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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法利夫人/世界文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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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场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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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7540212284
  • 出版社:北京燕山
  • 2005-06-01 第2版
  • 2005-06-01 第1次印刷
  • 开 本:32开
  • 页 数:221页
 满58元免运费         

内容提要
    本书是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农家姑娘爱玛因不甘平庸的家庭生活,向往不切实际的爱情,一错再错,受人玩弄,非但没有找到幸福,反因肆意挥霍,债台高筑,终因走投无路,服毒自尽。小说通过爱玛的婚姻—堕落—死亡的悲剧经历,真实地为我们描绘了十九世纪法国的外省风俗。

目录
译本/001
上卷/001
中卷/039
下卷/142

导语
        本书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浪漫主义与浪漫小说的清算。小说通过爱玛的婚姻—堕落—死亡的悲剧经历,真实地为我们描绘了十九世纪法国的外省风俗。它熄灭了让人不切实际的幻想光环,令人看见底下黯然的真相。没有一点让人做梦的企图,你领受到的是更为真实和残酷的现实。严酷的写实绝对服从现实,它并不创造升华,也不将一切美化成浪漫诗歌,它将现实的精髓搬上纸面,铺排得和谐有序,在此和谐之中,生活的本来面目便裸露出来。比现实中的更加严密、结实和触人心弦。

前言
    古今中外,多少真正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一经问世,即遭到无情的非难、攻击、批判,甚至查禁、焚毁,仅仅凭仗历史的公证,才最终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彪炳千古。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传世之作《包法利夫人》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一例。     福楼拜动手写《包法利夫人》,是一八五一年九月十九日在卢昂近郊的克罗瓦塞别墅。经过将近五年呕心沥血的创作,直到一八五六年五月才完稿。但誊写人誊得一塌糊涂,他又不得不仔细校正,至五月三十一日,才寄给《巴黎杂志》他的朋友杜康。《巴黎杂志》是一家半月刊,将手稿搁置了三个月,才决定从十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分六期连载《包法利夫人》。但该刊审读委员会致函福楼拜,认为他的小说需要删节,请他把删节的全权交给编辑部。福楼拜未予理睬,仅在来函背面写了“荒谬透顶”四个字。从十月十日至十一月十五日发表的几部分,倒是未作删节。及至十二月一日那一期准备付印之时,编辑部一位负责人对出租马车里发生的场面(即莱昂与爱玛从卢昂大教堂里出来后,乘出租马车疯跑全城那一段),忽然感到担心,说:“这一段不合适,我们还是把它去掉吧。”福楼拜对此十分气愤,但为了不使编辑部为难,便说:“你们要删节,悉听尊便,但你们必须说明你们作了删节。”于是,编辑部加了一条脚注:“审读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删去此处的一段,因为它不符合本刊的编辑方针。特此说明。”事情并未到此止步,接着十二月十五日那一期,编辑部又决定删去几处。福楼拜确实恼怒了,经交涉,在小说正文底下刊出他的抗议:“《巴黎杂志》出于我不赞同的某些考虑,在十二月一日那一期里已删去了一段。在编辑这一期时,他们又顾虑重重,认为必须删去好几处。因此,我声明对后面发表的部分不负责任,读者看到的仅是片断,不是整体。”     《包法利夫人》一发表,立刻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轰动。当时负责严密检查所有出版物的帝国检察署,看到这部轰动性小说,《巴黎杂志》在发表时竟“顾虑重重”,多次删节,该刊审读委员会还特地声明,所删去的部分“不符合本刊的编辑方针”。这还了得!检察署高度警觉起来,对陆续发表的每一部分仔细研究,很快决定对这本书的作者福楼拜以及《巴黎杂志》发行经理洛朗比沙和印刷商比耶提出公诉。福楼拜等很快收到传票,审判于一八五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开始。负责宣读公诉状的是代理检察长埃内斯特·皮纳尔。此人是帝国政府豢养的一条鹰犬,后来出任内政大臣。他在公诉状里,指控《包法利夫人》“败坏公众道德,诽谤宗教”。其重点打击对象是作者福楼拜。公诉状最后要求法庭从轻处理杂志发行经理和印刷商,“至于主犯福楼拜,你们必须严惩。”这篇公诉状尽管十分蹩脚,许多地方十分可笑,但至今仍值得一读。它使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极权制度下,检察机关怎样不择手段,罗织罪名,扼杀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达到钳制舆论,巩固专制统治的目的。它是一个时代的回声,不仅说明了那个社会制度及其专制政权的反动,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偏见和狭隘。
    出庭为福楼拜辩护的是儒勒·塞纳尔律师。他在辩护词中肯定《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书”,“一本诚实的书”,“这本书的思想,从头至尾是一种非常合乎道德、合乎宗教的思想”,“它是通过揭露令人发指的道德败坏来弘扬道德。”塞纳尔是巴黎律师公会成员,曾任国民议会议长,可谓声誉卓著,而又雄辩机警。他的辩护词很有特色。当时,他如果不从肯定《包法利夫人》非常合乎道德和宗教这个前提入手,而从维护言论自由和维护艺术之于道德的独立性入手来进行辩护,那将是非常笨拙的。他不仅论证了《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书,而且肯定了它的艺术成就,强调它是作者长期深入、细致观察生活的结晶,赞扬了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甚至大胆肯定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作为一个律师,在当时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就在开庭前夕,当时影响很大的诗人拉马丁,约见年轻的作者(福楼拜那时年仅三十五岁),对他表示支持。福楼拜问他:“先生,我因为写了这部作品,正受到轻罪法庭追究,指控我违背了道德和宗教,这一点你想得通吗?”拉马丁斩钉截铁地回答:“亲爱的孩子,在法国没有一个法庭能给你定罪。有人如此误解你的作品,并下令对它提出起诉,这非常令人遗憾。不过,为了我们国家和我们时代的荣誉,任何法庭都不能给你定罪。”事实证明,拉马丁的断言是真知灼见。面对《包法利夫人》这部杰作,面对德高望重的塞纳尔律师逻辑严密、雄辩有力的辩护,面对许多著名作家的声援和抗争,巴黎第六轻罪法庭在“判决书”里虽然指出,“在本庭受到起诉的这部作品应该受到谴责”,但不得不承认,公诉状所指控的段落,“无论从它们所阐述的思想还是它们所描写的情景,仍属于作者试图塑造的人物性格的范畴。”因而宣告作者福楼拜以及《巴黎杂志》发行经理和印刷商“无罪”,“不予追究”。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它不仅是福楼拜的胜利,也是整个文学界的胜利。福楼拜本人充分意识到这个胜利的重大意义,他说:“我这场官司是整个当代文学的官司。人们攻击的不是我的小说,而是所有小说连同创作小说的权利。”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往往产生与其愿望相反的结果。这场官司不仅为《包法利夫人》作了广告,使它在两个月内销售量达一万五千册,此后又一版再版,而且进一步确立了这部作品的历史地位。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莱昂很快在同事们面前趾高气扬起来,不仅与他们疏远了,而且工作也马虎了事。
    他天天盼爱玛的信,信到手就一看再看。他也给爱玛写信,靠欲望和回忆的全部力量唤起她的形象。他渴望再见到爱玛,这种渴望并没因彼此分离而减弱,相反愈来愈强烈。一个星期六上午,他溜出了事务所。
    他站在山顶上举目眺望,山谷里教堂的钟楼和白铁皮做的风信旗历历在目。他像一位百万富翁荣归故里,心头的高兴之情,掺杂着自鸣得意的虚荣心和自私的感慨。
    他跑到爱玛的住宅附近徘徊。厨房里闪烁着火光。他贴在窗帘后面窥伺爱玛的身影,但什么也没看见。
    勒佛朗索瓦太太一见到他,就惊叫起来,说他“高了,瘦了”,而阿特米丝则不这样看,觉得他“更结实了,晒黑了”。
    他在小间用晚饭,依然像过去一样,只不过仅他一个人,没有税务员作伴了,因为比内等“燕子”等得不耐烦,终于把吃饭时间提前了一小时。现在他五点正用晚餐,还常常抱怨“破车子到迟了”。
    莱昂还是下了决心,去敲医生家的门。包法利夫人正在卧室里,要过一刻钟才下楼。包法利先生又见到他,显得很高兴。但是,这天晚上他一直呆在家,第二天一整天也没有要出门的意思。
    直到夜里很晚了,莱昂才在花园后面小巷里,与爱玛单独见面——在小巷里见面,就像与过去那位幽会一样!——正赶上雷雨,两个人撑着一把雨伞,借着一闪一闪的电光谈心。
    分别变得不堪忍受。
    “还不如死了呢!”爱玛说。
    她扑在他怀里又哭又扭。
    “再见……再见……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两个人又回转去,再次拥抱在一起。就在这时,爱玛答应,不管通过什么手段,一定要找到一个长远的解决办法,使他们能够自由见面,至少每周一次。爱玛十分有把握,而且满怀希望。她就要有钱了。    她为卧室添置了两块宽格子黄色窗帘。勒乐早就鼓动她买,说这种窗帘如何便宜。她还渴望买一条地毯,勒乐就说:“这又不是比登天还难的事!”礼貌有加地答应负责为她买一块。爱玛再也离不了勒乐的服务。她一天之中叫人去找勒乐二十次,勒乐都会撂下手里的活儿立即赶来,绝无半句怨言。还有罗莱大嫂,每天在她家吃中饭,甚至私下来看望她,究竟是为什么,大家都莫名其妙。
    大约在这段时间,即初冬,爱玛似乎对音乐发生了强烈兴趣。
    一天晚上,夏尔听她弹琴。同一首曲子,她连弹了四次,越弹越恼火。夏尔根本没有听出每次有什么不同,却叫道:
    “弹得好!好极了!……你不应该停下!弹下去!”
    “不!糟透了!我的手指一点也不灵活啦。”
    第二天,他求她再弹点什么给他听。
    “好吧,就满足你的兴致。”
    夏尔承认她有点荒疏了。她弹走了调,指法混乱,弹了一会儿,干脆停了下来。
    “唉!完啦!我得找人教教才成,可是……”
    她咬咬嘴唇,补充说:
    “二十法郎一次,太贵啦!”
    “对,的确……贵了点……”夏尔傻呵呵地笑了笑说,“不过,我觉得也许不要花那么些,因为有些没有名气的艺术家,实际比那些名家还高明。”
    “那你就去打听一下吧。”爱玛说。
    第二天,夏尔回到家,狡黠地打量她一阵,最后还是憋不住,说出了这样几句话:“你有时也真是太相信自己!我今天去了巴佛舍尔。好家伙!列嘉尔太太告诉我,她三个在慈济修道院的闺女也请人教琴,每次才五十苏,而且是一位有名的女教师!”
    爱玛耸耸肩,从此连琴盖也不再开。
    但是,每次从琴边走过时(如果夏尔在那里),她总是叹口气说:   “啊!我可怜的钢琴!”
    有人来看望她时,她少不了要对人家说,她放弃了音乐,现在想捡起来,但由于一些重要原因,也做不到。大家听了,都同情她。的确遗憾!她本来是很有才气的!有些人,尤其是药店老板,甚至向包法利提这件事,弄得包法利直感到汗颜。
    “你这可就不对了!”药店主劝说他道,“不应该让天赋的才能荒废。再说,你考虑一下看,我的好朋友,让太太去学琴,将来孩子的音乐教育,不就可以省下来了?我觉得,孩子们应该由母亲们亲自教育才好。这是卢梭的观点,现在可能还有点新潮,但最终会取得胜利的,我坚信这一点。就像母亲喂奶和种牛痘一样。”
    于是,夏尔又一次谈起学钢琴的问题。爱玛没好气地说,不如把琴卖掉算了。这架可怜的钢琴,曾经满足过她的虚荣心。现在眼看着把它卖掉,包法利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滋味,就好像爱玛把自己的一部分处死了似的!
    “你真想学……”包法利说道,“隔一段时间去学那么一次,按说也不至于破费太大吧。”
    “可是,要学就得经常学才有用。”爱玛答道。
    她就这样想方设法得到丈夫的允许,每星期进一趟城去看她的情人。一个月下来,居然有人觉得她弹琴进步不小呢。P.16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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