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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依据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基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同阶段性特征得出的,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发展进程中一个新阶段,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进展。习近平同志指出:“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1]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不是别的什么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充分的现实依据。

一、坚实的历史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于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建立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长期奋斗基础上,其思想、理论和实践的源头则可追溯得更为久远。习近平同志在梳理回顾世界社会主义500年风雨历程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在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相继建立新中国、开启新时期、跨入新世纪、站上新起点的接续奋斗中实现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虽然也经历了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不断在理论上进行新创造、在实践上展现新作为。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2]

二、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掀开新的篇章。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举旗定向、运筹帷幄,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了全面总结,集中概括为:“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能够称之为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是那些影响极其深远、极不寻常、能够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非凡业绩。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和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呈现出新的历史气象。

首先看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五年来我国取得的重要进展概括为十个方面: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这些重大成就,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显然是全方位的。同时,这些重大成就还具有开创性意义,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比如创造性地提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开展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贫困斗争,使93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画上句号。又如创造性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推动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促进。再如创造性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等等。这一系列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推动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

再看历史性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历史性变革,具有深层次、根本性,是用非常之力、下非常之功才能实现的。比如面对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和国内经济“三期叠加”的新形势,党中央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论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完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推动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又如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毅然决然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涉深水、闯险滩、啃硬骨,以不同寻常的力度、广度和深度,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再如针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存在的许多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以及军队内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果断作出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历史性决策,坚持改革强军,推动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实现革命性重塑。特别是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如此等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的变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效果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在党的历史上、在新中国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涵盖了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推动实现了社会整体的历史性发展和历史性飞跃,极大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历史性转化

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必然产生历史性影响,带来历史性变化。最集中的影响和变化,就是促进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这一重大政治判断,体现了矛盾运动和社会变化的辩证统一,是对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深刻反映,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成果。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人类社会是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每一时代都有与社会基本矛盾性质和状况相对应的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分析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并据此确定党的指导方针、战略目标和政策措施,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1956年党的八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并阐释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4]改革开放初期经过认真讨论和研究,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界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5]这一判断,一方面继承了党的八大的判断,另一方面更加符合中国实际,而且更加简洁、更加明了,在党的十二大得到确认。从那时到党的十九大前,我们党一直沿用这个判断和表述。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社会生产看,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快速发展,过去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社会发展已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再笼统讲“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符合今天的实际。从社会需求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们的需要不仅日益广泛多元,而且需求层次明显提高,已经从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升级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人们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提出更多更高要求,更加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只讲“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已经不能真实反映人民群众变化的需求。还要看到,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不平衡,主要是指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发展不充分,主要指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还有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的任务依然繁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以往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已不能够反映变化了的客观实际,需要立足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作出新的判断和表述。党的十九大综合分析各种情况,明确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科学正确的,也是十分及时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阶段性呈现。必须指出的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变,并没有改变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新时代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发展阶段,而不是外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其他发展阶段。在新时代,虽然我们的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工作对象和工作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发展水平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第七八十位,还没有完全摆脱不发达阶段,对此必须始终保持高度清醒。对基本国情的认识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牢牢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动摇,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动摇,必须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不动摇,这是我们把握新时代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坚持的根本立场。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70页。

[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页。

[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

[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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