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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弗·恩格斯 《〈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 1871—1875序

这里所收集的文章除了都是为《人民国家报》撰写的以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评论德国以外的国际问题的。

第一篇文章《再论〈福格特先生〉》,结束了这个冒牌的自然科学家兼共和主义者而实际是庸俗自由主义的波拿巴分子兼书籍制造商同马克思在1859—1860年就意大利战争问题所进行的那场论战。这篇文章最终确定了我们所讲的福格特先生的身份是被收买的波拿巴暗探。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60年的《福格特先生》中自然只能提出间接的证明。

第二篇文章《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描述西班牙1873年七月起义期间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它早先出过单行本。无政府主义,是对工人运动的滑稽可笑的模仿,虽然它的发展顶峰早已过去,但是欧美各国政府还是这样殷切希望它继续存在下去,并花费过多的金钱来扶持它,以致我们不能不注意无政府主义者的勋业。因此我们在这里把这篇文章重新刊印出来。

《波兰人的声明》涉及德国对东欧关系中现在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那一方面,但是,如果想要对这些关系有个正确判断,这个方面是不能忽视的。

对1874年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的批判,目前又有了特殊的意义,因为在目前,与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同时进入法国众议院的,还有以我们的朋友瓦扬为首的几个布朗基主义者。从1880年布朗基主义者回到法国以来,他们有一次曾对事件的进程起了决定性作用,那就是在1887年,在格雷维退休后举行上次总统选举的那一天。国民议会的多数赞成选举茹尔·费里,他是镇压公社的可耻的刽子手中最可耻的一个,也是仅仅为了从法国和它的殖民地榨取膏脂才想统治法国的机会主义派资产阶级的卑劣透顶的代表之一。那时巴黎准备举行起义,根据同激进派议员达成的协议,起义应由巴黎市参议会领导;然而军事组织掌握在布朗基主义者手里:军官是从他们当中招募来的,他们的军事领导人、公社的将领埃德取得了指挥权,并在市政厅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设立了他的总参谋部。面对这场起义的威胁,机会主义派让步了,选了卡诺当总统。

在不久以前,当俄国舰队的水兵在巴黎做客的时候,布朗基主义者的周刊《社会主义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勇敢行为,反击了形形色色的沙文主义偏见。这种行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保证:议会里瓦扬领导的布朗基派将竭尽全力,以保证在议会里有代表的所有社会主义团体的协同行动,并把这些团体联合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党团。

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后面这篇文章里,我根本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些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一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指的是对工人阶级怀着或多或少真实的、但总是捉摸不定的同情心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即1848年的赖德律—洛兰式的人物和1874年的带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在德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虽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必要性,但是,道地拉萨尔式的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仍然是唯一得到他们公开承认的纲领要点。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选择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但是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

最后一篇文章,《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在1875年也出过单行本,现在把它重印出来不能没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跋。关于俄国农民公社的未来这一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引起所有考虑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俄国人的注意。对于我引用的马克思的一封信,俄国社会主义者做了各种极不相同的解释。而且最近一个时期,俄国国内外的一些俄国人,再三请求我发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长期以来我都推辞了,因为我十分清楚,我对俄国经济状况的细节了解得很不够;我怎么能在同一个时间里既整理付印《资本论》第三卷,又钻研旧俄国用来编造临死前的财产清单(这是马克思喜欢用的说法)的真正堆积如山的文献呢?既然人们迫切希望重印《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这篇文章,这种情况使我不得不去尝试从对俄国当前经济状况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得出某些结论,作为对这篇旧文章的补充。虽然这些结论未必给俄国公社指明伟大的未来,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还是试图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临近瓦解,也将使俄国有可能大大缩短它现在必然要经历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

弗·恩格斯

1894年1月3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4年1月3日

载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447—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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