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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与笔(东汉文人外戚宦官的三角斗争)
作者：綦彦臣
作者简介
綦彦臣：经济学家、历史爱好者。发表过经济理论文章百余篇，著有制度经济学专著《资本主义的另一条腿》，译有《地平线并不遥远》，还出版了通俗历史著作《中国人的历史误读》、《历史上的三种人》、《烫手的江山》等。
目录
上编：多数精英失常的社会
第一章 前两个反抗，后两个割据
1. 鲜为人知的刘秀难题
2. 失去道德目标的上将
3. 公孙帝梦换来酸鼻悲
第二章 软实力的震撼
1. 被提前哭丧的新政权
2. 成家帝国给自己投毒
3. 纵其狂态有心机
第三章 打造文化超级大国
1. 优待知识分子群体
2. 明章二代再接再厉
3. 我反抗，所以我存在
中编：外戚与宦官的角斗场
第四章 刘家天下窦家党
1. 家族英雄的战略远见
2. 家有好女，东山再起
3. 黑社会领袖立军功
第五章 成为别人的目标
1. 学者与宦官的夹击
2. 要想飞翔，先拢住翅膀
3. 又一群权贵鸟飞上枝头
第六章 再生产一批侯爷
1. 七岁八岁当“高干”
2. 鳇鱼怎么变成了大鸟？
3. 十九宦官立皇帝
下编：坚守底线的名士集团
第七章 短暂的政治蜜月
1. 文人与宦官暂时和解
2. 少年皇帝谦恭待士
3. 国家成了夫妻店
第八章 桓灵酿成党锢之祸
1. 桓帝新政的破产
2. 平叛将军的省悟
3. 子死而母欢其义
第九章 人渣是这样炼成的
1.“穷人经济学家”的明白账
2. 两个孤儿虚构的中兴
3. 忧心忡忡的煮豆人
附录一：东汉的六十个细节
附录二：东汉十二帝简表(公元25—220年)
附录三：《后汉书》作者范晔的故事
后记 把“历史”说活
第一章 前两个反抗，后两个割据
1. 鲜为人知的刘秀难题
2. 失去道德目标的上将
3. 公孙帝梦换来酸鼻悲
第二章 软实力的震撼
1. 被提前哭丧的新政权
2. 成家帝国给自己投毒
3. 纵其狂态有心机
第三章 打造文化超级大国
1. 优待知识分子群体
2. 明章二代再接再厉
3. 我反抗，所以我存在
中编：外戚与宦官的角斗场
第四章 刘家天下窦家党
1. 家族英雄的战略远见
2. 家有好女，东山再起
3. 黑社会领袖立军功
第五章 成为别人的目标
1. 学者与宦官的夹击
2. 要想飞翔，先拢住翅膀
3. 又一群权贵鸟飞上枝头
第六章 再生产一批侯爷
1. 七岁八岁当“高干”
2. 鳇鱼怎么变成了大鸟？
3. 十九宦官立皇帝
下编：坚守底线的名士集团
第七章 短暂的政治蜜月
1. 文人与宦官暂时和解
2. 少年皇帝谦恭待士
3. 国家成了夫妻店
第八章 桓灵酿成党锢之祸
1. 桓帝新政的破产
2. 平叛将军的省悟
3. 子死而母欢其义
第九章 人渣是这样炼成的
1.“穷人经济学家”的明白账
2. 两个孤儿虚构的中兴
3. 忧心忡忡的煮豆人
附录一：东汉的六十个细节
附录二：东汉十二帝简表(公元25—220年)
附录三：《后汉书》作者范晔的故事
后记 把“历史”说活
导语
你知道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品质最黄金时期是什么时候吗？
答案是东汉，东汉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品质的黄金时期。本书从《后汉书》与《资治通鉴》中萃取了大量历史故事，以独特的视角、通俗的笔法，描绘出了作为道德品质最黄金时期的知识分子与权力抗争、鲜为人知的断代史。
答案是东汉，东汉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品质的黄金时期。本书从《后汉书》与《资治通鉴》中萃取了大量历史故事，以独特的视角、通俗的笔法，描绘出了作为道德品质最黄金时期的知识分子与权力抗争、鲜为人知的断代史。
前言
由司马光“东汉风俗论”说起
众所周知，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国史上品是《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成书晚于《三国志》)，此为“前四史”。而前四史之外，最好的国史作品非《资治通鉴》莫属。
通鉴作为中国编年史巨著，其用笔精当、品评得体，时至今日亦无出其右者。这并不是厚古薄今之论，因通鉴在当时的主要作用是为“资治”之用，即为皇帝治理国家而将此前的历史事件按序写清，其必以简而不陋、当而不杂为不易的标准。主编者司马光的学识也为一代之冠，学风扎实且寄托深远。
对于东汉这段历史，司马光可以说是情有独钟，而他的“东汉风俗论”也成为史评绝品。在《资治通鉴?汉纪》最后，他说：“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若有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倖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混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面对国家政治的败坏，知识分子们不甘随波逐流，乃奋起抗争，在政治高层有杨震、李固、陈蕃等人“用公义扶其危”，在民间有以范滂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立私论救其败”。这些人特受司马光之尊重，在通鉴“东汉风俗论”中他继续写道：“至有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
司马光坚决认为，这些人的道德抗争是东汉初三朝道德教化的远期收益。为了说明东汉风俗也即知识分子主流意识的道德性，司马光还举了曹操不敢明确代汉的事例，加以说明，他写道：“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
从一个侧面讲，东汉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品质的黄金时期，甚至可以说范晔的《后汉书》就是一部东汉知识分子的道德抗争史。
中国历史以汉唐为荣耀，但是唐实不如汉，因为唐继隋而精化科举，知识分子的生产基本流水线化，其道德担当大大减低。所以，有近代史学家如夏曾佑称科举开启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进入了“无耻时代”。即便是两汉之间，东汉亦胜于西汉。比较王莽与曹操两个篡权者的操作方式便可明了：西汉末王莽之篡，有四十多万知识分子为其歌功颂德，称为文人之耻；东汉末，曹操虽极力拉拢士人，称为唯才是举，但如司马光之论，“犹畏名义”。
作为知识分子道德品质的黄金时代，彰显其品质的是道德败坏集团的无耻行径。东汉继西汉有外戚之弊，而无以革除，知识分子们就以捍卫皇权即传统为己任，与外戚集团进行不懈的斗争。这一斗争以丁鸿与袁安对东汉最盛外戚窦氏家族及其政治小集团(称为“窦党”或“窦家党”)的反击为始，直到梁冀集团的覆亡。
宦官作为一个特别针对外戚集团的特定阶层，他们在以“身份关系”分享皇权之时，一直是外戚的竞争对手。因此，在除掉窦家党方面起主要作用即实际发动政变的则是宦官集团。宦官把持朝政，根本不可能注重政治道德的重建与维护，相反，他们皆以败坏吏治、毒化社会风尚为能事，所以文人集团要把原来反对外戚的力量，投放到反对宦官集团上面来。桓灵二帝时代，著名的党锢之祸，就是知识分子与宦官集团斗争失败的结果。
同时呢，在针对宦官的斗争中，知识分子集团又与外戚结成同盟，使原来的三角斗争转化成了“两大阵营”的冲突。
夏曾佑先生在其民国时代成书的《中国古代史》(上)一书中，用了不小的篇幅论述东汉的宦官外戚冲突，其曰：“前汉之世，外戚与宦官常相结；而后汉之世，外戚与宦官常相诛。相结之极，王氏盗汉；相诛之极，天下土崩。”这种斗争的结果大大影响了中国以后的政治文化，“二千载以还，遂与中国相终始”。换言之，以皇权(及其变种)为表现的集权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要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高层权力内斗中去。
用比较流行的现代政治观点来论，这该叫非民主政治的成本。
夏老先生仍以史为据，评论道：“读史者每叹古人之愚，然平心论之，殆非愚也。此盖出于家天下之极端。人主一家之安危，与天下之利害相连，而每遇皇家变动之时，外廷尚不及知，仓猝之间，其权必归于外戚、宦官之争，而影响遂及天下焉。而天下者，亦动于不得不然矣。后汉二百年之史，即外戚宦官冲突之史也。”
我同意夏老先生的分析，在综合司马光“东汉风俗论”的基础上，试以揭示力量上“弱势群体”、道德上“强势样本”的文人集团的政治作为切入点，来重新展现相对遥远的东汉历史的一个真实的侧面。在这个时代里，力量强势的刀与道德强势的笔，各自挥舞，鲜红的血混溶了浓黑的墨，写就了一部棕色的权力与精神对决的历史。
本书在写作技巧上，沿袭作者较为成功的通俗历史著作《历史上的三种人——皇帝·官僚·草民政治博弈真相》的“基本模式”，写为3编、9章、27节之状，便于读者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框架。
为了使这段始于1世纪20年代、终于3世纪20年代的历史，不致因作者的“模式化写作”而过分简化，作者从《后汉书》与《资治通鉴》中萃取了大量的历史故事，以尽量洗练的文笔表达出来。如此，除了补缀本书的主体之外，还有益于读者丰富见识，即把这些小故事比照于自己的生活经历。换言之，历史小故事往往能提供人生大道理。在另一方面，这些小故事在本书整体设计上，也有“大注释”的意义，即在正文小注之外，给主体叙述一个更宽阔的历史背景。有些效果明显者，一为东汉制度之记，如官秩(什么叫二千石以与“比二千石”与“中二千石”之区别)；另为社会风俗之记，如民谚童谣，因为它们更能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真实风貌。
《后汉书》在志部分，独记有谣，也是一大写作特色。但是，《后汉书》的志部分不是范晔写的，而是后人将他之前的司马彪的著作合进来而成。这样的历史趣事，则在本书的附录三即范晔的小传中，予以详述。
附录二则是东汉的帝王谱系表，表中分列其在位使用的年号，有利于读者在细节上连贯本书主体部分所描述的各个事件。
最后应当特别说明的是，为什么在第九章后两节要写《后汉书》所涉资料以外的诸葛亮与曹丕？其一，是为了表明知识分子道德抵抗全面失败之后，这个群体分裂的结果，各谋政治出路，其中诸葛亮与刘备(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共同构筑了一场不可能实现的中兴梦幻；其二，诸葛亮与曹丕虽为《三国志》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但从人生经历上讲，此二人均是“汉人”而非“三国人”，退一步讲，这两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名人，大半部分是汉人，少半部分是三国人。
诸葛亮活了53岁(公元181—234年)，前39年都是生活在东汉；曹丕(公元186—226年)比诸葛亮小5岁，活了40岁。因他篡位才有三国，而其40岁的寿命，有34年是在东汉度过的。
作为两位特殊人物，他们是东汉灭亡的受益人，他们也是三国的“活化石”。所以，以其二人之经历入本书不但没有牵强附会之嫌，反而更能使整个东汉历史的通俗叙事有始有终。
不多述，是为序。
2007年4月20日晨初稿，
5月4日夜定序于绵逸书房
众所周知，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国史上品是《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成书晚于《三国志》)，此为“前四史”。而前四史之外，最好的国史作品非《资治通鉴》莫属。
通鉴作为中国编年史巨著，其用笔精当、品评得体，时至今日亦无出其右者。这并不是厚古薄今之论，因通鉴在当时的主要作用是为“资治”之用，即为皇帝治理国家而将此前的历史事件按序写清，其必以简而不陋、当而不杂为不易的标准。主编者司马光的学识也为一代之冠，学风扎实且寄托深远。
对于东汉这段历史，司马光可以说是情有独钟，而他的“东汉风俗论”也成为史评绝品。在《资治通鉴?汉纪》最后，他说：“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若有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倖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混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面对国家政治的败坏，知识分子们不甘随波逐流，乃奋起抗争，在政治高层有杨震、李固、陈蕃等人“用公义扶其危”，在民间有以范滂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立私论救其败”。这些人特受司马光之尊重，在通鉴“东汉风俗论”中他继续写道：“至有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
司马光坚决认为，这些人的道德抗争是东汉初三朝道德教化的远期收益。为了说明东汉风俗也即知识分子主流意识的道德性，司马光还举了曹操不敢明确代汉的事例，加以说明，他写道：“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
从一个侧面讲，东汉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品质的黄金时期，甚至可以说范晔的《后汉书》就是一部东汉知识分子的道德抗争史。
中国历史以汉唐为荣耀，但是唐实不如汉，因为唐继隋而精化科举，知识分子的生产基本流水线化，其道德担当大大减低。所以，有近代史学家如夏曾佑称科举开启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进入了“无耻时代”。即便是两汉之间，东汉亦胜于西汉。比较王莽与曹操两个篡权者的操作方式便可明了：西汉末王莽之篡，有四十多万知识分子为其歌功颂德，称为文人之耻；东汉末，曹操虽极力拉拢士人，称为唯才是举，但如司马光之论，“犹畏名义”。
作为知识分子道德品质的黄金时代，彰显其品质的是道德败坏集团的无耻行径。东汉继西汉有外戚之弊，而无以革除，知识分子们就以捍卫皇权即传统为己任，与外戚集团进行不懈的斗争。这一斗争以丁鸿与袁安对东汉最盛外戚窦氏家族及其政治小集团(称为“窦党”或“窦家党”)的反击为始，直到梁冀集团的覆亡。
宦官作为一个特别针对外戚集团的特定阶层，他们在以“身份关系”分享皇权之时，一直是外戚的竞争对手。因此，在除掉窦家党方面起主要作用即实际发动政变的则是宦官集团。宦官把持朝政，根本不可能注重政治道德的重建与维护，相反，他们皆以败坏吏治、毒化社会风尚为能事，所以文人集团要把原来反对外戚的力量，投放到反对宦官集团上面来。桓灵二帝时代，著名的党锢之祸，就是知识分子与宦官集团斗争失败的结果。
同时呢，在针对宦官的斗争中，知识分子集团又与外戚结成同盟，使原来的三角斗争转化成了“两大阵营”的冲突。
夏曾佑先生在其民国时代成书的《中国古代史》(上)一书中，用了不小的篇幅论述东汉的宦官外戚冲突，其曰：“前汉之世，外戚与宦官常相结；而后汉之世，外戚与宦官常相诛。相结之极，王氏盗汉；相诛之极，天下土崩。”这种斗争的结果大大影响了中国以后的政治文化，“二千载以还，遂与中国相终始”。换言之，以皇权(及其变种)为表现的集权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要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高层权力内斗中去。
用比较流行的现代政治观点来论，这该叫非民主政治的成本。
夏老先生仍以史为据，评论道：“读史者每叹古人之愚，然平心论之，殆非愚也。此盖出于家天下之极端。人主一家之安危，与天下之利害相连，而每遇皇家变动之时，外廷尚不及知，仓猝之间，其权必归于外戚、宦官之争，而影响遂及天下焉。而天下者，亦动于不得不然矣。后汉二百年之史，即外戚宦官冲突之史也。”
我同意夏老先生的分析，在综合司马光“东汉风俗论”的基础上，试以揭示力量上“弱势群体”、道德上“强势样本”的文人集团的政治作为切入点，来重新展现相对遥远的东汉历史的一个真实的侧面。在这个时代里，力量强势的刀与道德强势的笔，各自挥舞，鲜红的血混溶了浓黑的墨，写就了一部棕色的权力与精神对决的历史。
本书在写作技巧上，沿袭作者较为成功的通俗历史著作《历史上的三种人——皇帝·官僚·草民政治博弈真相》的“基本模式”，写为3编、9章、27节之状，便于读者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框架。
为了使这段始于1世纪20年代、终于3世纪20年代的历史，不致因作者的“模式化写作”而过分简化，作者从《后汉书》与《资治通鉴》中萃取了大量的历史故事，以尽量洗练的文笔表达出来。如此，除了补缀本书的主体之外，还有益于读者丰富见识，即把这些小故事比照于自己的生活经历。换言之，历史小故事往往能提供人生大道理。在另一方面，这些小故事在本书整体设计上，也有“大注释”的意义，即在正文小注之外，给主体叙述一个更宽阔的历史背景。有些效果明显者，一为东汉制度之记，如官秩(什么叫二千石以与“比二千石”与“中二千石”之区别)；另为社会风俗之记，如民谚童谣，因为它们更能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真实风貌。
《后汉书》在志部分，独记有谣，也是一大写作特色。但是，《后汉书》的志部分不是范晔写的，而是后人将他之前的司马彪的著作合进来而成。这样的历史趣事，则在本书的附录三即范晔的小传中，予以详述。
附录二则是东汉的帝王谱系表，表中分列其在位使用的年号，有利于读者在细节上连贯本书主体部分所描述的各个事件。
最后应当特别说明的是，为什么在第九章后两节要写《后汉书》所涉资料以外的诸葛亮与曹丕？其一，是为了表明知识分子道德抵抗全面失败之后，这个群体分裂的结果，各谋政治出路，其中诸葛亮与刘备(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共同构筑了一场不可能实现的中兴梦幻；其二，诸葛亮与曹丕虽为《三国志》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但从人生经历上讲，此二人均是“汉人”而非“三国人”，退一步讲，这两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名人，大半部分是汉人，少半部分是三国人。
诸葛亮活了53岁(公元181—234年)，前39年都是生活在东汉；曹丕(公元186—226年)比诸葛亮小5岁，活了40岁。因他篡位才有三国，而其40岁的寿命，有34年是在东汉度过的。
作为两位特殊人物，他们是东汉灭亡的受益人，他们也是三国的“活化石”。所以，以其二人之经历入本书不但没有牵强附会之嫌，反而更能使整个东汉历史的通俗叙事有始有终。
不多述，是为序。
2007年4月20日晨初稿，
5月4日夜定序于绵逸书房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在刘秀趁时而起，从西汉外戚王莽及变乱的诸雄手中基本夺回刘家江山之后，有一个问题深深困扰着他：为什么在王莽篡汉过程中有那么多的知识精英为王莽歌功颂德，汉刘家的治能、治术、治德当然出了大问题，但总不至于让精英分子把儒家持守的春秋大义全丢了吧？
比之春秋大义，王莽是乱臣贼子无疑；比之春秋大义，多数精英不正常了。
这是个问题！可称为“刘秀难题”。
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呢？民国期间的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先生在研究古代的刺客游侠问题时，附带说了一下：“案刺客游侠至汉武之后，其风遂微。王莽之兴，天下靡然从风，为莽颂德者，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西汉末之风俗，可想见矣。”
有四十多万人为王莽歌功颂德，相当于精英们的心灵谷田里遭受了巨大的雹灾，大伙的良心叶子全被撸光，乃至于枝干也给砸趴下了。不倒的，是极少数。
为什么知识精英们的心田大面积受灾？直到刘秀开创的汉刘家第二帝国快灭亡时，仍然有人试图在解答。东汉末年，有一位著名的民间学者，叫王符，在其不朽的名著《潜夫论》中将问题再度给摆了出来，他说：“自成帝以降，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讫尉令，大小之官且十万人，皆所谓贤明忠正贵宠之臣也。莽之篡位，惟安众侯刘崇、东郡太守翟义思事君之礼，义勇奋发，欲诛莽。功虽不成，志节可纪。夫以十万之计，其能奉报恩，二人而已。”
王符的这个说法统计数字比较准确，但是未免有些激忿。他没计算那些“中间群体”，即不与王莽政权合作也不起兵反抗的逃逸者。在另一端，残酷的“十万分之二”的反抗率，也印证了四十多万知识精英的无耻嘴脸。如果一定以统计学的专业角度论事，那么就应当注意“品质标志”，通俗地说，叫“分类标准”。四十多万知识精英应当包含“(上自)公卿列侯，下讫令尉”这么一个范围的“十万之计”。因为，有知识的人去做官是那个时代的风尚。
放下这笔算了个大概齐的账目不说，还得审视一番王符的“政治背景”，即他为什么如此激烈地发言。
首先，他生活的时代背景有150年前刘秀生活的王莽时代同质复制趋势，外戚炽盛，汉刘将危。
关于他的生卒，《后汉书·王符传》没详载，只说他生于和安之际、卒于桓灵之际。和安之际中有殇帝一年，是为公元106年；桓灵之际，是在公元167年这个时点上。推算而言，他活了60岁多一点的样子。
其次，他这个人很牛气，《后汉书》称他“耿介不同于俗”，即对社会政治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或言之，他是在借古讽“今”即用西汉“成帝以降”到王莽这一段，来影射桓帝政治以及稍前顺帝政治。
顺帝后期，王符30多岁，不到40岁，正值气盛才炽之年；而桓帝(在位21年，公元147—167年)前半期呢，他已经50来岁，愈觉天下之不可救，如同他生命将要终息之势不可逆转，故而言辞更加高调。
呜呼，老先生处于做刘崇与翟义而不得的境况，因为他手头没有一兵一卒。再说，后来人们的反抗未必一定非如刘崇、翟义一样地起兵，比方说割据一方如公孙述者以观天下而试叛之，也未尝不可。
此话稍后即论，多说几句的是这王符的影响力和牛气。到南北朝汉刘家第三帝国刘宋时代里，大史学家范晔把他列入了顶尖学者等级，即与王统、仲长统为“一传三人”，该传全称为《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范晔一口气引述了王符的5篇文章，全出自《潜夫论》。《潜夫论》总共36篇，被列入作者本传5篇，约为14%，非常了得！相比之下，到现在仍很有名的王充，有《论衡》85篇，范晔一篇未引；按当今哲学史“排行榜”，名声稍逊于王充的仲长统，有《昌言》一书，计34篇，范晔引了3篇，约为9%，比不上王符的受重视程度。
从范晔之重王符回到王符的生活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出“牛气”划出的“影响”轨迹。
王符是安定郡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人，当时大名鼎鼎的度辽将军皇甫规也是安定人。在皇甫规眼中，一般的高官与学者根本就不算什么。他辞官回家后，有一位曾在雁门郡做过太守的人过来拜访，因为此公是“货得”即行贿而为太守的，皇甫规瞧也没瞧他的名片(时称“书刺”)，仍然侧躺在床上看书。按当时的礼节，主人是要到大门口迎接客人的。前太守进来后，皇甫规似有所指地问：“太守先生，雁门郡的大雁一定很好吃了？”这是影射之言，婉指这家伙在雁门郡没少收贿赂。其实呢，在那个知识精英整体堕落的时代里，行贿买官、上任后再“搂回来”，也无可厚非。不过，如此暗讽，令场面很尴尬。正在尴尬之际，皇甫规的仆人说：“王符先生已到大门外，求见将军您。”
“快请，快请！”皇甫规像受了惊似地在卧榻上起来，连揽衣的带子都没系上，更没换鞋子，穿着时称“屐履”的拖鞋就蹿出去了。那个亲热劲，简直让前太守无地自容：皇甫规不但积极出迎，还拉着此前未曾见过一面的王符的手，好像前生今世都是好友一样。
皇甫规招待王符的兴头儿甭提多旺了，史称“与坐，极欢”。
为现场这一冷一热的巨大反差，买官的前太守还落了一句讽刺，安定人说：“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那意思是说：哎呀，你这个曾职任太守的老乡呀，白白干到二千石的高位，竟然不如布衣王符受到皇甫规的尊重，丢人呀！
当然，本节的主题不在于“恢复王符的历史地位”，而是通过他作为一个时代指标，来印证刘秀难题的难度。
刘秀难题，本质上是道德持守者震惊于知识精英的整体堕落即多数精英已经不正常的社会现状，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思想苦闷。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思想文化领域的严重失血问题。而就在刘秀在称帝于鄗县(今河北内丘)之后，仍有两个与他抗衡的重量级人物。此二人，一个叫隗嚣，一个叫公孙述。此二人皆为知识精英，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俩几乎是在刘秀难题正式出现之前，就着手解决刘秀难题的。
与同时代的英雄刘崇、翟义的反抗不同，隗嚣、公孙述二人选择了割据。割据也可以说是一种更高级形式的反抗，因为它不但用来反对王莽，也可以用来反对刘秀。后来，他们终于成了刘秀统一帝国的障碍，尽管最后被消灭。P4-8
比之春秋大义，王莽是乱臣贼子无疑；比之春秋大义，多数精英不正常了。
这是个问题！可称为“刘秀难题”。
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呢？民国期间的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先生在研究古代的刺客游侠问题时，附带说了一下：“案刺客游侠至汉武之后，其风遂微。王莽之兴，天下靡然从风，为莽颂德者，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西汉末之风俗，可想见矣。”
有四十多万人为王莽歌功颂德，相当于精英们的心灵谷田里遭受了巨大的雹灾，大伙的良心叶子全被撸光，乃至于枝干也给砸趴下了。不倒的，是极少数。
为什么知识精英们的心田大面积受灾？直到刘秀开创的汉刘家第二帝国快灭亡时，仍然有人试图在解答。东汉末年，有一位著名的民间学者，叫王符，在其不朽的名著《潜夫论》中将问题再度给摆了出来，他说：“自成帝以降，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讫尉令，大小之官且十万人，皆所谓贤明忠正贵宠之臣也。莽之篡位，惟安众侯刘崇、东郡太守翟义思事君之礼，义勇奋发，欲诛莽。功虽不成，志节可纪。夫以十万之计，其能奉报恩，二人而已。”
王符的这个说法统计数字比较准确，但是未免有些激忿。他没计算那些“中间群体”，即不与王莽政权合作也不起兵反抗的逃逸者。在另一端，残酷的“十万分之二”的反抗率，也印证了四十多万知识精英的无耻嘴脸。如果一定以统计学的专业角度论事，那么就应当注意“品质标志”，通俗地说，叫“分类标准”。四十多万知识精英应当包含“(上自)公卿列侯，下讫令尉”这么一个范围的“十万之计”。因为，有知识的人去做官是那个时代的风尚。
放下这笔算了个大概齐的账目不说，还得审视一番王符的“政治背景”，即他为什么如此激烈地发言。
首先，他生活的时代背景有150年前刘秀生活的王莽时代同质复制趋势，外戚炽盛，汉刘将危。
关于他的生卒，《后汉书·王符传》没详载，只说他生于和安之际、卒于桓灵之际。和安之际中有殇帝一年，是为公元106年；桓灵之际，是在公元167年这个时点上。推算而言，他活了60岁多一点的样子。
其次，他这个人很牛气，《后汉书》称他“耿介不同于俗”，即对社会政治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或言之，他是在借古讽“今”即用西汉“成帝以降”到王莽这一段，来影射桓帝政治以及稍前顺帝政治。
顺帝后期，王符30多岁，不到40岁，正值气盛才炽之年；而桓帝(在位21年，公元147—167年)前半期呢，他已经50来岁，愈觉天下之不可救，如同他生命将要终息之势不可逆转，故而言辞更加高调。
呜呼，老先生处于做刘崇与翟义而不得的境况，因为他手头没有一兵一卒。再说，后来人们的反抗未必一定非如刘崇、翟义一样地起兵，比方说割据一方如公孙述者以观天下而试叛之，也未尝不可。
此话稍后即论，多说几句的是这王符的影响力和牛气。到南北朝汉刘家第三帝国刘宋时代里，大史学家范晔把他列入了顶尖学者等级，即与王统、仲长统为“一传三人”，该传全称为《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范晔一口气引述了王符的5篇文章，全出自《潜夫论》。《潜夫论》总共36篇，被列入作者本传5篇，约为14%，非常了得！相比之下，到现在仍很有名的王充，有《论衡》85篇，范晔一篇未引；按当今哲学史“排行榜”，名声稍逊于王充的仲长统，有《昌言》一书，计34篇，范晔引了3篇，约为9%，比不上王符的受重视程度。
从范晔之重王符回到王符的生活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出“牛气”划出的“影响”轨迹。
王符是安定郡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人，当时大名鼎鼎的度辽将军皇甫规也是安定人。在皇甫规眼中，一般的高官与学者根本就不算什么。他辞官回家后，有一位曾在雁门郡做过太守的人过来拜访，因为此公是“货得”即行贿而为太守的，皇甫规瞧也没瞧他的名片(时称“书刺”)，仍然侧躺在床上看书。按当时的礼节，主人是要到大门口迎接客人的。前太守进来后，皇甫规似有所指地问：“太守先生，雁门郡的大雁一定很好吃了？”这是影射之言，婉指这家伙在雁门郡没少收贿赂。其实呢，在那个知识精英整体堕落的时代里，行贿买官、上任后再“搂回来”，也无可厚非。不过，如此暗讽，令场面很尴尬。正在尴尬之际，皇甫规的仆人说：“王符先生已到大门外，求见将军您。”
“快请，快请！”皇甫规像受了惊似地在卧榻上起来，连揽衣的带子都没系上，更没换鞋子，穿着时称“屐履”的拖鞋就蹿出去了。那个亲热劲，简直让前太守无地自容：皇甫规不但积极出迎，还拉着此前未曾见过一面的王符的手，好像前生今世都是好友一样。
皇甫规招待王符的兴头儿甭提多旺了，史称“与坐，极欢”。
为现场这一冷一热的巨大反差，买官的前太守还落了一句讽刺，安定人说：“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那意思是说：哎呀，你这个曾职任太守的老乡呀，白白干到二千石的高位，竟然不如布衣王符受到皇甫规的尊重，丢人呀！
当然，本节的主题不在于“恢复王符的历史地位”，而是通过他作为一个时代指标，来印证刘秀难题的难度。
刘秀难题，本质上是道德持守者震惊于知识精英的整体堕落即多数精英已经不正常的社会现状，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思想苦闷。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思想文化领域的严重失血问题。而就在刘秀在称帝于鄗县(今河北内丘)之后，仍有两个与他抗衡的重量级人物。此二人，一个叫隗嚣，一个叫公孙述。此二人皆为知识精英，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俩几乎是在刘秀难题正式出现之前，就着手解决刘秀难题的。
与同时代的英雄刘崇、翟义的反抗不同，隗嚣、公孙述二人选择了割据。割据也可以说是一种更高级形式的反抗，因为它不但用来反对王莽，也可以用来反对刘秀。后来，他们终于成了刘秀统一帝国的障碍，尽管最后被消灭。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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