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共12册)的章节详情内容-博库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1]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进入新时代的重要阶段，我国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设也必须跟上时代，与当下我国文艺的发展实践相一致，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 “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这一论述内涵丰富、层次清晰，全面科学客观地总结了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所必需持守的学术精神与必须坚持的方法原则，既明确了发展思路，又确立了指导原则；既强调了中国立场，又拥有了世界视野；既注意观照历史，又着眼于发展当代；既有终极考量，又有人文关怀。可以说这些方法与原则也是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方法与原则，我们只有以此为准绳，才能真正建起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既服务于当代中国，又被世界广泛接受的文艺理论新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3] 这就是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存在的前提，我们片刻不能离开或丢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就是我国当下文艺理论建构的特色所在。整个20 世纪，我国文艺理论发展的基本轨迹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逐渐占据主体并居于指导地位的过程。事实证明，今天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并在实践中使之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持久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论述，“与我们党的文艺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4]，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有关文艺的理论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5] 的观点，作为以文字为工具的文学，自然也就成为传达思想表现情感的重要渠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趋于成熟的著作以及马克思后来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复申说了这样一种思想：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6]，“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马克思、恩格斯所要表达的这种思想具体到现实社会中，所指的意思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或者说是，“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9]。由此来看，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意识形态的形式”[10]，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框架中，被安置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成为判定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标准和出发点。从19世纪四五十年代《神圣家族》中对欧仁·苏《巴黎的秘密》的创作观念与创作倾向的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文艺创作“出发点”的确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中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关系的论述，以及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关于“艺术真实”“悲剧”等问题的探讨，乃至19世纪八九十年代《致敏·考茨基》《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致保尔·恩斯特》等人的信中对于典型的塑造、倾向性与真实性的关系、现实主义、艺术使命等问题的论述与分析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艺创作、文艺思潮、文艺规律的思考与阐释从没有停止，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体系。在这一基本体系中，虽然他们所提出的文艺见解针对的对象不同、研究的问题有别，但他们始终把无产阶级的“自由”与“解放”放在首位，并希望文艺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摇旗呐喊。

恩格斯曾经提出文艺创作的“倾向性”概念，虽然他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需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但他“决不反对倾向性本身”[11]。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他提出了文学应该“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12] 的看法。而接续这一文艺“倾向性”思想的指导，列宁完成了其著名的《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这一光辉著作，提出了“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13] 的观点。通过对以往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论继承，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14]。他明确提出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15] 主张，并且认为，做好这种服务“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16]。由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命题，即“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便一直成为我们判断文艺“倾向性”与文艺作品存在价值的重要标杆。新时期之后，我们党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以及在坚持这一方针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在文艺工作中的具体落实与表现，非常清楚地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性质与特征，以及社会主义文艺所载负的使命与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脉相承，如他提出的“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的问题，与恩格斯的文艺“倾向性”以及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相关联；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立足于“全球化”视角，多次谈到通过文艺加强各国的认同和理解的问题，这既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求，也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达的关于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17] 的观点相吻合；而强调“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的主张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现实主义方法的创新性运用；在文学批评方面，他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并提出文学批评标准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则直接是对恩格斯所提出的“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的继承与发展；在探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一问题时，他引用列宁、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等人的论述以深刻阐述社会主义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不仅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生活作为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视人民群众为文艺创作者的老师和先生，而且将文艺作品好坏的评判权也交给了人民，如此等等。这些都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结合我国文艺的现实状况、现实问题，立足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继承前提下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关文艺问题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新实践。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8]他这样讲了，也是这样做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多流派，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在实践中对这些流派有所辨析与甄别，对它们的不足与危害有所警惕。在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话语的建构过程中，我们还要面临各种错误的文艺思潮、文艺主张，对此我们也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批判，及时揭露；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处理和解决好一些在马克思主义认识和使用上的糊涂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向前发展。

要科学客观地对待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新时期以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一直比较少，“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译过几篇“西马”的文章，但那时的译介主要是为批判之用，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新时期之初，当“西方马克思主义”再次译介进来并开始被众多学者关注的时候，对它的质疑与反质疑就一直未断。从20世纪80年代末直到21世纪初，国内学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引发的讨论，主要就是围绕“‘西马’非马”而展开，在争论中各抒己见，虽然澄清了不少问题，但各方对“西马”的基本判断却并没有达成一致。这场主要发生在哲学领域的理论论争，对文艺理论界有关“西马”的认识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文艺理论界也开展了一些对话和讨论，但基本观点仍然是围绕“‘西马’非马”展开，没有实质性突破。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针对“西马”文艺批评理论的局限性等问题，《湖南社会科学》和《天津社会科学》分别发表了两组文章，对中国学界存在的“西马化”倾向问题进行了批判。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有关“西马化”倾向的提出和讨论，实际上是对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和“实践存在论美学”两场论争的一种继续。正如讨论的发起人董学文在文章中所说：“目前的文学理论 ‘西马化’ 模式，主要表现在文学审美论、意识形态泛化、实践本体论化或实践存在论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实际上多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那里袭用来的。”[19] 这就是说，如果没有那两次理论论争，也就不大可能出现关于“西马化”倾向的讨论。不过，就学术本身看，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论家所存在的“西马化”模式与“西马化”倾向问题，的确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无论是“‘西马’ 非马”还是“西马化”倾向，两次讨论所反映出的都是国内学者对“西马”文论进入中国之后的一种警惕与担忧。

对“西马”文论的担忧当然并不多余，如果说“‘西马’非马”等论争是国内学者对于西马文论态度的显性表现，那么在“西马”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对“西马”文论的极度推崇与赞赏则是一种隐性的表现，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研究的论著数量、硕博研究生的选题兴趣等看出来。“西马”理论家对艺术与美学的兴趣、对人性与人的解放的分析、对既有社会深刻的批判精神、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与构建，等等，所有这些的确令无数青年学子和研究者怦然心动，尊敬之心油然而生。“西马”理论家就像是一个个精神导师，批判着当下社会的问题，引领人们走向未来人类解放与幸福的美好前景。难怪有学者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各个流派为我们提供的研究资料和理论路径能够批判地分析与改变我们当前的文化形态，发展一种具有实践性的社会批评理论和新的文论研究路径。”[20] 客观地说，新时期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的确是不可小觑的，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构建也确实无法离开“西马”文论的学术资源。但反过来说，难道不正是由于新时期之后，我国学者把目光与精力大都放在了“西马”等西方文论那里，才造成了国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人力资源匮乏、建树不多的吗？

客观地说，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确立与形成至少拥有以下四种理论资源。一个是包括俄苏文论在内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个是经过两千多年历史发展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一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个是中国长期以来尤其是在新时期之后在与西方交往过程中引进来的包括“西马”文论在内的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间，由于历史原因，这四种文论资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发展是不平衡的，受重视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从新时期以后四十年的时间来看，我们一直重视对西方文论的引介、学习与研究，而对我国古代文论传统却有所忽视，缺乏创新性研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展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样重视不够，缺乏有创见性的成果。如果说新时期之前，我国文论呈现出较明显的“政治化”倾向，那么新时期之后，我国文论则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去政治化”特征，而这种“去政治化”又是通过文论的“西化”来实现的。今天西方文论在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占有绝对的话语优势，拥有绝对多的学习者、研究者和崇拜者，有学者甚至认为，不懂英文写作，没有英文论著发表，就将很快被学界边缘化，甚至于有被淘汰的可能。这种以运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衡量学术标准的看法显然有些不伦不类，但透过这种观点，我们所看到的则是我国文论“崇洋媚 ‘西’”的严重程度。

新时期之后，向国外学习是我们走出以往较为封闭的文论生产的重要途径。包括“西马”文论在内的各种西方文艺思潮的引入，对我国文论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今天，当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已经被我们引介研究了四十年之后，当我们静下心来准备建构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时候，就必须走出“他者”文论的思想阴影。关于“西马化”倾向这一问题的讨论，谁是谁非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讨论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学者开始去反思外来理论的一种自觉意识。其实我国文艺理论界早已意识到了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存在的过度追逐西方的片面化问题，2005年前后，国内就有学者提出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这一命题。最近几年，对西方文论的反思与批判文章更是日渐多了起来，这些都是我国学术界更加理性、更加务实、更加有问题意识的表现。因此，面对当前我国文论存在的诸多问题，冷静审视当下我国文论发展的基本状况、基本格局以及世界文论发展的基本趋势，尽快扭转以往过于“西化”的学术倾向，重视我国古代文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就是摆在理论界的一件重要任务。

除以上所论外，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还需要解决与处理好以下一些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二是对马克思主义要真懂真信，三是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这三个问题有其内在关联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的社会现实与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做到有的放矢，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提出，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发展的现实要求，同时也是在中外学术交流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1]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也更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给世界所展示的不仅仅是我们所高举的马克思主义这面大旗，更应该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需要一代甚至几代学人的努力与探索。要解决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就要解决好对马克思主义真懂真信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22]。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历史和实践都已证明的正确结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也已经走过近百年的传播发展，经过数代人的努力与奋斗才最终成为指导我国文艺前进的方针与指南，今后我们依然要以它为指导，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不断加强对其基本原理的学习，做到真懂真信，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性认识。最后，一定要解决好态度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用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是教条，而是活的理论，我们一定要善于根据变化了的文艺现实，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使其更好地引导文艺健康发展。那些不顾现实情况，认为只要在工作或文章中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话就站在了真理一边的想法是错误的。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说教等说法，也是我们必须廓清的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 ‘改变世界’。”[23]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24]以此为准绳，我们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坚定学术信念，坚守学术理想，根据新时代中国文艺实践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继承性、民族性，二是原创性、时代性，三是系统性、专业性。[25] 关于文化建设和文艺繁荣，习近平总书记则一向强调“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这些论述，对建构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26] 他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27]。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8]，深刻阐释了文化自信决定文艺发展，文艺繁荣影响民族复兴的逻辑关系。由此可见，立足自我，切实坚持我国文论发展的中国特色，坚守我国文论建构的中国立场，是我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根本出路。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文学艺术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总是被文人们赋予诸多的任务与使命。如，在被认为保存着中国最早的诗学观念的《尚书·尧典》中记载着帝舜与夔论“乐”的文字，“命汝典乐”的直接目的是“教胄子”，也就是使这些身负重任的帝王或贵族子孙们通过音乐的陶染“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如此才能塑造出传统的理想人格，才能担负邦国治理的大任。这也就意味着，文学艺术在发生之初，它就肩负着“教育”的使命。关于这一点，孔子也有类似的表达。孔鲤两次“趋而过庭”，孔子都分别交代了学习任务，即“不学诗，无以言”和“不学礼，无以立”，于是孔鲤“退而学诗”,“退而学礼”。（《论语·季氏篇》）这一典故成为当时及后世文人们效仿的对象，“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成为判断古代男子人格修养的标准。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文艺是个体的人走向社会、成为“社会人”的一座必不可少的桥梁，担负着“化人”的重任，或者说一个出身高贵的人，必须经过诗礼乐的熏陶之后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才是一个有素养的人。在此之后，文人们还注意到了文艺在宣泄情感、舒缓压力方面的功效。亚里士多德将文艺的这种效用称为“卡塔西斯”，即“净化”，而用我们东方的术语则为“陶冶”。“净化”在西方语境中既可以指创作主体也可以指欣赏主体，而“陶冶”所针对的则主要是欣赏者，这就是二者在东西语境下所表现出的不同之处。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让人们首次注意到了文学在育人之外，其实也关涉着创作个体的生命情感。这一点钟嵘在《诗品》序中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所谓“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29]。失掉了家国的臣子、命丧沙场的孤魂、负戈外戍的征人、远离故土的行人和那望眼欲穿的闺中之人，“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30] 面对人生的离合与自我的悲欢，似乎只有诗歌才能使人获得暂时的解脱。但不得不说的是，钟嵘这里既注意到了诗歌在人们抒发情感方面的重要意义，但又远非如此纯粹，因为紧跟其后，他又引用孔子的话说：“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 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31] 这样，宣泄情感的目的最终又和“可以怨”“易安”和“靡闷”相关联，实质上又引向通过诗歌的导泄可以使不满现状的人消除苦闷，使处于贫贱的人安于贫贱这一诗歌的“化育”作用上去了，与前段所论文艺的“化人”是一致的。

当然文艺的作用还远不止这些，汉魏时代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从而将文学的作用和地位提高到了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流传不朽的盛大事业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之前人们只将文章（“立言”）放在“立德、立功”之后的思想传统有了颠覆性的突破。唐代白居易所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从写作内容上进一步将文学与时代和社会现实结合了起来。白居易的观点看似与曹丕的文学“不朽”没有多少联系，但在一定程度上补进了曹丕所没有谈到的“如何不朽”这一内容，即文学作品只有为时事而写、为现实而作，只有把文学与历史、现实联系起来，才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才能永传后世。可以说，白居易的“为时而著” “为事而作”的思想包含了作者自己对所处时代的关注，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关切，饱含了作者对于文艺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正是由于前人对于文艺作用的以上认识，又经唐代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的“文以贯道”“文以明道”等思想的过渡，宋代理学家周敦颐最终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至此关于文艺作用的看法，在我国已基本成熟和定型。后世文人虽对“道”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但基本都没有离开“文以载道”这一文艺作用的基本框架。“文以载道”观以“文”喻车，以“道”喻车上所载之物，十分形象地说出了“文”与“道”的关系，也真正讲出了“文”的作用与价值。虽然将“文”作为传播“道”的手段和工具，似乎有重“道”轻“文”之意，但“文以载道”观顺应社会发展和时代需要，对我国古代社会长期保持文明进步、繁荣昌盛起到了重要作用。与西方文艺思想更多关注创作者个人的情感得失不同，我国的“文以载道”观偏于文学的化育目的，个人与社会、时代、国家、集体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是这种文艺观的重要特征。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觉醒与民族解放的意识呼之欲出。与之相适应，如何发挥文艺的作用使之为思想启蒙服务，就成为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革新之途，他们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文艺观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戊戌变法主将之一梁启超在1902年所提出的“小说界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于1917年所提出的“文学革命论”。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32]的口号，而陈独秀则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33] 的主张。两人的政治理想与思想观念虽然不同，但在通过文学教育人民、变革社会方面却有相同之处，可以看成我国古代“文道”观在近代的赓续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有着内在的思想关联，他历来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继承，及其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运用。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参观考察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34] 2014 年2 月24 日，他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认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35]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进一步明确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36] 的新要求。善于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寻求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风格之一，表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尤其重视，2014年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所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而在具体论述中，他谈到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谈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创造力”，以及在重要关头所起到的“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的历史作用，谈到了中华文化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37] 这一强大的凝聚力量。而2016 年他的《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所提出的四点希望，第一个讲的就是“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对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作出了更为深刻完整的阐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深植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土壤之中，在其有关文艺的讲话中，他引用《论语》《毛诗序》《文心雕龙》中的句子，引用白居易、黄庭坚等许多古代文人的诗词歌赋，以及很多的古代谚语、成语、俗语等，以论证文艺与时代和生活的关系、与人民的深厚情怀，文艺的创新精神，文艺如何反映生活以及文艺的化人育人作用等，体现出了鲜明的中国文论的文化诗学特征与诗学智慧。这些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的根与魂和我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基本理念一脉相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继承性。

“民族性”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特点中的一个，对民族性的强调在今天显得非常必要。世界经济市场的日益融合，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已经将世界各民族强制性地卷入这个“全球化”体系当中。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事件是专属于某一民族的，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哪怕是最偏远的地方的任何一个事件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这样，“民族的”既仿佛要慢慢消亡而成为“世界的”，同时，又好像要焕发青春去赢得更多的风头，无论是民族文化，还是民族事件都是如此。

应该说，经济全球化的确造成了世界各民族的劳动产品在相互交往中成为全世界共同的产品，而后现代思潮下的“民族想象”理论，即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38]，也使“民族”存在几乎“被消亡”，那些过去属于“民族”群体的个别特点似乎随之自行消解；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们看到，斯大林所认为的形成民族的几个条件——“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9] ——在今天似乎并没有改变，民族也没有消亡。不仅没有消亡，而且在席卷世界的“全球化”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民族间的文化冲突日益尖锐，对地域性的破坏与摧毁，也正引起各国知识界、政府机构、民族问题研究者们的加倍重视。今天，地域性的政治文化结盟组织的日益增多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持续升温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经济的“全球化”虽然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深化与生产的良性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但是，文化与文学艺术的“全球化”，如果不是仅仅指其产品或作品的广泛传播，那么这种“全球化”的实现就必然是对文化或文学艺术本身的一种宰割，是不会利于文学艺术的进步与健康发展的。当然，从文化艺术全球化需要的必然条件看，这种全球化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各民族地域间的语言差异，更在于各民族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各具差异性的民族习惯、民族情感、民族心理、民族文化、政治意识以及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等，这些都将成为文化全球化不可攀越的高墙壁垒。因此，今天，如果不能在“全球化”潮流中，保持一种冷静而理性的态度，一厢情愿地将各种问题，尤其是文化、艺术、民族等一起装到“全球化”这个框子里，违背事实臆造出一些所谓的“理论”替“全球化”呐喊助威，将注定是行不通的。

另外，中国在经济上属于发展中国家，同时中国又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和丰富的传统文化。因此，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尊重与守护自己的民族立场与尊严就尤为重要。一国之文学乃一国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因素的综合反映，如此，中国文学的民族属性就应该成为我国文学创作与评价的重要标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又是多灾多难的。既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时代的辉煌，又有鸦片战争以来所遭受的屈辱，以及今天我们正奋力实现民族复兴的远大理想。文学作为所有这些历史事实的记录者和重要载体，必然有其重要的民族特征，而文论作为一种文学的理论也必然是展示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重要形式。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文论的“民族性”，就既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现实的客观需要。对文论“民族的”强调并不是为了对抗经济“全球化”潮流可能给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领域带来的冲击，而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对文学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必要守护，是对全球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切实尊重。

另外，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新时期以后，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已经深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处世原则、理想信念等都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在文学理论方面，当代西方文论的影响，也构成了“一边倒”的情况，西方当代文论在中国构成了话语霸权，言必称西方的现象非常严重，人们对西方理论知识的接受，几乎成为一种自觉的习惯，而对本民族文化，却缺乏研究，缺乏自信，中国古代文论处于失语状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些学科中失语，在教材中失踪，在论坛上失声的现象非常严重，因此，对于当下中国的文论发展而言，对民族性的强调就成为必要而及时的，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如何立足于本民族的文论传统，以及当下的文艺现实，以我为主，而不是跟在当代西方文论的后面，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都是极其重要的。

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国际视野。不同文论之间互相凝望、欣赏、借鉴，是十分必要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40] 习近平总书记活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民族性”问题的最终方向和目标作出了明确的阐释。这就是说，一要总结好中国的实践，为中国的发展服务，二要通过对中国问题和实践的理论总结，从而为世界发展、人类未来提供方案、思路和办法，表现出了大国领袖的世界视野与宽阔胸怀。今天任何国家或民族，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关起门来搞建设，也不可能关起门来搞文化。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外交场合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国与国之间关系、面向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站在全球化视野中呼吁各国人民“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41]，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厘清了思路、提供了方案。世界视野或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已然成为我们从事任何国家事务的题中之意，认识不到这一点，也就从根本上关闭了自己发展的大门。因此，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也必须具有世界视野，心存天下，在与世界各国学术界的交流对话与融合碰撞中发展自己，从而最终为世界文学艺术的发展贡献力量。

当然，在全球化时代，所谓的世界视野并不是让我们跟在别国的后面，亦步亦趋，丧失自身主体性，而是要更好地坚定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信，深入挖掘民族文化与文论传统，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科学总结新时代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以我们繁荣文化艺术的丰富思想理念，解决文艺问题的智慧和实践，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理念的文论方案。正如张江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汇入世界文学版图的过程中，中国文学拿什么来走向世界？唯一可以秉持的是民族性的文学和文学的民族性。丧失了民族性，迎合想象中的他者趣味，不仅会在文学中丧失了自我，也不可能真正地走进世界。民族性才是中国文学登上国际舞台的独特资本，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畅行无阻的通行证。”[42] 文学如此，文论也是如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期盼，即“不仅要让世界知道 ‘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 ‘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43]。最后，要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解决中国的问题，体现我国文论建构的原创性、时代性，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还“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44],“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45]，不断提高包括文论在内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如前文所述，中国古代文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当代西方文论是新时代我国文论建设的几种主要理论资源，它们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体系的现实基础和依靠条件。正确对待这几种理论，是我们成功建构中国文论的必然之路。当然，新时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还必须面向新时代中国的文艺现实、文艺实践，在解决新时代文艺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完成和实现，这是建构中国特色文论提供世界方案最为关键的一环。由于本章第一节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有论述，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又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且时下它们对建构我国文论话语体系的重要意义人所共知，不言而喻，因此这里不再多论。以下重点对我国古代文论、当代西方文论及文艺现实实践在我国新时代文论建设中的作用及其价值等作出较为详细的阐述。

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文论以其思辨的严密、科学和系统为特色，而我国古代文论则以直观感悟的思维方式为特点，多是描述性、比喻性的阐述，很难有理论上的系统建构。实际上，我国古代文论不仅拥有丰硕的理论成果，而且以一种独特的创造模式形成了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在创作论、文体论和鉴赏论等多方面都有系统的理论阐述。就创作论而言，我国古代文论形成了以心物感通的感兴论为主线的创作论理论体系。如《礼记》较早提出的“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陆机《文赋》中论述灵感时强调的“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际，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影灭，行犹响起”，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谈到的“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钟嵘《诗品序》中提出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等等，这些都是对情感很好的表达和阐释，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文论创作体系的基本内容。另外从更具体的层面看，如在创作的主体要求方面，我国古代文论也有着非常清晰的论述和阐发，如创作主体方面的“文气”说（刘勰、曹丕等）、作为诗歌创作重要关节的“妙悟”说（严羽等）、关于作家的主体能力的“才、识、胆、力”说（叶燮等），以及强调作家学养积累的“神思”、作为创作主体综合因素的“胸襟”等，历来文论家都有非常详细的论述与总结。这些观点与有关创作的其他命题一起，构成了我国古代关于创作原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由此来看，我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性不是由某一个理论家，而是由许多理论家共同完成的，理解我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性必须以对我国古代文论发展历史的整体考察为前提。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性理解，不能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西方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都是自成体系，自成一格的。如我们非常熟悉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谢林、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等，他们都有系统的哲学观点，都以独树一帜的体系性理论著称。但对于我国古代文论而言，个人的体系性远不如西方文论家那样明显，或者说个人体系常常是很难存在的。中国哲学、美学以至于文艺理论的体系性，是以中国文化大背景为根基，“体现在两千多年来的文艺思想的诸家论述和流变之中的”[46]。这就是说，我国古代的文论（美学）范畴并不是某一个人创造或建构的，而是多由个人或某一思想流派提出概念，而后再经由后代文论家、艺术家不断运用，不断丰富，从而逐步形成具有活力的理论范畴、理论体系。就整体而言，中国的传统思想主要以儒、道、释三家为主，同时兼有玄学、理学和心学等思想派别的影响，这样才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比较系统的文论传统。

当然，我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性并不是单一的粗线条的，而是多元多样、多方向多层次的。不同的体系之间既有外部的相互关联，又有内部的范畴交叉，或者说每个体系的理论叙述都是我国古代文论整体中的某一方面、某一部分，同时透过这任何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又能窥探到我国古代文论所应有的整体性特征。与西方理论追求理论的个体自洽性不同，我国古代文论则具有整体自洽性特征，这一特性与中国文化固有特征又是分不开的。欧美文化重视科技与理性，强调二元对立，重视发展，强调对自然的征服，等等；而“中国文化中有教无类的观念与民胞物与的思想，则有极大的包容性”[47]，这就使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相比，具有更大的宽容性和柔韧性，对问题的看法更加灵活和辩证。正是从这一点看，中国文化对于未来世界的发展必将产生更大的作用，因为西方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越来越让人们看到它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所带来的威胁，而中国文化所强调的“天人合一”以及其自身内部趋于文化成熟之境的“高度妥当性与调和性”[48]，加之中国人在长期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平静而受到庇佑的心态”[49] 等，都是由技术理性主导的当代社会所缺乏的。文化如此，文论也如此。“中国古代文论家和艺术理论家，基本上本身都是诗人、作家或艺术家，都有颇为丰富的创作实绩，他们对文学艺术的论述，很少有纯然的理论思辨，大多数都是在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感悟中，直接感发的，带有非常强的原生态性质和审美体验性。”[50] 因此，我国古代文论强烈的人文精神，对文艺规律的尊重，以及总体辩证观等都是西方文论所无法比拟的。西方文论和美学理论，往往在一个元范畴或命题之下作出非常周延而细致的论述，使读者感到玄奥难懂，这就造成西方很多的文艺理论或美学著作都以深奥费解著称，其所建构起的理论体系在实践运用中难免要大打折扣。

正因为我国古代文论并不追求那种突出个人创造以及具有很强的体系性的逻辑论证，而是靠多朝多代多人共同努力才完成的，因此，如“气韵”“情景”“风骨”“言不尽意”“性灵”等这些范畴，虽然都有其最初的提出者及相应的意义阐释，但其意蕴往往并不止于初始时的范围，而是在其千百年的传承和运用中不断地被增添进许多新的内涵，这样也就大大拓宽了我国古代文论的适用界域和时间跨度，也使它显示出极强的大众化特性，较之西方文论而言，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延展性、阐释力，具有强大的造血功能和生成性质，更加易于进行当代性转换，更加易于同当下的文艺现实相结合。因此，今天我们必须重视和加强对我国传统文论的研究，使其优秀的部分得到更好的传播与推广，焕发出活力，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提升民族自信，使古代文论更好地为当代服务，丰富当代文论的理论资源，同时努力发掘我国古代文论的优秀部分，让它在未来世界文化艺术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为世界文论提供有价值的中国方案。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说：“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51]“让中国传统文论活起来”就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这一理念的真正落实，同时也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话语新体系的时代要求。

“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52] 新时期之后，我国文论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西化”倾向。今天，在高校课堂上，在学术会议中，在学术论文撰写和毕业选题等方面，我们所看到、所听到、所熟悉的基本上都是西方文论。可以说，在当下我国文艺理论界，西方文论已经完全构筑起了它的话语霸权，它在包括中国古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苑地中赢得了一家独大的地位。然而，西方文论毕竟是来自西方的理论，它有着与中国文艺实际截然不同的出生背景，无法也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以反思与批判的视角，重新审视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在我国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剖析其被过高看重的历史原因，对尽快扭转我国文论过于“西化”的不良倾向，切实推进我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的早日形成，都是非常有价值与意义的。

20世纪70 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论之所以会被大量地译介进来，并在我国形成狂热追捧与研究的局面，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外来文化的认识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文艺理论的曲折发展是分不开的，有学者撰文对此做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在该文中，作者将新时期之后大规模引进西方当代文论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中国百年来遭受曲折屈辱，文化长期处于弱势，试图走出自身文化低谷的必然选择”;“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学者摆脱我国原有文艺理论单一僵化模式的热情使然”;“90 年代以后直至今天，西方当代文论仍然能够持续得到学界的关注则主要是基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文化消费主义的积极推进”。[53]

鸦片战争之后百余年时间里，频繁的战乱与外敌的入侵，使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都遭到了极大的摧残与打击，尤其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力。虽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于中华文化建设的重视与投入，然而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文化创造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这不仅表现在新文化运动中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摒弃与否定，而且也表现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外来文化的一概拒绝和排斥。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摒弃与否定，让我们看到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而对外来文化的一概拒绝与排斥，则无疑引发了新时期之初对于西方文化的又一次热情的拥抱与学习。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电信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将世界上的各个角落都连在了一起，依靠技术上的优势，西方文化再次得以强势推进，迅速将我们引向全球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之中。模仿与学习西方，成为许多人的人生追求。正是在这种多重原因的裹挟之下，当代西方文论也就乘兴而入，引发了研究与讨论的热潮。

新时期之初，大量西方文论的引入，其初衷恐怕也是为了解决我们自己存在的文艺痼疾与问题，事实上当时西方文论也确实为我们走出过去极“左”文艺思潮的阴霾提供了思想武器。然而西方文论后来的发展势头却出乎人们的意料，发展到今天，在学术界，除了现代后现代、新批评、心理分析、原型理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语言学、叙事学、符号学、女性主义、后殖民、文化理论等这些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外，似乎大家不知有他物。如果有谁能对当代西方文论各家各派如数家珍，侃侃而谈，那他就一定会赢得学界的普遍尊重；如果有谁对当代西方文论知之不多，或者表示出不屑，那他就一定会首先遭到不屑与质疑。不仅如此，来自西方的当代文论或分析方法，很多都被不假思索地直接用于解读或评析我们自己的文学作品，甚至还带动了不少作家在创作上作出新的尝试。然而当代西方文论的引入，为人所诟病的恰恰也正是这些。在理论界所造成的乱象就是，盲目引介，一知半解，几乎全是“夹生饭”；而批评界的乱象则在于随意“套用”，佶屈聱牙，硬性解读中国作品。张江教授在2014年年底发表的《强制阐释论》一文中提出的“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54] 的观点，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些乱象的本质所在，引发了国内学者的强烈共鸣。

在另一篇文章当中，张江教授还从文学批评入手，谈到了西方文论在中国被过分追捧的不正常现象。他认为，“在批评界，当代西方文论影响更为深远。翻检时下的批评文章，小到具体的概念、名词、术语，大到文艺批评切入的角度、阐释的方法、立论的逻辑，乃至文艺观念、文化立场、审美取向等，大多是西方的舶来品。中国批评家已经习惯于驾轻就熟地操持一整套西方话语，游刃有余地运用一系列西方评判标准。由此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部作品好不好，中国自己的读者和观众没有发言权，中国的批评家说的也不算，而是要用西方的评判标准来衡量。中国文艺的话语权不在中国人的手中，而是掌握在西方理论家和批评家的手里”[55]。这一见解切中了批评界的要害。今天我们常常看到或听到，许多过去的中国古代经典作品、经典结论，用当代西方文论解析之后，常常与原来的认识大相径庭，相去甚远，有些简直就是重新改写或彻底颠覆。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这里仅举一例，予以说明。中国学者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视角、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完成的著作《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一书，在提到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上的“拟女作”[56] 现象时，将其看成男性作者在“被阉割的心态下”的女性自喻，认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过是装填了他们 ‘阴属’ 情感的载体而已”[57]。如此的见解，受西方当代文论的影响显然是极深的，这一点该书“绪论”也是不讳言的。然而，这一见解也着实让人感到费解。如果按照这种思考逻辑，莫非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旦角表演也是在某种“被阉割的心态下”的女性自喻的结果不成？如果说外国学者用当代西方文论解评中国作品闹出笑话还情有可原，中国学者在其著作中这样看待中国文学特有的“拟女作”现象，实在是不应该的。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当代西方文论对于解读中国文学作品存在许多局限与不足，不能强拉硬套；另一方面倘若不顾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本国文学艺术发展所具有的独特传统与艺术魅力，而将当代西方文论视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随意裁断中国作品，得出错误的结论不说，对学者自己的声誉或是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怕是都没有什么好处的。

因此，对于当代西方文论，我们必须有非常明确的反思与批判的态度，本书认为，在中国，西方文论只能作为一种知识，而不能作为一种理论。而之所以这样说，主要原因在于，当代西方文论毕竟是针对当代西方文学思潮与文艺实践的理论，它所针对的对象存在于西方，中国的文艺实践与这一理论并不相对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种没有现实社会基础的西方文论从其引入之后，注定是无法真正作为理论而存在的。中西文化存在差异，西方文论是另一套话语体系。西方是科学化、肢解分析式思维，中国为整体性、系统化思维；西方更重视求真，中国则更重视求善；西方文化强调“事物在先”，中国文化强调“心物相应”；如此等等。这些都使当代西方文论除了在思想上给我们启示外，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用武之地”，而只能作为一种知识话语存在。当代西方文论之所以被称作知识包含着三层意思。第一，任何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而言，它首先都是作为一种知识而存在，被本土民族引介或学习，借此提升发展自己。当代西方文论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对于中国而言，它必然首先也应该是一种知识性的存在。第二，当代西方文论，作为一种针对当代西方文艺与社会实践的理论，它对西方的文学作品、文化现象、文艺实践具有阐释力。随着大量西方文学、文化产品的引入，我们也需要将它们的理论一并引介进来，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引进来的文学作品与文化产品。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些被我们引进来的理论仍然是以知识形态而存在的，并不与我们自己的文学作品发生关系。第三，当代西方文论，作为一种解决西方文艺问题的理论，它的引介还有一种功用，这就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启发，开阔我们的视野，提高我们的理论修养，提升我们的思维水平。也就是说，这些外来的理论对我们而言，仍然是“他者”，是一种知识营养，而不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当代西方文论中确有拿来为我所用的理论因素，但这些因素只有在与中国文艺实践真正结合，并在实践中不断改造并得到印证之后，才能作为真正的理论而存在。

让当代西方文论回到一种知识性存在，在今天是十分必要的。在西方当代文论极其强势的语境中，拥有这样的认识与立场，将会使学界避免很多理论上的错用与误读，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今天，时刻警惕并认清摆在我们面前的外来文论的真正价值与作用，不仅是对外来文论的尊重，同时也给我们建构自己的文论话语留下了更多生存的可能和空间，是对我们自身文论历史的尊重，其最终也将为世界文论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文论要针对中国的文艺实践解决中国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认为，“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58]。这就是说，任何理论的产生与形成，都必须针对具体的问题，在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与阐释中发挥作用，具有价值，建构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论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这一时期的文论特征既与中国传统文论有着必然的联系，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论无法分割，同时，这一时期的文论也是在全球化视野中，在与西方交流对话与碰撞当中慢慢生长起来的。这一时期，我国文论走出了自我的桎梏，具有了世界性的视野，在多元的发展当中适应了中国文艺的现实发展。这一时期的文论既众声喧哗、杂语共生，同时在各种理论思想的论争当中，也有许多理论突围的成果和许多新的理论创建，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发展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理论资源。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文艺理论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设过程中留下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对这笔宝贵精神财富的清点与梳理、总结与研究，是当下我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最为迫切的任务，是时代的应然要求，是进一步提高我国文论话语地位与影响的重要环节。

就文艺的创作实践而言，各种创作观念，各种新的问题，以及新媒体文学的出现与发展都使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较以往的中国文学有了巨大的变化与发展，新的文学实践和文学创作，呼唤着新的理论的产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创作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作家不断在世界级文学奖项中摘得大奖，中国的文艺作品越来越得到世界的认可，中华文化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越来越强。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理论上的阐释与总结。因此，对当前的中国文论发展而言，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文艺实践，立足于已有的中国文论传统，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探讨，以中国的话语方式、理论语言，探索中国艺术的发展规律，总结与创新中国文艺理论的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59] 我们能否在文艺理论话语方面形成体系，拥有话语权，为世界提供解决文艺问题的中国思路、中国方案，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对于当下我国文艺问题的有效解决，对当下文艺规律的科学认识与得出的正确结论。当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希望的，在整个理论建构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60]。这是摆在当前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面前的艰巨的理论任务。理论要为时代需要服务，要为推动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服务，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在理论创新方面应该大有作为。

总之，要发展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论新体系，就必须在实践中正确处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西方文论这四种理论资源在今后我国文论发展中的定位与关系，就必须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论的最新成就。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始终在我国文论建设中占有指导性地位，无论从思想资源还是从方法论意义上看都是如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61]。古代文论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文论新体系的根基与基础，我们必须改变过去对它视而不见的态度，重视它，研究它，发掘它，使其不断焕发新的活力，为今所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为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为实现民族复兴与进步，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根据我国文艺的发展实际而逐渐建立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要实现我国文艺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就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面大旗，以保证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始终走在为人民服务这条正确的道路之上。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古代文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基础，它们早已深入人心，是今后我国文艺理论发展的根本支柱。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论，是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它既有世界性的视野，也有民族性的根基；既有原创性的理论建树，也有值得反思的不足与教训。对四十年来我国当代最新文论成果及其进程的研究与总结，将会极大提升我们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对我们确立更加明确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至于现当代西方文论，由于它是对西方文艺实践或文艺思潮的理论总结，因此，我们绝不能过高估计西方文论在我国文艺理论建设中的价值与效用。另外，在东西意识形态冲突日益多变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对包括西方文论在内的西方文化思潮保持一份警惕，不能对其盲目崇信，唯命是从。

实现我国古代文论的创新与转化，开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新境界，总结当代我国文论的最新成果，对西方文论营养的批判借鉴，这是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体系的正确选择与必然途径。当然，就目前来看，我们的文论发展还存在多种理论资源与话语体系并存、彼此之间有隔绝甚至冲突的现象，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合理利用各种资源，使其充分发挥在文论建构中的作用是有利的。对此，有学者提出了“有效整合”的思路，认为“与盲目的求新求异相比，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进行文艺研究话语体系的整合”,“有效整合多重话语体系是对既有理论资源的消化吸纳，也是建设文艺研究中国话语的必要工作”。[6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关于建构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思考已经深入到问题的最深处。我们也由此相信，只要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63]，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所提出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评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外国文艺理论，研究梳理、弘扬创新中华美学精神，推动美德、美学、美文相结合，展现当代中国审美风范”[64] 的要求，以它们为建设我国文论话语的基本遵循，就一定能够牢牢把握我国文论发展的正确方向，确保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顺利完成，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