却仍然是农民公社的公有财产。如果说在西方用重新改组社会的办法来解决矛盾是要以一切生产资料(当然也包括土地)转归社会所有作为前提条件,那么在俄国已经存在,或者说得更准确点,仍然存在的公有制对于西方的这个只是行将建立的公有制是怎样的关系呢?它难道不能作为民族活动的一个起点,以便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技术成就来充实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使它一下子越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进入一切生产资料的现代社会主义公有制?或者像马克思在本文后面引用的一封信(2)里表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时所说的那样:“俄国是应当像自由派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

问题的提法本身已经表明应当向哪个方向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情况恰如德意志人的马尔克制度、凯尔特人的克兰、印度人的和其他民族的实行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的公社一样。所有这些公社,都在包围着它们的、或者在它们内部产生并且逐渐渗透它们的商品生产以及各户之间和各人之间的交换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丧失共产主义的性质,而变成互不依赖的土地占有者的公社。因此,如果一般地说可以提出俄国的公社是否将有别的更好的命运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不是公社本身的错,而完全是由于公社在一个欧洲国家里保持相当的生命力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在西欧不仅一般的商品生产,甚至连它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都同它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它不能再继续支配这种生产力,它正在由于这些内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阶级冲突而走向灭亡。由这一点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对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俄国的农民公社本身,在1861年就已经是这种共产主义的比较衰弱的形式;在印度某些地方以及在可能是俄国公社的母体的南方斯拉夫人家庭公社(扎德鲁加)中还存在着的土地共耕,已经让位给单个家庭的经营管理;公有制只是还表现在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分配土地上,而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在不同的地方其间隔时间也极不相同。只要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一终止或通过决定被废止,就会出现小农的农村。

然而单是这样一个事实:与俄国农民公社并存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同时接近了崩溃的时刻,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就会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下将有计划地使用作为社会财产的生产资料———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俄国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在俄国公社已经不再按照公有原则耕种自己的土地之后,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按照公有原则管理大工业呢?

诚然,在俄国有不少人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并且清楚地知道这条似乎走不通的死胡同的出路何在。可是,首先,明白这一点的几千人并不生活在公社里,而大俄罗斯的仍然生活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的大约5 000万人,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至少对这几千人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就像1800—1840年的英国无产者对罗伯特·欧文为了拯救他们而设想出来的计划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一样。在新拉纳克的欧文的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当中,大多数也是在解体的共产主义氏族社会的秩序和习俗中、在苏格兰凯尔特人的克兰中成长起来的,但是欧文一个字也没有谈到这些人对他有很好的理解。其次,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式一样,是完全适用的。

然而,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

这一点,马克思和我已经在1882年1月21日给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俄文版《共产主义宣言》(3)写的序言里说过了。我们在那里写道:

“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所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还是它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俄国的土地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可是,不应当忘记,这里提到的大遭破坏的俄国公有制从那时以来已经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克里木战争期间的失败清楚地表明,俄国必须迅速发展工业。首先需要铁路,而大规模修筑铁路不能没有本国的大工业。产生大工业的先决条件是所谓的农民解放;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土地公有制迅速灭亡的时代。农民负担了赎金,加之捐税加重,同时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更少、更差,自然使农民落入高利贷者手中,这些高利贷者大半都是发了财的农民公社社员。铁路为早先的许多边远地区开放了谷物销售市场,同时又运来了便宜的大工业产品,结果排挤了农民的家庭工业,这类产品原先是由农民制造的,一部分供自用,一部分供出售。久已习惯的经济关系被破坏了,随着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各地出现了混乱局面,在公社社员中间出现了巨大的财产差别——穷人沦为富人的债务奴隶。总而言之,那种在梭伦之前曾经因货币经济的渗入导致雅典氏族解体的过程,在这里开始导致俄国公社解体。(4)梭伦固然能够通过对当时还很年轻的私有权实行革命的干预,来解放债务奴隶,干脆废除他们的债务,但是他不能使古雅典氏族复活。同样,现在世界上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在俄国公社的解体过程达到一定深度时重建俄国公社。况且俄国政府还规定,在公社社员之间重新分配土地,间隔时间不得少于12年,目的就在于使农民越来越不习惯于重新分配土地并开始把自己看做自己份地的私有者。

早在1877年,马克思在他的一封寄往俄国的信里就表示过这样的看法。有一位茹柯夫斯基先生,即现在以国家银行司库的身份在俄国信用券上署上自己名字的那位先生,曾在《欧洲通报》上刊登过一篇谈论马克思的东西,另一个著作家(5)在《祖国纪事》上出来回答他。马克思为了指出这后一篇文章的错误,写了一封信给《纪事》的编辑,这封信曾以法文原信的手抄本在俄国流传很久,后来译成俄文于1886年发表在日内瓦的《民意导报》上,随后俄译文又在俄国国内发表。这封信同所有出自马克思手笔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并被作了极不相同的解释;因此我在这里把它的内容扼要加以转述。

马克思首先驳斥《祖国纪事》上的文章强加给他的观点,文章硬说他所持的观点同俄国自由派一样,认为对俄国来说没有比消灭农民公有制和急速进入资本主义更为刻不容缓的事了。他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注释的增补中关于赫尔岑的简短评语根本不能证明什么。这一评语是这样写的:“如果说在欧洲大陆上……破坏人类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将像迄今为止一样,同在扩大国民军、国债、赋税以及以优雅方式进行战争等等方面的竞争手拉手地向前发展,那么,正像半个俄罗斯人但又是完全的莫斯科人赫尔岑(顺便说一下,这位文学家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的’共产主义)非常认真地预言的,欧洲也许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靠鞭子和强行注入卡尔梅克人的血液来返老还童。”(《资本论》德文第一版第一卷第763页)马克思接着说:“无论如何,决不能根据这点来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单引号里面的话在原稿中是引的俄文〉的努力的看法等等。——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6)这个人在几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

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9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接着马克思澄清了他的批评者的其他一些错误观点;涉及我们这里研究的问题的唯一的一个地方是这样说的:

“现在,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叙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

马克思在1877年就是这样写的。那时候俄国有两个政府:沙皇政府和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执行委员会的政府。这个秘密的并列政府的势力日益壮大。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俄国的革命一定会使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支柱,失去它的强大的后备军,从而也一定会给西方的政治运动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且为它创造无比有利的斗争条件。马克思在他的信里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不奇怪的。

俄国的革命没有发生。沙皇制度战胜了恐怖主义,后者在当时甚至把一切“喜欢秩序”的有产阶级都推到了沙皇制度的怀抱里。在马克思写了那封信以后的17年间,在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民公社的解体都大有进展。目前,在1894年,情况怎样呢?

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和皇帝尼古拉一世自杀以后,旧的沙皇专制制度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一条出路:尽快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帝国的辽阔版图毁了军队,调兵到战场上去的漫长路程毁了军队;必须靠战略性的铁路网来消除这种距离遥远的状态。但是,铁路意味着兴建资本主义工业和把原始的农业革命化。一方面,最边远的地区的农产品也同世界市场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没有提供钢轨、机车、车厢等等的本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建造和利用广阔的铁路网。然而不能只建立大工业的一个部门而不同时建立整个体系;早先已在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以及在波罗的海沿岸边区生根的较现代化的纺织工业,获得了新的高涨。随着铁路和工厂的建立,已有的银行扩大了而且建立了新的银行;由于农民从农奴地位下解放出来,有了迁徙自由,而且可以预期,在这之后,这些农民中的很大部分自然而然也将从占有土地的状况中解放出来。这样,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连根砍断俄国农民公社的斧头。

现在来抱怨这个是无益的。如果在克里木战争后,沙皇专制制度被贵族和官僚的直接议会统治所代替,那么这一过程也许要慢一些;如果新兴的资产阶级执政,那么这一过程一定会加快。在既成的条件下没有别的选择可言。当法国建立起第二帝国的时候,当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繁荣昌盛的时候,实际上也不能够要求俄国在农民公社的基础上投身于自上而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试验。必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样的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确发生了,正如在商品生产的国家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生的事情一样,人们多半只是半自觉地或者完全机械地行动,而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

这时,一个由德国开创的从上面进行的革命的新时期,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在所有欧洲国家迅速成长的时期到来了。俄国参加了共同的运动。这一运动在这里理所当然地采取了冲锋的形式,目的是要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争得民族的思想和政治运动的自由。认为农民公社本身具有一种能够带来并且必定带来社会新生的神奇力量的信念(我们已经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没有能完全摆脱这一信念),起了自己的作用,它鼓起了英勇的俄国先进战士的热情和毅力。这些人不过几百,但是由于他们的牺牲精神和大无畏精神,竟然弄得沙皇专制制度也不得不考虑投降的可能性和条件了———我们不去同这些人争论,虽然他们把俄国人民看做社会革命的上帝选民。因此我们也没有必要跟他们抱同样的空想。上帝选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而在这个斗争的同时,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前进而且越来越接近恐怖主义者所没有能达到的目的:让沙皇制度投降。

沙皇制度需要钱。它要钱不仅是为了它的宫廷豪华生活,它的官僚,首先是为了它的军队和以收买为基础的对外政策,而且尤其是为了它那可怜的财政经济和在铁路建设方面所采取的相应的荒唐的政策。外国再也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来弥补沙皇的全部赤字了;它只好在国内寻求帮助。一部分铁路股票不得不在本国推销;一部分公债也是这样。俄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胜利是铁路租让合同,根据这个合同,将来的利润全部归股东,而将来的亏损却全部由国家承担。接踵而来的是对开办工业企业的津贴和奖励金,以及维护本国工业利益的保护关税,这种关税使得许多东西最终完全不可能进口。俄国政府由于负有无数债务,并且在国外的信用几乎完全丧失,不得不为了国库的直接利益而设法人工培植本国的工业。它经常需要黄金来支付外债的利息。但是在俄国没有黄金,因为流通的是纸币。一部分黄金来自规定以黄金支付的几种关税,顺便指出,这种规定使这几种关税提高50%。但是最大部分的黄金要由俄国原料出口对外国工业品进口的顺差中得来;购买者对这一余额所开的票据,俄国政府在国内用纸币收买进来,再到国外提取黄金。因此,如果政府不愿为支付外债的利息而举借新的外债,它就得设法使俄国的工业迅速壮大到能够满足国内的全部需求。这就要求俄国成为不依赖外国的、能够自给的工业国;使政府拼命努力要在几年内使俄国的资本主义达到高水平。因为如果这一点落空了,那就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动用储存在国家银行和国库里的硬币军事基金或者宣布国家破产。在这两种情况下,俄国对外政策都会完蛋。

有一点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就把国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国家在所有重要的经济问题上都不得不屈从于它。如果说它仍然容忍沙皇及其官僚的专制独裁统治,那只是因为这个独裁统治由于官僚受贿而变得较为温和,它给资产阶级提供的保证,比实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革所能提供的还要多,而在俄国国内目前情况下,这种改革的后果是谁也不能预测的。这样一来,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

我不敢判断目前这种公社是否还保存得这样完整,以致在一定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同西欧的转变相配合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这个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天地”、他们的“世界”(7)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上一个大舞台,使他们通过这个大舞台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1893年10月中—1894年1月3日之间

载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451—467页

(1)奥·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1847—1852年汉诺威—柏林版第1—3册。———编者注

(2)参看本卷第315—317页。———编者注

(3)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4)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见恩格斯《家庭……的起源》1892年斯图加特第5版第109—113页。”———编者注

(5)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

(6)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本选集第2卷第89页。———编者注

(7)俄文“мир”既有“村社”、“公社”的意思,也有“世界”、“天地”的意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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