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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银行家
媒体推荐
尤努斯的理想已经在第三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仅是聆听他的理想:从贫穷根源上入手去争取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就如所有美国成功的神话那样令人振奋。
——《华盛顿邮报》
格莱珉的成就令人目眩神迷……这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援助规划。
——《纽约时报》
穆罕默德·尤努斯是一位实践的理想家,使孟加拉以及世界各地成百上千万人的生活得到改善。——《洛杉矶时报》
——《华盛顿邮报》
格莱珉的成就令人目眩神迷……这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援助规划。
——《纽约时报》
穆罕默德·尤努斯是一位实践的理想家,使孟加拉以及世界各地成百上千万人的生活得到改善。——《洛杉矶时报》
作者简介
穆罕默德·尤努斯,穷人的银行家、经济学家,格莱珉银行的创始人,他开创和发展的“小额信贷”服务帮助了无数因贫困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创业者。2006年,“为表彰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他与格莱珉银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除此以外,他还曾获得过六十多项荣誉,如1978年孟加拉总统奖、1985年孟加拉银行奖、1994年世界粮食奖、1998年悉尼和平奖,以及2004年《经济学人》颁发的社会经济创新奖等。
目录
赤贫沙漠上的清泉——译序 吴士宏
序言
第一章 吉大港,博克瑟哈特大街20号
第二章 一个孟加拉人在美国
第三章 回到吉大港
第四章 乔布拉村做竹凳的匠人
第五章 试验项目的诞生
第六章 从乔布拉扩展到坦盖尔
第七章 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诞生了
第八章 为穷人服务的银行——成长与挑战,1984—1990
第九章 应用于其他贫穷国家
第十章 应用于美国与其他富有国家
第十一章 格莱珉在90年代
第十二章 超越小额贷款:格莱珉众企业的新世界
第十三章 第二代格莱珉银行
第十四章 未来
附录一 格莱珉简况
附录二 联系方式
序言
第一章 吉大港,博克瑟哈特大街20号
第二章 一个孟加拉人在美国
第三章 回到吉大港
第四章 乔布拉村做竹凳的匠人
第五章 试验项目的诞生
第六章 从乔布拉扩展到坦盖尔
第七章 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诞生了
第八章 为穷人服务的银行——成长与挑战,1984—1990
第九章 应用于其他贫穷国家
第十章 应用于美国与其他富有国家
第十一章 格莱珉在90年代
第十二章 超越小额贷款:格莱珉众企业的新世界
第十三章 第二代格莱珉银行
第十四章 未来
附录一 格莱珉简况
附录二 联系方式
导语
他没有简单地向穷人捐款,而是以做研究的态度深入分析贫穷的原因。最后他认为向穷人发放贷款,帮助他们个体创业是最有效的方法。可银行的法则是只给有钱人贷款,绝不给穷人贷款。于是,1983年他创立了为穷人发放小额贷款的格莱珉银行。虽然发放的贷款数额小,但是作用巨大,渐渐地,穷人找到自信,生意越做越大。如今,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的250多个机构效仿格莱珉银行的模式运作。他,就是令人无比崇拜的孟加拉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本书是他的自传。
前言
赤贫沙漠上的清泉——译序
翻译这本书,缘起于2003年。在商界征战奋斗多年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经过沉重而漫长的思考,我决定,后半生将要为他人、为有需要的穷人做事。于是开始做些公益领域的学习和研究。穆罕默德·尤努斯,一个陌生的孟加拉人,进入我的视野,打动了我的心。2004年底我终于在纽约的一个书店买到了尤努斯的英文版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小额贷款与抗击世界性贫穷之战》,读完心中充满激动和崇拜。立即按照书中的地址给尤努斯教授发了电子邮件,做了自我介绍,并表达想将他的自传翻译为中文的愿望。喜出望外的是,第三天即得到了尤努斯教授的肯定回复。我立即投入翻译工作,一口气用两个月完成了初稿,2004年5月初完成,并增加了尤努斯教授亲自提供的附录。
穆罕默德·尤努斯,经济学博士、教授,1971年孟加拉独立后,立即离开美国安逸优越的教授生活回到祖国,他写道:“我知道我必须回去参与祖国的建设。我必须为自己这样做。”回国后尤努斯在吉大港大学任经济系主任,在孟加拉社会具有高尚的社会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浓厚的民族主义情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人道主义和宗教的信仰,使他无法漠视人民的饥饿、贫穷。1974年,孟加拉发生大饥荒,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他努力寻找解决饥饿的办法,亲自去村庄里试验高产种植方法。1976年的一天,他因无法忍受看到制作竹凳的赤贫村妇受到中间人的盘剥,自己掏出27美元,分别借给42个赤贫的村妇,这一点点钱,就能帮助她们摆脱“契约奴隶”的身份,能够自己买生产资料(竹子),把制成的竹凳直接到市场去卖,从而得到尽管是微薄、然而是全部的利润。由此开始,尤努斯开始试验、创立了“小额贷款”模式。七年之后,成立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格莱珉——孟加拉语,意为“乡村的”),世界上第一家专门借钱给穷人的银行,为穷人的银行。此后三十年中,格莱珉模式在全孟加拉乃至全世界得到扩展和复制。
如今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已经拥有三百多万个借贷者,其中95%是原先赤贫的妇女,年贷款5亿美元,还款率99%,所有贷款均由自身资源支持,来自贷款者与非贷款者的储蓄。并且,银行保持持续赢利。格莱珉银行不仅借钱给穷人,银行自身就是为穷人所拥有的。格莱珉向世界证实,银行业可以不借助抵押品、法律手段、团体担保或连带责任,而借款给穷人;穷人可以通过借贷提高收入,摆脱赤贫;他们还可以储蓄、投资、用银行贷款建造房屋、送子女上学乃至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建立自己的养老基金。
过去三十年中,格莱珉模式已经遍布世界,甚至在中国也有过尝试。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的小额贷款项目即在中国云南等地区试验实施,听当初一位参与项目实施的朋友说,后来项目由当地政府接管实施,再后来,似乎无迹可寻了。我没有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议论的资格, 2004年我去云南禄劝考察,亲眼看到了“小额贷款”的实例:香港乐施会在云南等地区做扶贫工作已经十几年,近几年的一个试验是“贷款”给贫困山寨的农民,平均每户从几百元到两三千元,但要求农民自己管理。如果一个村子的还款率低下,下一年的贷款额就不能增加,甚至可能减少。农民们组织起来,成立发展委员会,讨论每家每户如何使用贷款(养猪,买化肥、种子,还是增加农具),以及如何保证每家都能按时还款。无担保的小额贷款的还款率在很多村寨都高达100%。贫穷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同时,生存能力与民主自治能力也得到开发和提高,那是产生于贫瘠土壤的、没有政治目的的草根民主。
在禄劝实施项目的朋友们并非都知道孟加拉的格莱珉,知道尤努斯的就更少。但我个人相信,此类以消除贫困为目的,借贷给无抵押担保的穷人的项目,大概基本都是从格莱珉银行的根脉上生发出来的。
尤努斯的理想是:看到这个世界摆脱贫困。“这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人会被描述为穷人,没有一个人的基本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到那时,‘贫困’这个词将不再具有实用的意义,它将只被用来理解过去。贫穷的位置,只应在博物馆里。”尤努斯坚信,借贷是人权,是穷人也应拥有的权利,而为穷人提供小额信贷,是消除世界性贫困的最有力的武器。
1997年的世界小额贷款峰会订立的目标是:到2005年,使世界上最穷的一亿个家庭得到小额贷款与其他的金融服务。到2001年在纽约举行第五次小额贷款峰会时,数据显示全世界已有五千多万个家庭从小额贷款项目受益,其中包括两千多万个最贫困的家庭。其中,很可能并未计入云南禄劝高山上的那几百、上千个苗彝山民家庭。
格莱珉模式颠覆了几百年银行业的法典:借贷给无抵押担保的穷人。同时,能够赢利,可持续发展。过去三十年中,孟加拉以及世界各地的实践证明,在许多国家里,穷人比富人更有信誉。然而,三十年来,格莱珉模式一直在受到来自金融界、政府、媒体,甚至是公益组织的怀疑。近期我还从国内的一个权威金融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小额贷款的文章,其中说到,“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多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扶贫、慈善性质……谈不上建立了可持续的经营机制……”难道,真要等到实现了一亿个贫穷家庭从小额贷款项目受益时,才能承认孟加拉乡村银行(即格莱珉银行)模式具有“可持续的经营机制”吗?我多么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读一读这本书,它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人的自传、一种伟大精神的阐释,还几乎可以作为参照实践的课本,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实践。中国有很多扶贫组织,可以充分借鉴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的经验以及世界各地格莱珉模式的经验,也许,更需要充分借鉴以往不成功的经验。如果能够找到在中国可扩展、可持续的小额贷款实施方法,中国又将会有多少贫困家庭可以从中受益呢?
我的英文是自学的,基础薄弱。过去多年使用的商场英语都是简单直接说明白就行,不太讲究语法修辞。只粗读过数量有限的英文原著,更没有翻译经验。可想而知,翻译这本书对我是何等的挑战。我倾尽了最大的努力和能力,希望不至于有损本书的精髓与作者的光辉。
在此,我要感谢徐晓,她承担了包括版权、出版等安排在内的最繁难的任务,过程中变生不测枝节横生,全亏徐晓的把握与坚持。还要感谢本书编辑,用心补拾译文中的诸多粗陋。所有谬误之处,当然是本人的责任。
三联书店决定出版《穷人的银行家》中译本,自然是出于对原著的欣赏。作为译者而能够附骥三联,我深以为荣。
吴士宏
2005年12月28日
翻译这本书,缘起于2003年。在商界征战奋斗多年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经过沉重而漫长的思考,我决定,后半生将要为他人、为有需要的穷人做事。于是开始做些公益领域的学习和研究。穆罕默德·尤努斯,一个陌生的孟加拉人,进入我的视野,打动了我的心。2004年底我终于在纽约的一个书店买到了尤努斯的英文版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小额贷款与抗击世界性贫穷之战》,读完心中充满激动和崇拜。立即按照书中的地址给尤努斯教授发了电子邮件,做了自我介绍,并表达想将他的自传翻译为中文的愿望。喜出望外的是,第三天即得到了尤努斯教授的肯定回复。我立即投入翻译工作,一口气用两个月完成了初稿,2004年5月初完成,并增加了尤努斯教授亲自提供的附录。
穆罕默德·尤努斯,经济学博士、教授,1971年孟加拉独立后,立即离开美国安逸优越的教授生活回到祖国,他写道:“我知道我必须回去参与祖国的建设。我必须为自己这样做。”回国后尤努斯在吉大港大学任经济系主任,在孟加拉社会具有高尚的社会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浓厚的民族主义情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人道主义和宗教的信仰,使他无法漠视人民的饥饿、贫穷。1974年,孟加拉发生大饥荒,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他努力寻找解决饥饿的办法,亲自去村庄里试验高产种植方法。1976年的一天,他因无法忍受看到制作竹凳的赤贫村妇受到中间人的盘剥,自己掏出27美元,分别借给42个赤贫的村妇,这一点点钱,就能帮助她们摆脱“契约奴隶”的身份,能够自己买生产资料(竹子),把制成的竹凳直接到市场去卖,从而得到尽管是微薄、然而是全部的利润。由此开始,尤努斯开始试验、创立了“小额贷款”模式。七年之后,成立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格莱珉——孟加拉语,意为“乡村的”),世界上第一家专门借钱给穷人的银行,为穷人的银行。此后三十年中,格莱珉模式在全孟加拉乃至全世界得到扩展和复制。
如今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已经拥有三百多万个借贷者,其中95%是原先赤贫的妇女,年贷款5亿美元,还款率99%,所有贷款均由自身资源支持,来自贷款者与非贷款者的储蓄。并且,银行保持持续赢利。格莱珉银行不仅借钱给穷人,银行自身就是为穷人所拥有的。格莱珉向世界证实,银行业可以不借助抵押品、法律手段、团体担保或连带责任,而借款给穷人;穷人可以通过借贷提高收入,摆脱赤贫;他们还可以储蓄、投资、用银行贷款建造房屋、送子女上学乃至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建立自己的养老基金。
过去三十年中,格莱珉模式已经遍布世界,甚至在中国也有过尝试。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的小额贷款项目即在中国云南等地区试验实施,听当初一位参与项目实施的朋友说,后来项目由当地政府接管实施,再后来,似乎无迹可寻了。我没有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议论的资格, 2004年我去云南禄劝考察,亲眼看到了“小额贷款”的实例:香港乐施会在云南等地区做扶贫工作已经十几年,近几年的一个试验是“贷款”给贫困山寨的农民,平均每户从几百元到两三千元,但要求农民自己管理。如果一个村子的还款率低下,下一年的贷款额就不能增加,甚至可能减少。农民们组织起来,成立发展委员会,讨论每家每户如何使用贷款(养猪,买化肥、种子,还是增加农具),以及如何保证每家都能按时还款。无担保的小额贷款的还款率在很多村寨都高达100%。贫穷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同时,生存能力与民主自治能力也得到开发和提高,那是产生于贫瘠土壤的、没有政治目的的草根民主。
在禄劝实施项目的朋友们并非都知道孟加拉的格莱珉,知道尤努斯的就更少。但我个人相信,此类以消除贫困为目的,借贷给无抵押担保的穷人的项目,大概基本都是从格莱珉银行的根脉上生发出来的。
尤努斯的理想是:看到这个世界摆脱贫困。“这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人会被描述为穷人,没有一个人的基本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到那时,‘贫困’这个词将不再具有实用的意义,它将只被用来理解过去。贫穷的位置,只应在博物馆里。”尤努斯坚信,借贷是人权,是穷人也应拥有的权利,而为穷人提供小额信贷,是消除世界性贫困的最有力的武器。
1997年的世界小额贷款峰会订立的目标是:到2005年,使世界上最穷的一亿个家庭得到小额贷款与其他的金融服务。到2001年在纽约举行第五次小额贷款峰会时,数据显示全世界已有五千多万个家庭从小额贷款项目受益,其中包括两千多万个最贫困的家庭。其中,很可能并未计入云南禄劝高山上的那几百、上千个苗彝山民家庭。
格莱珉模式颠覆了几百年银行业的法典:借贷给无抵押担保的穷人。同时,能够赢利,可持续发展。过去三十年中,孟加拉以及世界各地的实践证明,在许多国家里,穷人比富人更有信誉。然而,三十年来,格莱珉模式一直在受到来自金融界、政府、媒体,甚至是公益组织的怀疑。近期我还从国内的一个权威金融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小额贷款的文章,其中说到,“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多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扶贫、慈善性质……谈不上建立了可持续的经营机制……”难道,真要等到实现了一亿个贫穷家庭从小额贷款项目受益时,才能承认孟加拉乡村银行(即格莱珉银行)模式具有“可持续的经营机制”吗?我多么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读一读这本书,它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人的自传、一种伟大精神的阐释,还几乎可以作为参照实践的课本,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实践。中国有很多扶贫组织,可以充分借鉴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的经验以及世界各地格莱珉模式的经验,也许,更需要充分借鉴以往不成功的经验。如果能够找到在中国可扩展、可持续的小额贷款实施方法,中国又将会有多少贫困家庭可以从中受益呢?
我的英文是自学的,基础薄弱。过去多年使用的商场英语都是简单直接说明白就行,不太讲究语法修辞。只粗读过数量有限的英文原著,更没有翻译经验。可想而知,翻译这本书对我是何等的挑战。我倾尽了最大的努力和能力,希望不至于有损本书的精髓与作者的光辉。
在此,我要感谢徐晓,她承担了包括版权、出版等安排在内的最繁难的任务,过程中变生不测枝节横生,全亏徐晓的把握与坚持。还要感谢本书编辑,用心补拾译文中的诸多粗陋。所有谬误之处,当然是本人的责任。
三联书店决定出版《穷人的银行家》中译本,自然是出于对原著的欣赏。作为译者而能够附骥三联,我深以为荣。
吴士宏
2005年12月28日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博克瑟哈特大街20号是父亲在吉大港的第二个商号,第一处商号被一枚日军炸弹炸毁了,父亲只好放弃了它。1943年,日本人入侵邻国的缅甸,并威胁着整个印度。然而吉大港一直没有遭到严重的空袭,日本飞机扔下的更多是传单。我们很喜欢从房顶上看那些传单像蝴蝶般向城市飘落下来。但是,当我们第二座房子的一面墙被日军的炸弹炸塌后,父亲迅速将我们转移到安全之地——他的家乡巴图亚村(Bathua),我是在战争爆发之初出生在那里的。
巴图亚离吉大港大约七英里远。我的祖父在那里拥有土地,他收入的大部分来源于农作,但是他对首饰行业更有兴趣。他的长子,我的父亲杜拉‘米亚(Dula Mia)也进入了首饰行业,并很快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制造商和为穆斯林顾客服务的珠宝饰品商人。父亲是个心肠很软的人,他很少处罚我们,但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他有三个铁保险柜,每个都有四英尺高,嵌装在商铺柜台后面的墙壁里。店铺开门时,他让保险柜也敞开着。保险柜厚重的门里面是镜子和格子,看上去根本不像保险柜,而更像是商铺货架的一部分。在每日的第五次祈祷之前,也就是关门时分,父亲会把这些保险柜的抽屉都关起来。直到今天,我仍然能记起那些没有上油的合叶发出的吱扭声和每个保险柜上的六把锁一一被锁上时所发出的咔嗒声。这些声响刚好给我和哥哥萨拉姆(Salam)足够的时间,丢下手头正在做的无论什么事飞跑到书本旁。只要父亲看到我们坐在那儿读书,他就会高兴地说:“好孩子,好小伙子。”然后他就去清真寺做祈祷了。
父亲一生都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曾三次去麦加朝圣。他总是一身白色的穿戴,白色的拖鞋,白色的宽松裤,白色的束腰外衣和一顶白色的祈祷帽。那副方框玳瑁眼镜和花白的胡子,使他具有知识分子的样貌,但他从来就不啃书本。拥有一个大家庭和一个成功的企业,使他没有什么时间来查看我们的功课,他也不喜欢那样做。他将生活分别投入到工作,祈祷,与亲人们身上。
与父亲形成对比,我的母亲索菲亚·卡图恩(Sofia Khatun)是一个有决断的坚强女人。她是家中的纪律执行者,一旦她咬住下嘴唇,我们就知道,别想试图使她改变主意了。她想要我们都像她一样有条有理。她对我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母亲十分善良并充满同情心,总是周济从遥远的乡下来看望我们的穷亲戚。是她对家人和穷苦人的关爱影响了我,帮助我发现了自己在经济学与社会改革方面的兴趣。
母亲出身于一个小商贸者之家,家人从缅甸采购货物来贩卖。她的父亲把拥有的土地大部分都租了出去,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写编年史,吃美食。这最后一个爱好最令他的孙儿们与他亲近。早年间,我记得母亲经常穿一件滚着金边的鲜艳纱丽(sari),乌黑的头发总是在前面向右分缝,后面盘成一个饱满的发髻。我非常爱她,我肯定是最经常拽着她的纱丽要求关注的那个孩子。最重要的是,我记得她讲的故事,她唱的歌,比如关于卡巴拉(Karbala)的悲惨故事。每年在穆哈兰节(Moharram)期间——穆斯林为了纪念卡巴拉举行的仪式,我记得我都要问母亲:“妈妈,为什么房子一侧的天空是红色的,而另一边是蓝色的?”
“为哈桑(Hassan)而蓝,为侯赛因(Hussein)而红。”她答道。
“哈桑和侯赛因是什么人?”
“他们是我们的先知——祝他安息——的孙子,也是他的掌上明珠。”
当她讲完他们被谋杀的故事后,总是指着暮色解释说,房子一边的蓝色是使哈桑死于非命的毒药,而另一边的红色是被害的侯赛因的鲜血。对于我这个小孩子来说,她所讲述的悲剧故事,与我们伟大的孟加拉史诗Bishad Shindhu(《悲伤之海》)同样的令人感动。
母亲完全占据了我的幼年。每当她在厨房里煎皮塔饼(pitha),我们总是拥在她身边吵嚷着要求尝一口。当她把第一张皮塔饼从煎锅里拿出来,刚刚要把它吹凉些时,总是被我一把抓过来,全家公议我是母亲厨艺作品的首席品尝师。
母亲也制作一些首饰在我家的店铺出售。她经常给耳环和项链加上最后的点睛之笔:加上一小段天鹅绒的缎带,小绒球,或是鲜艳的编结丝绦,而我总爱注视着她用纤细的双手制作那些美丽的饰物。她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亲朋或邻居的钱,就是从这些工作上挣来的。
母亲生了十四个孩子,其中五个早天。我的大姐莫姆塔兹(Momtaz)比我大八岁,十几岁就嫁人了。我们经常去她在城边的新家看她,大姐就用丰盛的饭菜招待我们。比我大三岁的萨拉姆是我最亲近的同伴,我们模仿日本机关枪的声音玩打仗,风力合适的时候,我们就用宝石状的纸片和竹竿做起五颜六色的风筝。有一次父亲从大街上买来几个失效的炮弹,我们就帮助母亲将它们改造成花盆,翅在下、大头朝上地摆放在屋顶上。
P2-4
巴图亚离吉大港大约七英里远。我的祖父在那里拥有土地,他收入的大部分来源于农作,但是他对首饰行业更有兴趣。他的长子,我的父亲杜拉‘米亚(Dula Mia)也进入了首饰行业,并很快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制造商和为穆斯林顾客服务的珠宝饰品商人。父亲是个心肠很软的人,他很少处罚我们,但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他有三个铁保险柜,每个都有四英尺高,嵌装在商铺柜台后面的墙壁里。店铺开门时,他让保险柜也敞开着。保险柜厚重的门里面是镜子和格子,看上去根本不像保险柜,而更像是商铺货架的一部分。在每日的第五次祈祷之前,也就是关门时分,父亲会把这些保险柜的抽屉都关起来。直到今天,我仍然能记起那些没有上油的合叶发出的吱扭声和每个保险柜上的六把锁一一被锁上时所发出的咔嗒声。这些声响刚好给我和哥哥萨拉姆(Salam)足够的时间,丢下手头正在做的无论什么事飞跑到书本旁。只要父亲看到我们坐在那儿读书,他就会高兴地说:“好孩子,好小伙子。”然后他就去清真寺做祈祷了。
父亲一生都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曾三次去麦加朝圣。他总是一身白色的穿戴,白色的拖鞋,白色的宽松裤,白色的束腰外衣和一顶白色的祈祷帽。那副方框玳瑁眼镜和花白的胡子,使他具有知识分子的样貌,但他从来就不啃书本。拥有一个大家庭和一个成功的企业,使他没有什么时间来查看我们的功课,他也不喜欢那样做。他将生活分别投入到工作,祈祷,与亲人们身上。
与父亲形成对比,我的母亲索菲亚·卡图恩(Sofia Khatun)是一个有决断的坚强女人。她是家中的纪律执行者,一旦她咬住下嘴唇,我们就知道,别想试图使她改变主意了。她想要我们都像她一样有条有理。她对我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母亲十分善良并充满同情心,总是周济从遥远的乡下来看望我们的穷亲戚。是她对家人和穷苦人的关爱影响了我,帮助我发现了自己在经济学与社会改革方面的兴趣。
母亲出身于一个小商贸者之家,家人从缅甸采购货物来贩卖。她的父亲把拥有的土地大部分都租了出去,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写编年史,吃美食。这最后一个爱好最令他的孙儿们与他亲近。早年间,我记得母亲经常穿一件滚着金边的鲜艳纱丽(sari),乌黑的头发总是在前面向右分缝,后面盘成一个饱满的发髻。我非常爱她,我肯定是最经常拽着她的纱丽要求关注的那个孩子。最重要的是,我记得她讲的故事,她唱的歌,比如关于卡巴拉(Karbala)的悲惨故事。每年在穆哈兰节(Moharram)期间——穆斯林为了纪念卡巴拉举行的仪式,我记得我都要问母亲:“妈妈,为什么房子一侧的天空是红色的,而另一边是蓝色的?”
“为哈桑(Hassan)而蓝,为侯赛因(Hussein)而红。”她答道。
“哈桑和侯赛因是什么人?”
“他们是我们的先知——祝他安息——的孙子,也是他的掌上明珠。”
当她讲完他们被谋杀的故事后,总是指着暮色解释说,房子一边的蓝色是使哈桑死于非命的毒药,而另一边的红色是被害的侯赛因的鲜血。对于我这个小孩子来说,她所讲述的悲剧故事,与我们伟大的孟加拉史诗Bishad Shindhu(《悲伤之海》)同样的令人感动。
母亲完全占据了我的幼年。每当她在厨房里煎皮塔饼(pitha),我们总是拥在她身边吵嚷着要求尝一口。当她把第一张皮塔饼从煎锅里拿出来,刚刚要把它吹凉些时,总是被我一把抓过来,全家公议我是母亲厨艺作品的首席品尝师。
母亲也制作一些首饰在我家的店铺出售。她经常给耳环和项链加上最后的点睛之笔:加上一小段天鹅绒的缎带,小绒球,或是鲜艳的编结丝绦,而我总爱注视着她用纤细的双手制作那些美丽的饰物。她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亲朋或邻居的钱,就是从这些工作上挣来的。
母亲生了十四个孩子,其中五个早天。我的大姐莫姆塔兹(Momtaz)比我大八岁,十几岁就嫁人了。我们经常去她在城边的新家看她,大姐就用丰盛的饭菜招待我们。比我大三岁的萨拉姆是我最亲近的同伴,我们模仿日本机关枪的声音玩打仗,风力合适的时候,我们就用宝石状的纸片和竹竿做起五颜六色的风筝。有一次父亲从大街上买来几个失效的炮弹,我们就帮助母亲将它们改造成花盆,翅在下、大头朝上地摆放在屋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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