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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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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宋美龄婚后

作者简介(杨天石)

杨天石，江苏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世纪》杂志顾问、《炎黄春秋》特约编委，《同舟共进》编委。曾任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化史。独著有《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本）《杨天石文集》《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海外访史录》《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寻求历史的谜底》《黄遵宪》《朱熹》《朱熹及其哲学》《泰州学派》等；合著有《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及第二编第五卷、《南社》《南社史长编》等。现正主编多卷本《中国国民党史》。

内容简介 | 目录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杨天石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著名的民国史专家，其在中国国民党史研究尤其在蒋介石研究方面最为权威。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者即长期阅读并深入研究保存在大陆和台湾的蒋介石日记的“类抄本”和“仿抄本”，多次赴台湾阅读蒋介石的“大溪档案”，多次赴美、英、日等国阅读与蒋介石相关的历史档案。2006和2007年，作者又两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阅读陆续开放中的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本书即为作者多年来研究蒋介石日记的成果精选本
    在本书中，杨先生通过蒋介石日记这一特殊载体，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下蒋介石的个人生活、思想性格、政治作为、战略策略等等方面的详尽内容。这对于我们认识蒋介石其人，有着去伪存真的重要作用。正如台湾史学家吕芳上所说：“只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一个重要又备受争议的历史人    物如蒋介石，才能真正走下神龛、走出政治的牢笼，真实的面貌才会呈现。”
蒋介石作为民国时期的领袖人物，其个人的举手投足、喜怒哀乐，都凸显出一个大变革时代的风起云涌。因此，出版杨先生解读蒋介石日记的成果，于“恢复民族记忆”，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准确阐述中国近、现代史，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书所收各文，一部分为曾经发表过、深受读者和学界好评的篇目，作者并根据最新开放的日记手稿进行了增补和修订；另一部分为最新文章。精彩篇目如下：
《中山舰事件之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拐点》
《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日方诱和与蒋介石的应对及刹车》
《蒋介石与史迪威事件——战时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
《如何对待毛泽东——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
《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
《关于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驳考尔斯，兼辨李敖之误》
《宋美龄的巴西之行与蒋介石的“婚外情”传说》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目录】 序言/ （台湾）吕芳上
自序
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
一、早年经历与思想
    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
        附记：蒋介石的自我评估
    蒋介石的早年思想
        ——从向左到向右
    “天理”与“人欲”之间的交战
        ——宋明道学与蒋介石的早年修身
    蒋介石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蒋介石下海从商的缘由、经过与感受
        附记：孙中山也是股民
二、北伐前后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苏联之行
        ——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纪实
    中山舰事件之谜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拐点
    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与策略
    “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
        ——追求法治始，破坏法治终
        附记：蒋介石的追悔
三、抗日期间
    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
        ——调整国内外政策的开端
    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
        附记：蒋介石为何开辟新战场？
    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
        ——日方诱和与蒋介石的应对及刹车
    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
    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
        ——兼述蒋介石如何对待被日本侵占的“东三省”
    蒋介石与史迪威事件
        ——战时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
四、国共矛盾
    第三国际的解散与蒋介石“闪击”延安计划的撤销
        ——论“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未成“潮”
    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
五、对内政策
    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
        ——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
    论国民党的社会改良主义
        ——对“百年老店”的新审视
六、家庭生活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与蒋介石、宋美龄的感情危机
    关于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
        ——驳考尔斯，兼辨李敖之误
    宋美龄的巴西之行与蒋介石的“婚外情”传说
        ——兼析其事与美国人要蒋交出军权之间的关系

内容选摘

序

吕芳上*
一     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是处在剧烈变动的时代。许多动乱的发生和曲折发展的过程，里里外外，直接间接，似乎都不能不注意领导人物、群众活动、文化变迁、国际因素等的相激相荡，才构成中国现今的局面。至少在半个世纪之前，以近代史作为史学学术研究的一支，还颇见争议。近代历史虽有数据宏富之利，但更有问题复杂、事多隐晦，人多在世的困扰，尤难摆脱现实政治的纠缠。所幸五十年后的今天，尤其自1980年代以后，全球冷战架构解体，政治与学术空气益见宽松，近代史研究已渐成气候。以蒋介石研究为例，海峡两岸对蒋一向的“神”、“鬼”之辨，到如今视为有成有败，有功有过的“凡人”，蒋介石走入历史，社会因此更见成熟。二 1930年6月，陈寅恪为陈垣《燉煌劫余录》作序，说了这样一段话：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泉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发掘新资料、引进新理论、提出新问题、得出新结果，这是近代史学研究的基本精神。八○年代以来，即以近代中国政治史的研究而言，在抛弃旧有思维框架、运用科际整合方法，具备国际视野、重视团队合作的条件下，运用新资料，提出新问题，已逐步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和前所未有的视野。举例言之，台湾在八○年代解严之前，近代政治史本存有若干“禁区”，例如国民党内部派系问题、台湾史、中国共产党史、“汉奸”等的历史，都少有史家涉足；也有若干在国民革命史观下难予突破的研究困境，例如伟人事迹、群众运动等。到了二十世纪八○年代，世局发生重大变动，近代史研究也跟着发生意义深远的变革。以国民党史为例，在数据方面，国民党数据的空前开放，蒋介石档案的全盘解密，蒋介石日记的陆续公开，对民国史研究议题的开发、历史问题的解决均具正面意义；在历史解释方面，旧有思维框架的摘除、以多元取代一元的论述，历史不再为政治服务已完全可能。摆脱僵化史观、远离伟人教条，去除条条框框，“党史”、“国史”可以区分，“党同伐异”的话语系统逐渐淡去，把握宏观、研究微观，还原「史学是找资料证明的学问」，带给近代史学者更多发挥的空间。这也正是海峡两岸历史学者欢迎的气氛，想来也应是杨天石教授新着出版的重要时代背景。三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之一，如何依据原始资料还原其本来面目，一直是史家的兴趣也是任务。早在2002年杨天石教授即有感于民国史事不免加油添醋，民国人物难免涂脂抹粉，致事件云遮雾绕，人物面目走形，因此勤快走访四海，广搜史料，然后以专题发掘蒋介石自民初以迄1940年代史事，“目的是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以便进一步准确的阐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本此精神，2006年3月，当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首次开放蒋介石日记时，杨教授是学者中进入档案馆内阅读日记拔得头筹者，上穷碧落下黄泉，他的勤快、执着与用功，直叫人敬佩。
    大体历史人物的研究，在握有最重要资料之后，得寻求基本史实的确凿、深切认识时代环境、掌握各阶段思想的发展，集中关键又发人深省的议题上进行发挥，不回避、不窜改、不苛求、不溢美，又能恰得其分，是为上乘之作。杨教授的诸篇论文根据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复又以各种文献、史料比证、勘核，可谓充分占有并正确运用史料的优势；从蒋介石自认对孙中山、陈其美忠心耿耿的刺陶（成章）案、经营上海号子（证券交易所）的失败、1923年蒋自认“吾前程发轫有望”的苏联之行说起，到蒋胡汤山事件、对日秘密谈判、史迪威事件中的蒋、史、宋（子文）角色与冲突、重庆谈判中蒋对毛泽东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的内心世界，乃至于蒋的私生活，每一议题都从疑点出发，回到论证严密的答案中。这本书的文章十分重要，是谈人人一直想知道又得不到正确答案的历史议题，这种问题意识的掌握，不只是史才、史识的兼备而已。四     2007年夏，个人有幸，与杨教授同时在胡佛研究所检阅蒋介石的日记。杨教授的文字斐然一如其便给口才，思路清晰，见识广博，予人印象深刻。杨教授早期治文学，然后有哲学训练的机缘，终乃投入历史的研究，其根柢之深厚，卓然成家，自有渊源。
    蒋介石日记的丰富内容，一如杨教授所言，是治民国史不能不看的重要史料，是史学家可以长时期、多方面挖掘引伸的宝藏。我们乐于看到杨教授第一部努力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著作的出现，民国史学界一定会热切期待他续集、三集----的出版，因为只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一个重要又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如蒋介石，才能真正走下神龛、走出政治的牢笼，真实的面貌才会呈现。 2007年12月25日敬序于南港自序     人的本相常常迷失，历史的本相也常常迷失。
    人的本相迷失的情况很复杂。一种是因“捧”。将某一个人捧为天纵之圣，绝对正确，永远英明，仿佛斯人不出，世界就永远处于黑暗中一样。一种是因“骂”。将某一个人骂成十恶不赦，坏事做绝，祸国殃民，是千夫所指，人人皆曰可杀的天字第一号大坏蛋，仿佛一切罪恶，一切黑暗，均源于斯人。
    蒋介石一生经历了近、现代中国的许多大事。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护法；孙中山逝世后，领导北伐、清党、剿共、抗日、内战，很长时期内担任中国党、政、军三方的最高领导人，位居“元首”。既和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又两次分裂。1949后退到台湾，既坚持反共复国，又坚持一个中国，在活过88年以后去世。在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被神化、美化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高勋盛德”，“光华流泽”，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则被鬼化、丑化为人民公敌、元凶首恶、民族败类、千古罪人。
    两种情况，简单的捧和骂，都背离蒋介石的实际，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寻找。
    廓清迷雾，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正确评价其功过是非，揭示其本相，对于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国共关系，正确认识和书写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有其必要；对于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也有其必要。时至今日，距离蒋氏去世已经三十多年，距离当年国共大战、生死搏斗的年代也已快到六十年，尘埃早已落定，各种恩怨都已化为历史陈迹。人们全面掌握资料，综合蒋氏一生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对其做出比较科学、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已有可能。
    我从上一世纪70年代起，投身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开始研究孙中山，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研究蒋介石。第一步，在海内外广泛收集资料，第二步，选择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上一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将他的部分日记和手稿交给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存，我曾以这批资料为主撰写了一批论文。2002年，结集为《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后，我又多次到台湾，研读蒋介石带到台湾的大量档案，特别是根据其日记所编写的《困勉记》、《省克记》、《学记》、《事略稿本》等资料，写成又一批论文。2006年3月，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开放，我有幸受邀成为最早的读者之一。2007年，胡佛研究院继续开放日记的1932至1945年部分，我再次受邀访问该所。
    日记，记个人经历和内心世界，在各种历史文献中有其特殊价值。蒋的日记，长达五十余年，大有助与人们了解其内心世界和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当然，只看日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大量阅读相关的档案资料和文献，反复比较、勘核，同时，将蒋的所思、所行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思考、研究，才有可能揭示真相，找出真实的蒋介石来。
    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得到过许多鼓励。1988年，我的《中山舰之谜》一文发表后，胡乔木多次在谈话中称赞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当面对我说：“你的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2001年，我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完稿，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审读，得到“华夏英才基金”资助，于2002年出版。但是，我的研究也碰到过若干困难。2003年，有少数几个人化名给中央领导和有关机构写信。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我的书，就张冠李戴，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吹捧蒋为“民族英雄”，要求对我加以惩处。幸赖中国已经处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我的书和我的研究采取肯定和支持态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坚持和继续。
    本书是我多年来所写关于蒋介石研究专题文章的一个选本。部分文章利用收藏在大陆和台北的蒋介石日记仿抄本或类抄本写成，部分利用胡佛研究院开放的日记手稿复印本写成（本书注释简称为“手稿本”）。由于类抄本经过不同程度的删削、改动，已非原汁原味，故此次再到胡佛研究院访问，又利用日记手稿的复印本对各文所引日记进行核对，并作了少量增补或修订。
    2005年我在胡佛研究院阅读蒋介石日记时，新华社有一位记者要求我简明扼要地对蒋介石“定性”，我曾说过三句话。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三、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同年在香港凤凰卫视演讲时，我曾对此作过比较详细的阐述：大陆时期，蒋介石反清、反袁（世凯）、反陈（炯明）、创立黄埔军校，是功；领导北伐，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直至胜利，是大功；1927年至1936年的“清党剿共”和1946至1949年的三年内战，是大过。台湾时期，实行土改，反对台独，是功；白色恐怖，是过。我至今仍坚持这样的看法。也许有读者不同意，或者不完全同意。这是正常的。见仁见智，说三说四，都可以，但是，要用学术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斯所祷也。
    看来，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恢复其本来面目，正确评述其功过是非，给以准确的历史定位，其事有相当难度，其时将不会很短，只有群策群力，通过长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道路解决。本书根据蒋介石的日记论述蒋介石生平的若干问题，故副题《蒋介石日记解读》，但是，本书远不足以概括蒋丰富、复杂的一生，也不足以表现蒋介石日记的丰富内容，故以后会有续集、三集的出版。
    感谢蒋方智怡女士开放蒋介石日记的无私而勇敢的决定。感谢胡佛研究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机构多年来给与的阅读便利。感谢马若孟（Myers Romon）教授、郭岱君教授、宋曹琍璇女士、潘邦正博士、林孝庭博士等许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斯为序，并期待海内外广大专家、读者的批评。
著者，2007年7月15日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之Blackwelder Court，时为第四次访问胡佛研究院也。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一、日记现状
    根据现有资料，蒋介石的日记约始于1915年，28岁，止于1972年8月，85岁，距离去世只有3年。这一年，蒋介石手肌萎缩，不能执笔，因此停止了长达57年的日记。蒋的这57年日记，遗失4年。其中1915、1916、1917三年，遗失于1918年底的福建永泰战役。当时，蒋介石遭北军袭击，孤身逃出，日记、书籍大部失落。现在能见到的1915年日记仅存13天，为蒋当年在山东任讨袁军参谋长时所记。胡佛研究院对外所称1917年日记实际是蒋自撰的回忆，题为《中华民国六年前事略》，回忆1917年以前的个人历史，并非日记。1924年的日记则可能遗失于黄埔军校时期，毛思诚在上一世纪三十年代编辑《蒋介石日记类抄》时就未能见到。因此，蒋介石日记现存53年，共63册。在中国以至世界政治家中，有这么长时段的日记存世，内容如此丰富，大概絕無仅有。
    蒋介石日记原由蒋本人保管。蒋去世后，由蒋经国保管；经国于1988年去世后，嘱其幼子蒋孝勇保管。孝勇于1996年去世后由其夫人蒋方智怡女士保管。2004年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女士动员，决定将日记寄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时间为50年。胡佛研究院的马若孟教授及郭岱君教授亲自去加拿大及美国加州的蒋宅，将这批日记携到胡佛。
    蒋介石日记的狀况并不很好。若干部分已经霉烂、损毁。胡佛研究院接受这批日记后，立即投入力量修復、保存，并用现代科技进行微縮摄影，制作复本。宋氏家族的曹琍璇女士和秦孝仪先生的高足潘邦正先生受蒋家委托对日记进行初读，对涉及个人隐私的少量内容进行技术处理。2006年3月首度向公众开放1918至1931年部分。2007年4月又开放至1945年，其余部分将陆续开放。其少量技术处理部分将在30年后全部恢复原状蒋介石日记有手稿本、仿抄本和类抄本、引录本等几种类型。胡佛研究院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绝大部分由蒋介石亲笔书写，可以称为手稿本或原稿本。蒋从早年起，即陆续命人照日记原样抄录副本。抗战时期，蒋介石离开重庆出巡，为了防止遗失，有部分日记由秘书俞国华抄存。由于这两种本子从内容到格式和手稿本都一模一样，因此可以称为仿抄本。这种仿抄本，大陆保存少数，胡佛研究院保存多数，自1920至1970，中缺1924、1948、1949各年。
    蒋介石一生崇拜曾国藩，在很多地方都模仿曾。曾国藩有日记，还有别人替他编辑的《曾文正公日记类抄》。上一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蒋介石陆续将自己的日记，来往函电、文稿等许多资料交给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管。毛即利用这批资料编辑长编性著作《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同时，毛思诚模仿《曾文正公日记类抄》的体例，将蒋的日记分类摘抄，计有党政、军务、学行、文事、杂俎、旅游、家庭、身体、气象等约十种，统名为《蒋介石日记类抄》。一般称之为“类抄本”。毛的做法是首先摘抄蒋的日记原文，然后加以文字润色，并不改变蒋的原意，所以还是可信的。但是。仍有个别地方，毛思诚为了将蒋的形象显示得更完美些，有些改动和原文相差较远。例如，蒋早年比较激进，主张将资本家“扫除殆尽”，毛思诚就改为“如不节制资本”。又如：九一八事变后，蒋日记曾有“以忍耐不屈之精神维护领土”的说法，但毛思诚却修改为：“以坚强不挠之气概吞压强虏”。这一改，蒋的形象“完美”了，但也就不真实了。
    毛在编完《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后，《类抄》和少数蒋日记的仿抄本以及其他函电、文稿等就一直保存在宁波家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氏后人将这批资料藏在夹墙里。“文革”中，红卫兵砸破墙壁，发现这批资料，逐级上报，一直送到公安部。公安部拨交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文革”后，毛氏后人将这批资料捐献给国家。
    抗战时期，蒋介石命奉化同乡王宇高、王宇正继续按分类原则摘抄自己的日记，分《困勉记》、《省克记》、《学记》、《爱记》、《游记》五种。《困勉记》记录蒋在艰难中勉力奋斗的事迹。《省克记》记录蒋的自我反省和克己修身。《学记》记录蒋的读书心得。《爱记》记蒋的人际关系和对对同事的看法。《游记》记蒋的游历。主要资料来自蒋的日记，但编者也偶采日记之外的资料，而且有些资料我们今天已经难以一一见到。其特点是用第三人称的口吻记述，和毛思诚的《蒋介石日记类抄》并不完全相同。不过，编者基本上忠实于日记。编者所述和日记摘抄常用“公曰”分隔，“公曰”以下的内容一般抄自日记手稿本，因此可以大体归入“类抄本”。不过这五种本子的文字都较日记手稿本简括，也有编者润饰、修改之处。除文字出入外，有些内容，日记手稿本没有。例如，1940年11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向重庆国民政府求和，蒋当月7日的日记手稿为：“周作民受敌方请托条件转达者，商人不察，以为较倭汪之条件减轻，其实文字变换，而内容无异也。商人只知私利，可痛！”而《困勉记》的记载则为：“此条件，不过文字变换，而内容实无少异。钱新之不察，以为较汪奸之条件减轻矣，希望政府采纳，是只知私利而不顾国家者也，可痛，”两种本子，内容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后者点出了在松冈和蒋介石之间牵线的银行家钱永铭。这一变动，一种可能为蒋介石审阅时所加，一种可能是编者根据其它资料所加。两相比较，《困勉记》这一条的史料价值显然更高。当然，手稿本也有很多有价值的史料，被《困勉记》的编者删掉了。
    蒋介石在命人编辑《困勉记》等五书之外，又命同乡孙诒等编辑《事略稿本》。这是年谱长编性的著作。全稿按年、按月、按日收录、排比与蒋的生平有关的各种资料，如文告、函电等，其中也大量摘录蒋的日记。该书上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自1927年始，止于1949年。同样，它对蒋的日记有删选，有压缩，有加工。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编者为了维护蒋的形象，对日记手稿本中的部分内容有所讳饰。有些地方，编者还曾根据后来的历史环境对手稿本的文字作过删改。例如，抗战后期，蒋介石与美国冲突时，曾经多次在日记中痛骂“美帝国主义”。这些激烈语言，在《事略稿本》中就找不到了。
    《困勉记》等五种稿本现藏于台北“国史馆”。《事略稿本》也藏于该馆，近年来陆续刊行。不过，由于该稿卷轶庞大，刊行速度较慢，全部出版恐尚须时日。
    秦孝仪主编的《蒋公总统大事长编初稿》可以视为《事略稿本》的简本。其中所引蒋的日记未作说明，也有修饰，个别改动甚至距手稿本较远。该书印数很少，属于内部资料性质。由于该书仅编至1949年，近年来，台湾学者刘维开教授等正在续编，已出1950、1951、1952三册。
    此外，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产经新闻社以日文出版了《蒋总统秘录》。为帮助该社编辑此书，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派专人摘抄、提供了包括蒋介石日记在内大量文献，因此该书在叙述蒋介石生平时曾部分引录蒋的日记。后来美国学者黄仁宇写作《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即根据《秘录》和《长编》。此后海内外学者研究蒋介石的著作，所引日记不少出于此书。其实，黄仁宇本人并未读过任何蒋日记的手稿本、仿抄本或类抄本。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事略稿本》，《蒋公总统大事长编初稿》、《蒋总统秘录》等书不以公布蒋的日记为目的，其主体部分也不是蒋的日记。勉强分类，只能称之为蒋的日记的“引录本”。至于2007年初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张秀章编著的《蒋介石日记揭秘》则是一本伪书，笔者已有两文揭露，此处不赘。

二真实性问题
    日记记录本人当日或当时亲历亲见之事或个人所为所思，不仅比较准确，而且私密度很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蒋介石一生，是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决策者，长时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从他的日记中，人们能够了解蒋介石的思想、性格、活动以至他的极为隐秘的内心世界，了解蒋介石和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特别是了解那些不见于新闻媒体、政府公报，为局外人所不可能得悉的、深藏的政治内幕。但是，蒋的日记可靠吗？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主要为写给别人看的，这种日记往往装腔作势，把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例如阎锡山的《感想日记》，满篇都是《论语》式的格言，一望而知是教人如何成圣成贤的，没有多大价值。一种是主要为写给自己看的。此类日记，目的在于自用，而不在于示人传世，其记事抒情，或为备忘，或为安排工作与生活，或为道德修养，或为总结人世经验，或为宣泄感情，往往具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蒋的日记大体属于此类。蒋虽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后生活一直比较荒唐，我曾称之为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亡命日本东京，受孙中山之命，加入中华革命党，同时尽力读书，在这一年读完曾国藩全集。深受影响，1916年，他的引路人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这件事给了蒋介石以极大刺激。“自矢立品立学，以继续英士革命事业自任。”
    他决心从此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每日静坐、反思，按儒学要求克己复礼。此后的一段日记应该比较真实。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他继续用儒学，特别是宋明道学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存天理，去人欲，日记成为他个人修身的工具。他修身的愿望是真诚的，日记自然也有相当的真实性。此后，他的日记逐渐增添新的内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记录，治兵、治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总结等。蒋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常有反思，他的日记也就相应成为反思的载体。这一段时期，蒋介石还不会想到他将来会成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要人，他的日记会长期流传，成为历史学的研究资料，因此，没有必要在日记中矫饰作假。等到他地位日隆，权势日重之后，他自然明白其日记的重要，但是，由于他继续通过日记记录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计划，提醒应注意事项，并继续用以治心修身，是为自用，而非用以示人，因此，一般会如实记录，而不会有意作假，自己骗自己。例如，他抗战期间的日记一般分几个部分：1、提要。记当日主要事件或主要心得、主要修养要求。2、预定。记一二日内应做之事。3、注意。记对国内外形势的思考和应加注意之事。4、记事，记一日所做主要之事。5、上星期反省录。6、本星期预定工作纲目。7、本月反省录。8、本月大事表。等等。假如蒋在这些项目中造假，等于是给自己造成混乱。
    说蒋记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有些事，他是“讳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系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又如，1931年的软禁胡汉民事件，蒋只记对自己有利的情况，而不利的情况就不记。再如，抗战期间，蒋介石派宋美龄去香港指导对日谈判，他就绝对不记。蒋自己就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可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同时，他的日记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自然，他所反对的人，反对的事，反对的政党和政派，常常被他扭曲。有些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样子。因此，只能说，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不是句句真实，事事真实，而且，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看蒋日记会是很大的不足，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
    蒋的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主要为示人，为公布。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
    一、蒋身前从未公布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向公众宣传，进行自我美化。当然，他会想到身后立传，使自己的事迹流传的需要，这一功能主要由《困勉记》和《事略稿本》一类著作完成。蒋一般会选择自己的同乡或亲信进行编辑，这些人自然会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删削或修改部分内容，而蒋本人也会逐本校阅，严格把关。
    二、蒋喜欢骂人。在日记中，蒋骂过许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黄郛，亲属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汉民、孙科、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下属如周至柔等，几乎没有人不被他骂，而且骂得非常狠。蒋如果考虑考虑到要示人、要公布，他就不会在日记中那样无所顾忌地骂人。
    三、在日记中，蒋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欲”之间的艰难挣扎，甚至为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自慰”等。此类事，蒋在日记中都如实记录，显然，记这些，决不是为了示人，更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高大与神圣的形象。
    因此，我的结论是，蒋介石日记是研究蒋介石，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亚洲史、世界史也有相当的价值。有经验的、精心的阅读者从中将会发现很多可以推进或加深其研究的内容，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某些既定的观点，写出更准确、更科学、也更丰富的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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