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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弗·恩格斯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 (1848—1849年)

当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们所称的德国“共产党”仅仅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核心,即作为秘密宣传团体而组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之所以是秘密的,只是因为当时在德国没有结社和集会的权利。同盟除了得以从中吸收盟员的国外各工人协会之外,在本国大约有30个支部或小组,此外,在许多地方还有单个的盟员。但是,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却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的领袖马克思,并且赖有他才拥有一个至今还完全适用的原则性的和策略的纲领———《共产主义宣言》(1)。

这里应该谈到的首先是纲领的策略部分。这一部分一般地指出: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

而对于德国党,则特别指出: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等等(《宣言》第四章)(3)。

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像这个策略纲领那样得到了证实。它在革命前夜被提出后,就经受住了这次革命的检验;并且从那时起,任何一个工人政党每当背离这个策略纲领的时候,都因此而受到了惩罚。而现在,差不多过了40年以后,它已经成为欧洲———从马德里到彼得堡所有坚决而有觉悟的工人政党的准则。

巴黎的二月事变促使即将来临的德国革命匆忙上阵,从而改变了这次革命的性质。德国资产阶级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而是仰仗法国工人革命才取得了胜利。它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那些旧的敌人即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官僚以及怯懦的小市民阶级彻底打倒,就已经不得不转过来反对新的敌人即无产阶级了。但是这时,德国比法英两国落后得多的经济状况以及因此同样落后的阶级关系的影响,立刻就显露出来了。

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还刚刚开始建立自己的大工业,它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更没有迫切要求去争得在国家中的绝对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也是同样不发展的,是在完全的精神奴役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组织起来,甚至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进行组织,它只是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深刻对立。因此,虽然它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危险敌人,但是另一方面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资产阶级不是被德国无产阶级当时的样子所吓倒,而是被它势将变成而法国无产阶级已经变成的样子所吓倒,所以资产阶级认为唯一的生路就是去同君主制度和贵族实行任何的,甚至是最懦弱的妥协;而无产阶级则由于还不知道它自己应该扮演的历史角色,所以它的绝大多数起初不得不充当资产阶级先进的极左翼的角色。当时德国工人应当首先争得那些为他们独立地组成阶级政党所必需的权利: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权利本来是资产阶级为了它自己的统治必须争得的,但是它现在由于害怕竟不赞成工人们享有这些权利。几百个分散的同盟盟员消失在突然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中间了。因此,德国无产阶级最初是作为最极端的民主派登上政治舞台的。

当我们在德国创办一种大型报纸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现成的旗帜。这个旗帜只能是民主派的旗帜,但这个民主派到处都在各种具体场合强调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是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大型的行动党了。但是我们已经不适于做沙漠中的布道者:我们对空想主义者研究得太清楚了,而我们制定自己的纲领目的也不在这里。

当我们到达科隆的时候,那里已经由民主派人士,部分地也由共产主义者在筹备创办大型报纸。他们想把报纸办成纯地方性的,即科隆的报纸,而把我们赶到柏林去。可是,我们(主要是由于有马克思)在24小时内就把阵地夺了过来;报纸成了我们的;不过我们作了让步,把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列入编辑部。此人只写过一篇文章(刊登在第2号上),以后就什么也没有写。

当时我们要去的地方正是科隆,而不是柏林。首先,科隆是莱茵省的中心,而莱茵省经历过法国革命,通过拿破仑法典而保持有现代法的观念,发展了规模极大的大工业,当时在各方面它都是德国最先进的部分。我们根据自己的观察,十分了解当时的柏林,知道那里有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有口头上勇敢、行动上怯懦的奴颜婢膝的小资产阶级,有发展程度极低的工人,有大批的官僚以及贵族的和宫廷的奴仆,我们知道柏林仅仅作为一个“京城”所具有的一切特点。但是,关键是:在柏林实行的是可怜的普鲁士邦法,并且政治案件是由职业法官审理的;而在莱茵地区实行的则是拿破仑法典,由于已经存在书报检查制度,法典中根本没有涉及报刊案件;人们受陪审法庭审判并不是由于政治上违法,而只是由于某种犯罪行为。在柏林,革命以后,年轻的施勒弗尔为了一点小事就被判处一年徒刑,而在莱茵地区,我们却享有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我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

我们于1848年6月1日开始出版报纸,当时只拥有很少的股份资本,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付了款;并且股东本身也极不可靠。第一号出版后就有一半股东退出了,而到月底竟一个也没有剩下。

编辑部的制度是完全由马克思一人决断。一家必须定时出版的大型日报,如果采用别的制度,就不能保持一种贯彻始终的立场。况且对我们来说,由马克思一人决断是理所当然和毋庸置疑的,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首先是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才使得这家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

《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有两个要点:

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当时分为两个派别:希望有一个民主的普鲁士皇帝的北德意志派,和希望把德国变成瑞士式联邦共和国的南德意志派,后者当时几乎是清一色的巴登人。我们当时应该对这两派都进行斗争。不论是把德国普鲁士化,或者是把德国的小邦分立状况永远保存下去,都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不能容许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迫切要求德国彻底统一成一个民族,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一个清除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琐碎障碍、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可以较量的战场。但是,建立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同样也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不容许的;普鲁士国家及其全部制度、传统和王朝,正是德国革命应当打倒的唯一的国内劲敌;此外,普鲁士只有先把德国分裂,只有先把德意志奥地利从德国排除出去,才能统一德国。普鲁士国家的消灭,奥地利国家的崩溃,德国真正统一成为共和国———我们在最近将来的革命纲领只能是这样的。要实现这个纲领,就要通过对俄战争,而且只有走这条路。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

此外,报纸的语调完全不是庄重、严肃或热烈的。我们的敌人全都很卑鄙,我们对他们一律采取极端鄙视的态度。进行密谋的王权、权奸、贵族、《十字报》,引起庸人极大的道义愤慨的整个“反动派”———对待他们我们只用嘲笑和讽刺。但是,我们对那些由革命创造的新偶像,如三月的大臣们、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无论对其右派或左派)的态度也没有两样。第一号报纸就开始刊载一篇文章来讽刺法兰克福议会形同虚设,讽刺它的冗长的演说无济于事,讽刺它的怯懦的决议毫无用处。(4)这篇文章的代价就是使我们失去了一半股东。法兰克福议会甚至连辩论俱乐部都算不上;这里几乎根本不进行什么辩论,而大多都是宣读预先准备好的学院式论文,通过一些用来鼓舞德国庸人,但却无人理睬的决议。

柏林议会就具有较大的意义了,它是在同一种实际力量相对抗,它是在平地上,而不是在法兰克福的空中楼阁里进行辩论和通过决议。因此,对它就谈得较为详细。可是,我们对待那里的左派偶像,如舒尔采—德里奇、贝伦兹、埃尔斯纳、施泰因等的态度,也像对待法兰克福分子的态度一样尖锐;我们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犹豫、畏缩和瞻前顾后,向他们指出,他们怎样用自己的妥协一步一步地出卖了革命。这一点自然引起了民主派小资产者的恐惧,他们正是为了供自己使用才制造出这些偶像。但是,这种恐惧恰好证明我们击中了要害。

同样,我们也反对了小资产阶级热心散布的一种错觉,仿佛革命已经随着三月事变而告结束,现在只需收获它的果实了。在我们看来,2月和3月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那就是:它们不是长期革命运动的终点,相反,它们是长期革命运动的起点,在这个革命运动中,像在法国伟大的变革时期一样,人民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各个政党越来越明显地区分开来,直到它们同各个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完全相吻合为止,而无产阶级则在一系列战斗中相继夺得各个阵地。所以,凡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想用它惯用的词句——我们大家的愿望都是一样的,一切分歧只是出于误会——来抹杀它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场合,我们也反对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而我们越是不让小资产阶级对我们无产阶级民主派发生误解,它对我们就越顺从,越容易妥协。越是激烈和坚决地反对它,它就越容易屈服,就越是对工人政党作更多的让步。这一点我们已经体会到了。

最后,我们揭露了各种所谓国民议会的议会迷(用马克思的说法)。这些先生们放过了一切权力手段,把它们重新交还给——部分是自愿地交还给——政府。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在重新巩固起来的反动政府旁边存在着无权的议会,但这种议会却以为自己的无力的决议能扭转乾坤。这种痴迷不悟的自我欺骗,支配了直到极左派为止的所有的人。我们告诫他们:他们在议会中的胜利,同时也将是他们在实际上的失败。

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结果正是这样。当“左派”获得多数时,政府便把整个议会解散了;政府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议会已经失去人民的信任。

当我后来读到布日尔论马拉的一本书(5)时,我便发觉,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知不觉地仿效了真正的(不是保皇党人伪造的)《人民之友》的伟大榜样;各种疯狂的叫嚣之所以出现,各种使人们将近一百年来只知道一个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拉的伪造历史的行径之所以产生,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马拉无情地扯下了显赫一时的偶像——拉斐德、巴伊等人的假面具,揭露了他们已经成了十足的革命叛徒的面目,而且他也像我们一样,要求不宣布革命已经结束,而宣布革命是不断的革命。

我们曾经公开声明,我们所代表的派别,只有在德国现有的正式政党中最极端的政党掌握政权的时候,才能为达到我们党的真正目的而展开斗争:那时我们将成为反对派,同这个最极端的政党相对立。

但是,事变却要求人们除了嘲笑德国的敌人以外,还要表现出一种昂扬的激情。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时候,我们正守卫在自己岗位上。从第一声枪响,我们便坚决站到起义者方面。他们失败以后,马克思写了一篇极其有力的论文向战败者致敬。(6)

这时最后一些股东也离开了我们。但是,使我们感到满意的是,当各国资产阶级和小市民对战败者横加诽谤的时候,在德国,并且几乎是在全欧洲,我们的报纸是高举遭到镇压的无产阶级的旗帜的唯一报纸。

我们的对外政策很简单:支持一切革命民族,号召革命的欧洲对欧洲反动派的强大支柱——俄国,进行一场普遍的战争。从2月24日起,我们已经清楚了解到,革命只有一个真正可怕的敌人——俄国,运动越是具有全欧洲的规模,这个敌人也就越是不得不投入战斗。维也纳事变、米兰事变、柏林事变不免延迟了俄国的进攻,然而革命越是逼近俄国,这一进攻的最终到来就越是肯定无疑。可是,如果能使德国对俄国作战,那么,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就会灭亡,而革命就会在全线获得胜利了。

在俄军真正入侵匈牙利以前,这一政策贯穿于每一号报纸,而俄军的入侵完全证实了我们的预见并决定了革命的失败。

在1849年春季,决战临近的时候,报纸的语调就变得一号比一号更猛烈和充满激情。威廉·沃尔弗在《西里西亚的十亿》(共八篇论文)中提醒西里西亚的农民,在他们解脱封建义务时,领主怎样在政府的帮助下骗取了他们的钱财和土地,并要求10亿塔勒的赔偿费。

与此同时,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著作(7)在4月间以一组社论的形式发表了,这部著作明确指出了我们的政策的社会目的。每一号报纸、每一个号外,都指出一场伟大战斗正在准备中,指出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各种对立正在尖锐化。特别是4月、5月两月间出版的号外,都是号召人民准备战斗的。

在整个德国,人们感到惊讶的是,我们敢于在普鲁士的头等堡垒里面对着8 000驻军和岗哨做出这一切事情;但编辑室内的8支步枪和250发子弹,以及排字工人头上戴着的红色雅各宾帽,使得我们的报馆在军官们眼中也成了一个不能用简单的奇袭来夺取的堡垒。

1849年5月18日,打击终于到来了。

德累斯顿和埃尔伯费尔德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伊瑟隆的起义被围困;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遍布军队,在彻底镇压普鲁士莱茵地区之后就要向普法尔茨和巴登进军。这时政府终于敢来进攻我们了。编辑部人员有一半受到法庭迫害;另一半作为非普鲁士人被驱逐出境。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毫无办法,因为政府有整个军队作为后盾。我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武器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我们在这号报纸上警告科隆工人不要举行毫无希望的起义,并且对他们说:

“《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将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8)

《新莱茵报》在它创办即将一周年时就这样停刊了。开始时它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我已经说过,人们答应给它的一笔不大的款子没有照付——,而在9月它已经差不多发行到5 000份了。在科隆宣布戒严时,报纸曾经一度被封;在10月中报纸又不得不重新开始。但是,1849年5月,在它被禁止时,它又有了6 000订户,而当时《科隆日报》,据它自己承认,也不过只有9 000订户。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

而这一点首先归功于马克思。

遭到打击后,编辑部解散了。马克思去了巴黎,当时那里正准备着1849年6月13日到来的结局;威廉·沃尔弗这时已经在法兰克福议会里占有他的席位———当时这个议会正面临着抉择:要么被上面解散,要么投向革命;而我则到了普法尔茨,做了维利希志愿军团中的副官。

弗·恩格斯写于1884年2月中—3月初

载于1884年3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12页

(1)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2)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本选集第1卷第413页。———编者注

(3)同上,第434—435页。———编者注

(4)指恩格斯《法兰克福议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编者注

(5)阿·布日尔《马拉,人民之友》1865年巴黎版第1—2卷。———编者注

(6)指马克思《六月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编者注

(7)指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见本选集第1卷。———编者注

(8)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科隆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19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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