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讲过很多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第一次讲。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个总目标，是贯彻落实各项改革举措的关键。

大家都知道，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当年看到邓小平同志这段话，我脑子里就浮现几个问题：为什么邓小平同志要强调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什么是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为什么邓小平同志要强调“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才行？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在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过程中，我要求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同时提出制度建设的目标。后来，党的十八大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制度目标，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接下来，在主持起草三中全会决定过程中，我觉得邓小平同志讲的“再有三十年的时间”就是二〇二二年，时间很紧了，必须尽早把这个战略构想落下来，提出一个总目标，并用它来统领各领域改革。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就需要有管总的目标，也要回答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结果这个问题。正所谓“立治有体，施治有序”。

过去，我们也提出过改革目标，但大多是从具体领域提的。比如，我们讲过，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在总目标统领下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深化改革的分目标。这是改革进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观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

总目标问题，要用广阔的世界历史眼光来看。我曾经说过，纵观社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很多是预测性的，他们对巴黎公社的实践提出了指导意见、作出了深刻总结，但巴黎公社的实践毕竟范围比较小、时间比较短，没有遇到后来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大范围、全局性、长时间的矛盾和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逝世了，尽管他生前已经看到社会主义实践产生的问题超出了预计，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举措，但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索和实践。之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最后的结局是国亡政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有多方面原因，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古往今来，大多数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原因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因为没有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必然带来严重政治后果。

总目标问题，还要放到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中去看。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二千多年间，发生了多少朝代更替，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社会观念始终没有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始终没有改变。从鸦片战争到十九世纪末，在列强入侵、国内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这种在中国绵延了几千年的政治制度遇到了严重危机。辛亥革命结束了这种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存在。辛亥革命虽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上面这个重要判断，也是党的十五大报告说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就一直在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治理体系，社会各种力量进行着激烈斗争。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送来了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理念。我们党通过对我国社会的深刻分析，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才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我们党就不断思考未来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可以看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也就是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战略目标，并对未来我国的制度架构作了阐述。

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继续探索这个问题。一开始，因为我们没有搞过社会主义，怎样治理中国，只能照搬苏联模式，但我们党也没有全走苏联之路，一直在积极探索这个问题，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等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探索成果。后来，由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逐步发生偏差，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偏差，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可以说，改革开放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上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我们开辟新路打下了重要基础、提供了重要启示，但在国家治理体系上还没有找到一种完全符合我国实际的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一九八〇年，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邓小平同志还说：“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制度问题，想得是很深的。他考虑的不仅是要解决好制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问题，而且是要解决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

从世界历史角度看，经过长期剧烈的社会变革之后，一个政权要稳定下来，一个社会要稳定下来，必须加强制度建设，而形成比较完备的一套制度往往需要较长甚至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说过，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大家想想，几十代人是个什么时间概念？孔夫子的后人到现在也就八十代。英国从一六四〇年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到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形成君主立宪制度，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而这套制度成熟起来时间就更长了。美国从一七七五年开始独立战争到一八六五年南北战争结束，新的体制才大体稳定下来，用了将近九十年的时间。法国从一七八九年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到一八七〇年第二帝国倒台、第三共和国成立，其间经历了多次复辟和反复辟的较量，用了八十多年时间。就是日本，一八六八年就开始了明治维新，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体制。

必须看到，我们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遇到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在内忧外患双重冲击下，我国进入了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阶段，连年战火和外敌入侵，基本上摧毁了国家制度的运行机制和社会秩序，到新中国成立前没有形成有序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就更谈不上了。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的是战争留下的废墟，百废待兴，既要建设完全不同于旧中国的制度体系，又要治理一个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的大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任务必然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需要进行长时间的艰辛探索和艰苦努力。

我们说过，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今天，我们党处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可以这么说，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这是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讲话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